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孝康/報導

台北國際書展今(6)日進入最後一天，風靡台灣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下午到了書展現場的劇場中心，與他的伯樂─瑞典文學院院士馬悅然及老友─台北市文化局局長龍應台，以「高行健文學的精奧及翻譯」為題展開對談。談話中，馬悅然和龍應台均不由得提及兩人結識高行健的「機」緣和「戲」緣。此時會場內外擠滿了好奇的聽眾，書展走道連穿越都不容易。幾天的書展，僅僅聯經攤位就賣出15,000本《靈山》和8,000本《一個人的聖經》。 　

在龍應台介紹兩人後，馬悅然談及與高行健相識的經過時表示，高行健的《靈山》目前已有15種譯本，未來還會有15種譯本各國出版，儘管這股諾貝爾文學獎所勾起的閱讀高行健風潮風行全球，馬悅然還是強調，諾貝爾文學獎不是冠軍比賽，因為文學價值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高行健的得獎是說明他是非常優秀的作家，並不是說他是第一名的作家。他認為高行健是個「全方位」的作家，不論長篇小說、短篇小說、理論、戲劇他都談，相當難得。 　

談到與高行健結識的經過，馬悅然形容為「『機』緣」。馬悅然表示，在一趟長途飛行的旅程中，他四川籍的太太在飛機上翻中國作家協會的期刊，無意中看了高行健的短篇《鞋匠的女兒》後，覺得非常喜歡，便推薦給馬悅然，他讀後也覺得愛不釋手，便決定要認識高行健，因而結下良緣。 　

但是，馬悅然實際上與高行健結識的經過卻是一波多折。早在88年他們真正認識之前幾年，馬悅然就曾到中國大陸，要求瑞典大使館透過中國作家協會找高行健，無柰中國作家協會竟告訴馬悅然的學生、瑞典大使館的文化參贊：沒這個人。 　

高行健在談到這段交往經過時表示，不諱言地表示，當時在北京的作家圈中，他是有名氣的，說不認識，很奇怪。高行健說，然而，當時的政治氛圍和他的文革經驗，讓他總是小心奕奕。即使瑞典大使館在最後找到他時，也只見了五分鐘的面，喝了杯啤酒。他要求如果沒有正式的邀請，並由大使館派車接他，他不會個人赴約。 　

當時，在馬悅然離開中國大陸後，仍一再要求瑞典大使館請高行健來會一面。半年後，瑞典大使館終於發出邀請函，請高行健赴瑞典大使館，並派車去接他，到了大使館，高行健看到瑞典的報紙刊登高行健的戲劇作品在瑞典上演，才知道馬悅然已將他的作品翻譯為瑞典文。最後一直到88年，兩人才見面認識。 　

龍應台則談到與高行健結識，是因「戲」結緣。她說，這段她本已遺忘的過去，在高行健的提醒後才想起。 　

也是1988年，龍應台當時初到德國，並搬入位於漢堡的新家，高行健則是初到法國，因戲劇作品《野人》在漢堡演出而來到德國，並在演出過後應邀來到龍應台家中，兩人因此結識。 　

龍應台表示，她很感謝瑞典這樣一個蕞爾小國推薦了一個值得尊敬的作家，在高行健得獎前，她就邀高行健來台北市做三個月的駐市作家，其中原因是，一個打破國家、使命、知識分子的重重綑綁的作家，請他來，既希望他能觀照台灣，也希望台灣豐富的環境，能關照這樣一個作家。 　

在會場一隅，出版高行健著作的聯經出版公司展示區，則塞滿了欲購買高行健作品的讀者，聯經行銷經理陳秋玲表示，幾天的書展，僅僅展示區就賣出15,000本《靈山》和8,000本《一個人的聖經》，佔全部銷售的7,８成。從這次的「高行健風潮」來看，如果台灣這股文化的熱情能持續，對高行健、對台灣而言，都不啻是明心見性的觀照。（2001/2/6,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