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家書評〉李奭學評高行健著《沒有主義》


評介/李奭學(中研院文哲所助研

書名:沒有主義
作者:高行健
出版者:香港天地圖書公司
出版日期:1996年

高行健何許人也?這個問題易問難答。他以小說名聞台灣,在中國和西方世界裡,劇作家的身分似乎又更重於小說作者。待說他是個劇作家,當初他不見容於中國文藝官僚,卻因所寫一本題為《現代小說技巧初探》的書籍而起。倘籠統以「作家」目之,他日常生計則又有賴於水墨畫作等非關文字之作。撇開專業身分不談,一九八九年後他退出中共,「流亡」巴黎,不特劇作中對民運人士頗有微辭,小說《靈山》完稿後,還公開承認自己已經擺脫了「中國情懷」。他未必是林語堂謔稱自己的「一團矛盾」,然而下筆和行事庶幾乎是。

《沒有主義》與其說是高行健的評論新集,還不如說在寫上面概述的這麼一個人。全書涉及他對小說、戲劇與繪畫的觀感,同時也展現出個人的文化、語言與政治思惟。這裡所謂的「思惟」,其實就是書題中的「主義」二字。而所謂的「沒有主義」,就全書來看至少包括兩層含意:一是高行健本人不堅持任何文學藝術上的思潮,其次是我們這個時代各種「主義」橫行,而任何一種都難以支配時代,「有」等於「無」。認識及此,我們驀然驚覺:高行健何其高妙,《沒有主義》實則頗有「主意」,甚至是「主義」。

請以「語言」為例,略申此意。高行健是中、法文兩可的健筆,《沒有主義》雖有些篇什語法雜遝,文字毷氉,《靈山》等高氏注冊說部行文倒都中規中矩,幾乎不曾因法文故而致句法出常,實屬難能可貴。之所以如此,關鍵便在高氏具有強烈的語言自省力,而《沒有主義》的重點之一更在批判當代中國作家的歐化語法,不斷以漢語的純度相呼籲。這種堅持雖反映出高行健有所不為的語言人格,不過說來最有趣的卻是:此一堅持並非源自民族主義----因為高氏每能跳出家國囹圄,以華人國家遍布東亞故而堅稱所謂「中文」或「漢語」似應正名為「華語」----而是以語言的文化殊性為考量上的依據。坦白說,書中所謂中文乃文學而非科學語言等看法,高行健的觀點無甚高論,但要超拔出語言的時尚泥沼和民粹作風,非有相當的文化膽識不可。個人定見與信仰,同樣缺一不可。

高行健既以語言純度為念,自然高揭劇場上的返本主義。他力主劇場主義(theatricalism),希望綜合演員的科白,為觀眾召回現代舞台失落已久的想像力。在文字藝術方面,他則有鑒於理論壓倒作品的世態猖狂,故而一再籲請學界適可而止,切莫讓「文學變成語言學的註釋」,從而倒置了本末。

即使簡單若「流亡」的概念,高行健的看法也有異於常人,和他的語言觀互為表裡。他以為「寫作」或「文學」----推而廣之,也包括繪畫等平面藝術在內----本身即「逃亡」或「流亡」的姿態,是一種拒絕見風轉舵而自我邊緣化的過程。由是觀之,歷來以詩文說曲「自娛」而非「干碌」的文人,至少就都是社會上的「流亡者」,都隱遁在主流價值之外。高行健既屬流亡作家,自我放逐的行為之激烈當更有甚於此者。他因文學觀與戲劇表現不容於當道而見棄於共產中國,復因八九年天安門大屠殺而悍拒中國共產黨。然而隨著「文學即流亡」觀的孳生蔓衍,他也逐漸棄守以政治為疆界的傳統流亡觀,改口宣稱「流亡」是向整個世潮主流絕裂的自我放逐,甚至也要抵擋近代中國人的神主牌----民族主義----的誘惑,讓自己變成徹頭徹尾的「世界公民」。古來流亡者心繫的邦國父祖,再非高行健關懷的重點。

如此「非祖非宗」,顯示高行健確實特立獨行,已非民族與民主不分的民運人士可比。他的政治「逃亡」,至此化為精神與空間上的「遁逃」(expatriate),就像海明威等二○年代出走巴黎的美國作家一般。

《沒有主義》所透露出來的這種種繪像顯示,高行健實以布魯姆(Harold Bloom)所稱文化上旳「強勢詩人」(the strong poet)自許,即使不思主導潮流,至少不會隨著潮流起舞。他能不能當得上「強勢詩人」這個稱譽呢?這個問題應該從他的創作著手回答,然而若以《沒有主義》作為衡量的秤鉈,高行健頗見可議之處。最明顯的一點是:全書重複之處甚多,以「保持文章的完整」為由而不加剪裁是藉口,更有違書內口口聲聲所說的以「藝術」為重。當然,我們若把藉口蘊含的「率性」與「矛盾」也算作高行健的與眾不同之處,那就另當別論了。其次,就他在書內為自己的小說與戲劇所提示的策略與綱領而言,其中容或有所新異於七、八○年代的中國,放眼西方與東方得風氣之先的國家卻非高見或先見,而且大部分恐怕還要歸納為追逐西潮的結果。高行健的率性與矛盾,大有可能使他萎縮成為「弱勢詩人」(the weak poet),甚至化為自己理想的砸腳石。

高行健何許人也?在西方,他佩服惹奈與布萊希特,在中國,他服膺曹雪芹和吳敬梓等生不逢時的文人。他們在世都曾游走在社會的邊緣,寫的是不受人知的冷板凳文學,有些生前的名氣甚至沒有今日的高行健高。然而各自百年後,個個卻都晉身成為文學和劇場上的主流,變成世人共同景仰的對象。這一點不也在暗示高行健其實有一己的生命思惟和志向歸趨,絕非《沒有主義》裡所說的那麼沒有主意/主義?這個問題若可肯定,那麼高行健的書題或許可以胡適的名言「多談問題,少談主義」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