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瓊/報導

政治環境對文學創作有什麼樣的影響？2月6日下午，龔固爾文學獎得主安德依•馬金尼和台灣資深作家葉石濤在Fnac有著幽默的對話；這兩位文學家都曾體驗過兩種不同的政治和語言環境；而兩者均認為，政治環境雖會影響文學創作，但政治會改變，文學卻是永恆。

葉石濤指出，他活過兩個時代，20歲以前生活在日本殖民地時代，「被迫」以日語為其母語，期間他讀遍全世界的文學作品及文學評論，熟悉世界文學潮流，但是有關台灣的事情卻幾乎沒有瞭解。在二次大戰之後才「變成」中國人，他經由抄寫《紅樓夢》120回的方式學習中文，但是當時的政治環境惡劣，許多台灣作家受壓迫，因此他對於台灣文學能「存活」至今感到非常值得慶幸。而1987年台灣解嚴至今，許多「母語文學」漸漸抬頭，葉石濤認為此種「多族群文學」的情況將導致台灣文學產生「難以收拾」的情況。

在俄國出生、受外祖母影響而學習法文的馬金尼對於葉石濤所說，「被迫」以一種語言為母語的情況感到相當不可思議，他表示，許多俄國人學習法文都是因為相當喜愛法文；例如：俄國曾有詩人寫下「向法國借的文學債會用俄國文學償還」的詩句，後來的普希金、托爾斯泰便償還了這債務-創作了世界著名的文學作品。而普希金也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他有二分之一的信件用法文書寫，足見俄國人對於法文的推崇與喜愛。

馬金尼問葉石濤，是否對於「被迫」學的日文感到排斥？葉石濤則用台語夾雜日語回答，直到現在，他與好友的書信往來均用日文書寫，在語言、文化上認同日本，但不認同日本政治與其統治、壓迫台灣的方式。葉石濤也說，他對於中國文化也非常喜愛，尤其魯迅和茅盾的作品。他曾因為看了毛澤東的書而鋃鐺入獄，他的「北京話」則是在牢中跟三教九流的人物學的。

葉石濤也自負地說，幾年前一位德國的學者訪問他，對於他熟讀世界文學感到非常不可置信，但是之後這位德國學者突然跟他說，唸書與文學創作的偉大與否無關，並指稱他所寫的是「三流作品」；葉石濤也謙虛地說，作家是天生的，台灣作家黃春明、李喬等人雖然看的書不如他來得多，但是文章寫得比他好。不過他認為一個作者應該廣泛地閱讀世界文學。

台灣目前有許多的「同志文學」、「女性文學」等，葉石濤表示，這並不是台灣文學，只是生活的一部份。他也認為現代作家容易落入「資本主義的陷阱」，作品迎合市場趨勢，為名利而寫作。他認為作家應本著「人性關懷」，為台灣人民而寫。

馬金尼承接此話題，他說，到故宮觀賞兵馬俑時曾聽導遊介紹中國古代有兩種文學家-「文人」和「詩匠」，詩匠是創作流行文學、無個人風格的文學創作者；而馬金尼較喜歡作品能凸顯個人風格、有民族性、並能有「世界性」的作品，例如莫泊桑莫泊桑的小說和雨果的詩。

談到文學的「世界性」，馬金尼也提到文學上的翻譯。他以一個例子說明，翻譯有時是很困難的。比利時小說《死者之位》（暫譯）描寫司機身旁邊的位子，但是匈牙利的譯者便不知如何翻譯，因為那個位子在匈牙利是指「岳母的位子」。

此外葉石濤也對《法蘭西遺囑》這本書發表了看法，他說這本書雖然不是「偉大」的書，但是一本很難得的好書，他形容這本書是「俄法雜種小說」，俄法風土文化交錯、幻想與現實混雜，雖然小說最後交代得不清不楚，但非常好看。而值得被稱為「偉大」的小說必須是要對人類「理想主義」有所貢獻的、用哲學眼光看人類走向的作品如巴爾札克、普希金等。

馬金尼聽到葉石濤說自己的作品「不偉大」，不但沒有生氣，反而說這樣他才不會有沈重的負擔；他指出之前有一個讀者說他的作品是最偉大的，因為擔心他之後寫不出好作品，所以叫他不要再寫了，就把這「遺囑」當成是最後的創作；馬金尼說，他還是會寫，並希望評論家在他死後再討論他的作品是否偉大。

回到政治國度與文學心靈的話題，葉石濤說，日本統治台灣50年之久，查禁許多漢書，而光復後不久台灣也查禁日文書，這樣的政治手段對於文學創作來講是很殘忍的，嚴重妨礙知識的吸收，他對於新政府上任與未來的政治環境對文學的影響感到樂觀，相信在自由世界中，台灣文學發展必然有所突破。

馬金尼也談到，小時候在俄國正逢中俄建交時期，常見到「工人無祖國」的旗子飄揚，但中俄斷交後便再也看不到任何旗幟了，這情況對他印象深刻，也讓他體認到政治多變、但文學傳遞給人的情感是永恆的。

最後馬金尼引用俄國古詩來對「政治國度下的文學心靈」這個主題作結論--「列寧的夢消失了，但普希金的秋天仍留下來」，政治環境會改變，但文學是永恆的，文學不應為政治「服務」。而索忍尼辛在布拉格所寫的劇本經過40年之後得以在俄國上演，也證明了詩人的勝利和文學不滅的事實。（2001/02/06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