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佳玲/報導

17日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公開指出，諾貝爾文學獎是別有政治目的，不值得一評；同日，《人民網》先以〈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違背了諾貝爾遺囑〉為標題，批評在瑞典學院新聞公報中所公佈的高行健得獎的4個衡量尺度：「(一)多人物烘托一個和德國浪漫派世界詩的宏偉觀念。(二)個人為了在大眾歷史中倖存而抗爭的文學得到了再生。(三)巫術，男女調情動作為文學戲劇的基本模式。(四)不但讓中國當權者惱怒，而且在中國民主運動中引起非議。」這四點與諾貝爾的遺囑中所提出關於文學獎的得獎條件： 「(一)理想主義。(二)趨向性。(三)傑出。」及諾貝爾遺囑文特別聲明：評選不允許有國家的、民族文化和意識型態的考慮。」等，有明顯違背之處。

專稿中，並針對每一個得獎理由提出批評。所謂「多人物烘托一個人和德國浪漫派世界詩的宏偉觀念」，「不管在中國還是在其他國家，許多文學作品都採用了多人物表現一個人不同側面的寫作方法，其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紀以前。『趨向性』說的是當前和未來，否則就沒有傾向意義。」如此，這就明顯違背了諾貝爾的遺囑。

至於「德國浪漫派世界詩的宏偉觀念」，文章中也說道，「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在獲獎者的作品裡看到的是『德國浪漫派世界詩的觀念』，說明作品跟中國文學藝術的歷史和現狀都是格格不入。與其說這次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中國文學作品，不如說頒給了日耳曼詩歌；與其說是『為中文小說藝術和戲劇開闢了新的道路』，不如說是為已經成為歷史的『德國浪漫派世界詩觀念』送上了一個悼念的花圈」。

接著，提到「個人為了在大眾歷史中倖存而抗爭的文學得到了再生」的得獎理由，文章中也提出了看法，「在文化大革命中生活過的人都知道，作為當時的造反派、受害者和旁觀者，意味著三種生活狀況：造反派是追隨潮流的既得利益者，受迫害是犧牲者和受害者，而旁觀者是消極逃避。這三種生活狀況，沒有一個是文學上的『抗爭』」。

其次，關於「巫術」的問題，文章中認為「不管在美國、瑞典，還是在中國，巫術都不是『罕見』的東西，隨著文化進步，巫術也都已成為落後愚昧的東西和法律所不允許的東西。然而，諾貝爾文學評獎委員會似乎很欣賞落後愚昧，甚至把巫術的存在(不是文學虛構)稱為『無與倫比的罕見傑作』和『開挖民間戲劇資源』。這符合諾貝爾遺囑對文學作品評獎所要求的『理想主義的傾向』原則嗎？」。

還有，文章中強還強調，「諾貝爾評選委員會會把『不但讓當權者惱怒、而且在中國民主運動中引起非議』作為評選尺度，不是明顯地企圖擴大國家民族之間的不同和衝突嗎？那不是明目張膽地踐踏諾貝爾遺囑的行為嗎？」

除此之外，該文中也對於整個諾貝爾文學評選的過程提出質疑，認為「作品是一種語言文字、評獎用一種語言文字，諾貝爾文學獎的這種評選方法的價值本身就大打折扣」，以及，「這次做的『為中文小說開闢新道路』的評選，只有一個中文的院士參予，而且，據報導，這為院是跟被評選作品和作者都有個人關係。可見，從工作方法、工作過程到評選人，諾貝爾基金會的這次文學評選都是遠遠落後於時代的」。(10/18/2000，博客來)

相關連結：
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新聞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