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孝康/報導

從今年十月間諾貝爾文學獎首度頒給華人法籍華裔流亡作家高行健以來，華人世界對於這股「高行健熱潮」的討論，正方興未艾！

（圖示：詹宏志、楊澤、蔡淑玲、黃建業、向陽）

由台北市文化局舉辦的思想月＜文化向前行＞系列，25日即以「華文世界的地圖和台灣的位置－從高行健獲諾貝爾獎談起」為題，在官邸藝文沙龍演講廳舉行座談會。座談會由詩人楊澤主持，與會者包括淡江法文系副教授蔡淑玲、前國家電影資料館館長黃建業 、作家向陽 ，以及PC HOME集團董事長詹宏志，現場討論氣氛熱烈。

楊澤引言指出，此次高行健的得獎，標示著華文從邊緣走向世界的主體位置，然而，作為一個法國籍的華人、批判自己祖國的文學家，高行健在文化與政治的兩股抗衡的力量之間，無疑地站在一個相當特殊的位置上。

蔡淑玲從閱讀高行健的《靈山》、《山海經傳》出發，先談法國當代小說的形式。她指出，法國當代小說不少以「自傳」的形式呈現，現在的自傳則傾向個人、私密考古式的寫作形式，近來，「重瞳式」－多重視角－的寫作形式更風行一時。 她認為高行健的作品，若以法文的語法來看，也具有「重瞳」的特色。藉由不同主詞之間，動詞形式的轉換，猶如運轉鏡頭般，以「你、我、他和她的不同觀點來解剖自我」。

此外，蔡淑玲也點出在高行健的作品中「性愛」與「自由」的關係。她認為高行健的作品中有著以「性愛」來對抗、解構國家（或集體）意識，和建構自我的意念，這種以「性愛」為創作導向和以「原始慾望」來為現代主義下、工具理性的西方世界找尋出路的西方架構，有異曲同工的味道。

黃建業則從近代華語電影發展史的角度，看兩岸三地的創作變化。他指出，香港電影在79年以後，大型化、商業化的轉變，以迄近年來的「香港新浪潮」、台灣電影的本地語法逐漸成形，和大陸逐步形塑發展的本地電影，都說明三地政治經濟結構的差異已經反映在影像上。

「我們要思考的是，到底是偉大的傳統重要，還是個人才重要？」黃建業說，他對於兩岸三地電影異質化、地域化的逐步發展，感到心喜。

詹宏志則是先以自身的經驗談此次高行健得獎的意義。他以二十年前在報社遭遇「諾貝爾文學獎揭曉『當晚』」的編輯經驗，指出當時必須透過層層的關係才能「接近」文學獎得主本人，說明當時這個獎項和台灣的文化和地理上都有相當大的距離。

對照二十年後，高行健一得獎，國內媒體均立即有了對高行健周遭文友近身採訪的奇異感受，「我們反而不知如何是好？」詹宏志說。

他認為，台灣已經從一個邊緣的角色走向世界的中心，而高行健的得獎也同時意味著「諾貝爾獎『神聖性』的瓦解」，「這是一個『除魅』的過程，」他說。

他同時也從讀者和出版者的角度，分別提出他的文化和經濟觀察。

在出版上，詹宏志認為，台灣是世界分工上的補充角色。在英文為主的傳播世界中，中文出版品是扮演補充者的角色，西學不足，則以中文補充。

不過，中文世界若做為一個單一語言市場（single language market），是具有規模經濟的文化出版潛力，是第二個有價值的語言。

詹宏志援引法國《Elle》、美國《Vogue》、《GQ》和日本等外資相繼來台、投入出版業；和日前雅虎購併奇摩時，雅虎總裁楊致遠所說，「要進中國，先進台灣」為例證，說明台灣將（至少是暫時）扮演全中文世界和世界接軌的角色。

作家向陽則以歷來諾貝爾文學獎具有政治干預的色彩，來說明高行健得獎的意義。他不諱言地指出，瑞典文學院授獎給以華文寫作的高行健，是為沖淡世人對諾貝爾獎存在著「歐洲中心主義」的印象。其次則是依循其獎掖「流放者」的歷史特性。此外，高行健的文學作品，在個體書寫及對抗集體性上，都具有「去中心化」、「去身分（國家）認同」、「去霸權」的三層意義。

向陽也強調，台灣的文壇、出版業，應該建立自己的主體性，透過自己的力量向國際發聲，這才是台灣在華文世界裡，應該扮演的角色。(11/27/2000 博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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