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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懸於空中的逃離──評高行健的小說文學(上)

評介／石計生 (東吳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哲學是一種鄉愁，到處在尋找回家的感覺」(Philosophy is really a homesickness, It urges to be at home everywhere.) --諾瓦力斯(Novalis)

一、

就像德國浪漫派詩人諾瓦力斯(Novalis)所言：「哲學是一種鄉愁，到處在尋找回家的感覺」，公元200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籍華人作家高行健(Gao Xingjing)也是透過文學來完成他的回家之夢，只是那將是一個永遠踩不到土地的逃離鄉愁。瑞典皇家學院所宣布的得獎理由，是為表彰高行健「作品的普遍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為中文小說藝術和戲劇開闢了新的道路」、「表現了個人為了在大眾歷史中倖存而抗爭的文學得到了再生。他是一個懷疑論者和洞察者，而並不聲稱他能解釋世界。他的本意僅僅是在寫作中尋找自由。」

這些得獎理由已經告訴我們高行健的文學藝術首先是一種現代主義(modernism)式的「朝著深奧微妙和獨特風格發展的傾向，朝向內在性、技巧表現、內心自我懷疑發展的傾向」「是把大氣流動化為啟示的意識領域裏的想像力，是時間世界裏對於災難性的偶然事件的感知。」

他的兩本小說《靈山》與《一個人的聖經》裏的主角都是沒有姓名的「你」「我」或「他」，這個人在一個看來是真實，其實只是背景音樂的地理與歷史脈絡中，在一個可以任意移動的時間中，過著蒼白、情慾的、懷疑的、沒有救贖的、虛懸於空中不能自己的生活。

如《靈山》中的「你」/「我」的中國西南黔川鄂湘等省分的旅程，是一個主角都不知道為何而去、追求什麼的旅程：「你自己也說不清楚你為什麼到這裡來，你只是偶然在火車上，閒談中聽人說起這麼個叫靈山的地方。」火車上的那名萍水相逢的人隨意說著靈山在「尤水的源頭」、「烏伊小鎮之逆水上游處」、「那裡一切都是原始生態的」，於是主角「你」因為「好奇心」所以展開了尋找靈山之旅。

另一方面，《靈山》中的「我」的出現，把讀者期待這個旅程是一個有敘事結構、肌里分明的過程徹底推翻了，因為高行健使用著現代主義文學慣有的「精神分裂式」的自我對話手法，將「我」放在另一個時空脈絡，然後再將「我」和「你」這兩個原來切割的時空，經由旅程本身展開交互作用，其內容是與性慾妥協的自由，和個人主義面對宗教神性的困惑。

「你尋找靈山的路的同時，我正沿長江漫遊，就尋找這種真實。我剛經歷一場事變，還被醫生誤診為肺癌，死神同我開了個玩笑…我早該離開那個被污染的環境，回到自然中來，找尋這種實實在在的生活。」(《靈山》，p13)

但是，「自然」卻不是不被污染的，它並不比北京那些吞雲吐霧的「我」眼裡的庸俗文人好到哪裡去，「我」在旅程中目睹了「自然」的理想國的崩解，「我」到了中國的西南熊貓保護區，「我」看到了晉朝戴凱之《竹譜》所提到的竹子的死亡「根幹將枯，花纍乃懸，籀必六十，蕧亦六年」的過程，熊貓在賴以維生的冷箭竹大量死亡的情況下，亦面臨生存危機：

「那麼這搶救熊貓有什麼科學上的價值？」我問。

「不過是個象徵，一種安慰，人需要欺騙自己，一方面去搶救一個已經失去生存能力的物種，一方面卻在加緊破壞人類自身生存的環境。這岷江兩岸，你沿途進來，森林都砍光了，連岷江都成了一條污泥江了，更別說長江。還要在三峽上攔壩修水庫！…攔江修壩且不說破壞長江流域的整個生態，一旦誘發大地震，這中下游的億萬人口都將成為魚鱉！…人掠奪大自然，自然總要報復的！」(《靈山》，p51)

高行健藉著老植物學家的口中說出了「社會」對於「自然」的迫害，致使「自然」也和「歷史」同樣成為一個他小說裡的背景音樂。

因此，高行健創作的背後所面臨的存在危機是雙重的，一方面，如剛才《靈山》中所陳述的，當「自然」本身也成為「社會」或「主義」的蹂躪範疇時，不管其動機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式的，「自然」在握有權力的「政治」假借為民服務之名下，被迅速的平面化、附屬化、終而邊陲化，成為一種「商品」或者「象徵」「符號」。另一方面，如《一個人的聖經》中顯示的，文化大革命時的

「幾年來的混戰今是而昨非，要整誰都可以羅列出一大堆罪名。人一旦被置於受審的地位，就一定要查出問題，一個人出了問題，就一定要弄成敵人，這叫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一個人的聖經》，p110)

「人都是動物。你我都是動物。」她聲音裡有種痛楚，「可你不是野獸。」「要人人都瘋了，你也就得變成野獸。」(《一個人的聖經》，p118)

他所成長的「社會」在經驗上所展示的醜陋與扭曲，使他直接否定對於所有意識型態/主義，與任何集體與制度的信任。這樣的存在雙重的危機，邏輯上的必然是，由於所有救贖的道路皆已幻滅，高行健自己以及其小說中的人物，在社會實踐上成為行動失落的一個人，在心理上回歸對於個人內心與精神世界的探索。「行動失落的一個人」既無法正面加入社會運動或對於正義與公理參贊一辭，甚且那政治上的迫害經驗上的陰影使得他終其一生產生了一個非常痛苦又真實的感覺：憎恨祖國與土地本身。逃離的高行健，在世界流亡者與虛無主義者偉大的邦鄉巴黎，這樣說著：

「你是再也不回去了。那怕有一天？有人問。不，那不是你的國家，它只在你記憶中，變成了一個暗中的源泉，湧出種說不清的情緒，這就是你個人獨有的中國，同那國家已毫無關係。」(《一個人的聖經》，p.442-44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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