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敏勇(詩人，圓神出版事業

每年秋意襲來的微涼時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揭曉，台灣的文學界也會感染一些訊息的波浪。透過一些作品的譯介和報導，台灣社會從遙遠地方拍發來的文學符碼體會到某種微弱的震顫，但隨即停息下來。

記得，波蘭女詩人辛姆波思卡（W.Szymborska，1923-）得獎的翌年，我在從英國倫敦回台灣的航程讀她的詩，並寫了一首<夜晚在航機上讀詩>，引用了她 <在某顆小星星下>的話語：「原諒我，遠去的戰爭，原諒我把鮮花帶回家。」和「原諒我，張開的傷口，原諒我刺破我的手指。」我在詩裡，想像自己與辛姆波思卡的連帶：

航機上的夜晚
細讀辛姆波思卡的詩

一些人僅僅喜歡一般的詩
她說

我是另一些人
在詩集裡聽到鹿飛奔的聲音

辛姆波思卡的詩，被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表彰「以具有諷喻的精確性，使歷史學與生物學的氛圍表現在人類現實的瑣碎片段中」。繼愛爾蘭詩人薛摩思˙黑倪（S.J.Heaney，1939-）1995年得獎，諾貝爾文學獎連續給了詩人，辛姆波思卡的得獎，意味著「對詩歌的青睞，對詩藝的崇敬，對詩人辛勤勞動的尊重。」

199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葡萄牙小說家薩拉馬戈（J.Saramago，1922-）也曾經是一位詩人，是一位拒絕官方唯一政治版本的作家，一位獨裁統治時代的異議份子。1999年得主，德國小說家葛拉軾（G.Grass，1927-）的詩人身份也十分顯著，他更是一位不附和體制的批評者，對自己國度之惡無法保持緘默。

葛拉軾和日本小說家大江健三郎（1994年得獎），都對於自己國家不吝批評。我在葛拉軾得諾貝爾文學獎時，寫過<從一扇文學之窗透露的光>和<以文學告解>，引述過分別在西方和東方的這兩位重要文學作家，我認為「文學的價值應該建立在像葛拉軾，像大江健三郎所呈現的風格上：不附和體制，而持著異議份子的立場。作家是一個異於既有政府的政府」。

我們的國度，從諾貝爾文學獎披露的得主名單學習到什麼？慨嘆台灣作家或漢語作家之無法得到獎項？或反省了我們文學情境裡充滿太多附和統治權力體制的卑屈動向？我們國度充滿了許多官方性質文學獎賞，那樣的名單有多少真正的尊崇和光榮？

記得，1980年得獎的波蘭流亡美國詩人米洛舒（C.Milosz，1911-）在他的一首詩<有贈>，尖銳地批評了一些詩的狀況：

不能挽救國家或民族的詩
是什麼詩呢？
官方謊言的共謀，
喉嚨將被割的醉鬼之歌，
大二女生的讀物。

出讀杜國清的譯介時，對照了台灣的狀況，令人汗顏。是這樣的詩人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青睞。讀了杜國清的譯介後，我也試著譯讀米洛舒的一些詩，探觸他充滿歷史反思與哲理的意象。

米洛舒在流亡美國時，對於自己賴以書寫的波蘭文的連帶感，充滿了一個詩人拯救語言的志向。他在異地以自己祖國的語文寫作，他對自己祖國的語文傾訴衷情。

你是我的祖國；我沒有其他的。
我相信你也會是一個信使
聯繫我和一些善良人民
即使他們只是少數，二十個，十個
或甚至，尚未出生。

然而，米洛舒不得不指出，自己祖國的語言在政治破壞下的降格，他直指波蘭文在那時代成為「告密者的語言/迷亂的語言/因自己的無知而病了」，卻又說「但沒有你，我又是誰？/只是一個在遙遠國度的學者，一個成功的人，沒有畏懼和屈辱。」

在我們的國度裡，詩人們重視拯救語言嗎？或是玩弄語言？我們的國度有許多生活在遙遠國度的詩人，他們對於自己原來國度使用的語言持有什麼態度？當我讀到米洛舒對自己忠實的母語說出了這樣的心意時，我的心是震顫的：

忠實的母語
也許我終究是必須嘗試拯救你的人。
……
因為災難中需要的是一些秩序和美。

是一些在災難中嘗試拯救語言，重建秩序與美的詩人，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眷顧。米洛舒因「在創作中，以絲毫不妥協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滿強烈矛盾的世界所遭逢的威脅」以及「詩中充滿人道主義的態度和藝術特性」得獎。也見證了這項榮譽。

中國流亡海外的詩人北島，也很常傳出在諾貝爾文學獎候選名單中，他是朦朧詩派中最勤於耕耘在西方世界有知名度的詩人，流亡的背景也確實提供一些被關照的機會，但他後來的作品較缺少原先被感動的因素，始終在傳聞中與諾貝爾文學獎擦身而過。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公佈，瑞典詩人川斯特默爾（Tomas Transtromer，1931-），原先也被許多人認為可望在諾貝爾獎一百週年時得獎，但消息傳來獲獎者是中國流亡法國的劇作家、小說家高行健。中國作家首度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對於漢語中文國度而言是遲早的事。但以高行健而言，可能出乎意料之外。但他畢竟是一個流亡者，多少象徵了諾貝爾文學獎的一個面相。
（轉載自10月14日自由時報自由副刊，作者授權同意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