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士隱/報導

但在演講中他也嚴詞批評20世紀的中國政治對文學的破壞。他同時感謝法國接納了他，使他贏得自由創作的條件；也感謝瑞典文學院「讓一個脆弱的個人，面對世界發出這一番通常未必能在公眾傳媒上聽得到的、微弱而不中聽的聲音」。

高行健首先表示，文學祇能代表作家「個人的聲音」，文學不應該弄成「國家的頌歌、民族的旗幟、政黨的喉舌，或階級與集團的代言」，如果文學「動用傳播手段，聲勢浩大，鋪天蓋地而來」，「這樣的文學也就喪失本性，不成其為文學，而變成權力和利益的代用品。」

高行健感嘆過去一個世紀，中國的政治主宰文學，使文學弄得一度奄奄一息。而「文學革命和革命文學都同樣將文學與個人置於死地」。以革命之名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討伐，如公然禁書、燒書。「作家被殺害、監禁、流放和罰以苦役的，這百年來無以計數」。

高行健特別提到毛澤東主政的時代，作家連逃亡也不可能。作家要保持獨立思考，祇好「自言自語，而且得十分隱祕」。他指出，他的長篇小說《靈山》正是他在「那些已嚴守自我審查的作品卻還遭到查禁之時著手的，純然為了排遣內心的寂寞，為自己而寫，並不指望有可能發表」。

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形容高行健的作品具有普遍價值，而高行健在得獎演說中也指出，「文學作品超越國界，通過翻譯又超越語種，進而越過地域和歷史形成的某些特定的社會習俗和人際關係，而由此又深深透出的人性，乃是人類普遍相通的」。他指出，當今的作家，都受過自己民族文化之外的多重文化的影響，因此未必要強調民族文化的特色。

高行健說，他在得獎作品《靈山》中，嘗試了各種文學的表現形式，而語言表達方式是他認為最重要的一環。

欣賞高行健作品的本屆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執行主席馬悅然就指出，高行健在《靈山》中創造了一個代表作者的「我」，而當他在去靈山的路程中被孤獨感所震撼時，高行健又創造了一個「你」，作為他本人的外化形象。而這個「你」也被同樣的孤獨感所震撼，於是高行健又創造一個「她」。至於小說中出現的很多「他」，其實又同樣是代表作者的「我」的不同外化形象。高行健透過這些人稱代名詞的投射運用，考察各種人類關係的可能範圍，及它們在個人身上的呈現。（明報月刊2000年11月號）

至於《一個人的聖經》中高行健使用第二人稱的「你」，代表作者的「此時此地」，而第三人稱「他」表示作者的「彼時彼地」。小說中每隔一章就是描寫作者流亡生活的片段。(明報月刊2000年11月號)

馬悅然表示，高行健是一個獨創的作家，在文學形式和結構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他使用的敘述技巧、意識流獨白等等都很有創意。而這些成就，就影響到作品的心理性的潛在結構。(明報月刊2000年11月號)

高行健在演說中還再度提出他所主張的「冷的文學」。這是恢復了本性的文學。 他認為，作家同讀者只要精神交流，彼此不必見面，不必交往，只通過作品溝通。文學本身不必對大眾不負有什麼義務。

他也說，「冷的文學是一種逃亡而求其生存的文學」，「是一種不讓社會扼殺而求得精神上自救的文學」，「一個民族倘竟容不下這樣一種非功利的文學，不僅是作家的不幸，也該是這個民族的悲哀。」

稍早，大陸作家協會代表曾批評諾貝爾文學獎評番委員是以政治標準選上高行健，「諾貝爾文學獎已被用於政治目的，失去了權威性」。根據BBC報導，大陸駐瑞典大使館也已經拒絕參加10日的頒獎儀式。瑞典文學院對此感到失望，但並不意外，「因為中國對待作家的手段，正是中國一直未能產生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原因」。

諾貝爾獎委員會是在今年10月12日宣布把200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高行健，得獎評語是，高行健作品的「普遍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為中文小說藝術和戲劇開闢了新的道路」。

BBC報導，高行健將在12月10日從瑞典國王卡爾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中接過諾貝爾文學獎獎狀和一張900萬克朗(94萬美元)的支票。高行健先前被問到如何處理這份獎金時，他表示希望這些錢給他帶來的舒適，不會阻止他繼續寫作。但已有部分海外流亡作家所辦的刊物，對高行健這份獎金充滿期待，認為老高會繼續贊助他們的出版。

聯合報取得諾貝爾基金會的同意，8日在聯合副刊全文刊載此篇演講稿。( 12/08/2000 博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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