發現DNA雙螺旋結構50週年︰華生專訪 為了紀念這項發現的50週年，Scientific American總編輯倫尼（John Rennie）前往美國紐約長島冷泉港實驗室華生的辦公室，與他進行了一場訪談。華生曾經擔任冷泉港實驗室的主任長達25年，自1994年起成為冷泉港實驗室的主席。華生對於雙螺旋發現的源起、分子生物學的現況，以及圍繞著遺傳科學的爭論，都做了省思。（克里克由於健康因素，未能發表意見。）
華生：沒有，才沒有，我們當時不可能想得到，因為從來還沒有人做過DNA定序或是DNA增幅的工作。1961~62年左右，著名的澳洲免疫學者伯內特（Frank
M. Burnet）在醫學期刊發表過一篇文章，他在裡頭寫道：「DNA及分子生物學對醫學不會有什麼影響。」但是結果證明那是大錯特錯。因為當你能夠讀出DNA上頭究竟寫了些什麼時，那就會變得可能；這也是「人類基因組計畫」為什麼這麼重要的理由。 SA：那你是否承認，你的研究工作受到想像力的推動，要比野心還多一些？ 華生：我天生就好奇。好比說，我寧可讀經濟史，而不是歷史本身，因為我喜歡有所解釋。所以，如果你想對生命有所解釋，就一定得從生命的分子基礎著手。我從來不認為生命有超自然的基礎；我很幸運，帶我長大的父親沒有宗教信仰，我也就沒有那方面的問題。我母親是個有名無實的天主教徒，也僅止於此。 SA：我們回顧雙螺旋發現的競賽，很顯然不同人的個性，強烈影響了是誰最早發現以及如何發現的認定；然而，當時這項發現似乎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那時你們有好些人都很接近答案，你和克里克、加州理工學院的鮑林（Linus Pauling）、英國國王學院的威爾金斯（aurice Wilkins）和佛蘭克林（Rosalind Franklin）等，要是你和克里克當時沒有提出這項發現…… 華生：我相信在一年內就會有人提出。由於當時佛蘭克林已經要離開國王學院，我們並不曉得她在2月底已經得出B型的結構。不只是當時我們不曉得這件事，就連我在寫《雙螺旋》一書時（1968年）也還不曉得。 SA：關於威爾金斯未得到佛蘭克林的允許，就讓你看佛蘭克林拍攝的晶體照相圖，而給了你和克里克解開DNA結構的重要線索，這一點一直有所爭議。 華生：有些人說，之後你為什麼不找佛蘭克林談談，為了你看過她拍的照片而謝謝她？問題是她根本不要談，她也不和同事談這件事。她在過世前，住在克里克家中，那是個回憶當年的好機會，但她就只「往前看」。她已經失去了解開DNA結構的機會，她的心思只放在解開下一個物質的構造上。 SA：回頭來看，如果諾貝爾獎委員會將這個獎讓佛蘭克林與你及克里克分享，而不是給威爾金斯，是否會更合適呢？ 華生：我不認為如此。威爾金斯給了我們A型的晶體照片，佛蘭克林給我們的則是B型的。因此，你可以說在理想完美的世界裡，他們兩個得到諾貝爾化學獎，克里克和我得的則是生物方面的獎。那才是向我們四個人致敬的美好方式，只不過當時沒有人那樣想。 SA：結果你們把這些問題一舉都給解決了。在一個世紀裡，我們從孟德爾定律的重現天日，到確認染色體是負責遺傳的構造，再到人類大部份基因組序列的解開；而雙螺旋的發現，正好落在這段期間的正中央。以DNA來說，還有多少問題是留給後人解決的呢？前頭是否還有偉大的發現等在那裡？還是說，剩下的就只是一些零碎的補白？ 華生：我認為最主要的問題，是在染色質（chromatin，那是DNA與組織蛋白形成的動態複合物，也就是染色體的組成）。由於DNA外頭有組織蛋白包覆著，那麼染色體上的某一段DNA究竟有沒有作用，又是由誰決定的？在甲基化及外遺傳學（epigenetics，指的是DNA上頭影響基因表現的化學修飾）的層級，又發生了些什麼事情？除了DNA的序列之外，你還可能遺傳了一些別的東西；這可是目前遺傳學真正讓人興奮之處。 SA：如果你現在以研究員的身份重新起步…… 華生：我會研究基因與行為之間相關性的一些問題。你可以找到一些與行為有關的基因，但那不會告訴你大腦是怎麼運作的。我最早對科學的興趣，是鳥類如何遷徙。除非你曉得鳥類的腦袋如何運作，否則你不會知道基因怎麼能告訴鳥該遷移到哪裡去；因為你知道母鳥不會告訴幼鳥要往哪裡飛！這一定是從遺傳得來的。 SA：半世紀以來，你和克里克兩人在歷史上以及一般人的想法裡，已經牢不可分，但你們兩人幾十年來都沒有再真正合作過了，目前也一樣。你們之間的關係究竟有過怎樣的變化？你們還是朋友嗎？ 華生：我想我們還是。我們之間差了12歲，對我來說，他就像個兄長一樣。我們之間的溝通通常速度很快，那也就是說，我們的想法一致。我們在理智上都反對真理來自天啟的想法。克里克對政治沒興趣，我不認為他曾經有過。就這一點來說，他花在沉思科學的時間比我多；我就很容易為雜事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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