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傳統：近代自由主義之發展

　　西方政治傳統已深深地和現代自由主義嵌合在一起。現代自由主義篤信有法律才有自由，政府官員必須接受公眾輿論的監督。即便是在中世紀時期，這樣的信念也以一種形式或其它種種形式形塑出西方政治學的預設特性。極權主義和這種信念極端對反。

　　因此，只要極權主義有機會變成立憲民主政治的唯一替代，接受或否斥自由主義也就同時成為對西方政治傳統的接受或否斥。這個問題很重要，它指出我們有必要對自由主義的歷史地位重新加以評估。為了讓自由主義和西方政治傳統有最大的長遠流傳機會，立憲民主政治的支持者們就必須認真確實地返察他們自己，明白他們所承襲之思想體系的各種優點和缺點。本書的目的就是要從歷史的觀點角度來分析現代自由主義的各種問題，華特金斯教授以一種統稱為自由主義之知識史（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liberalism）的角度完成了這一目標；他以歷史上各個主要的理論家作為討論底著眼點，檢視自由主義思想成長過程中的成功、失敗與敵人…等種種經歷。最後，華特金斯全面檢測這項當前必須面對的問題，給那些鑽研這一兩難困境的現代自由主義論者提出了非常有效的界定和建議。

西方政治傳統：近代自由主義之發展



第一章　西方法治思想的淵源

在強調「法律下的自由」的概念方面，現代世界是古希臘與羅馬的直系嫡傳。此一概念確是古代以及近代的重要接觸點，而且使近代世界名正言順，自居為連綿不斷的古典傳統的解說者。從許多方面來看，與今日相去最遠者固然莫過於古典世界的生活狀況，但這一點使我們更有必要了解與西方法治思想的誕生相伴相隨的環境。在古典時期，希臘人認為城邦（city state）生活的獨特經驗使他們有別於其他民族，而在希臘人與蠻人之間劃了一道幾乎無法踰越的鴻溝。當代西方人與其他文化接觸時在了解以及溝通上遭到的重重困難，點出西方心靈的這種奇特態度從來不曾克服。任何關於當代自由主義的分析，若未能慮及歷史發軔之初即已對西方文明產生重大影響，從而使其走上獨特發展過程的諸種情況，則必不能成為一完整之分析。

世界大多數地區，偉大文明之發皇都由官僚體系所造成。任何民族若要超越單純文化的局限，必須能夠掌握充分的物質資源，使至少一部分成員在徒手維生的層次上還享有某種程度的財富與閒暇。如果要避免貧乏狹隘的地方性，它也必須擁有充分的武力資源，以便加入當代生活的主流，又不失自決的能力。要應付這些需求，除了建立由一有效官僚體系所支持的巨大軍事帝國，通常別無他法。帝國征服者使許多地方社群臣服於獨一的軍事權威之下，同時搜刮民脂民膏以支持有特權的統治群；統治者往往藉此創造出適合高度文化成就的物質環境。

由是，文明的進展通常以犧牲地方社群為代價，而政府的問題就是如何發展出軍事與官僚組織，藉以盡量利用地方資源。中國、埃及以及其他許多有名文明中心的歷史都證明了這些方法極其有效。

希臘人與羅馬人的特別處，即在於他們能在社群而非官僚的基礎上發展出高度文明。古史形成期中，「城邦」乃是政治組織的典型。由於地中海世界的特殊地理環境及其他特徵使然，一些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社會，遂能在當時流行的軍事與行政方式下維持地方的獨立，並且參與當時的歷史大事。城邦文化確實也和其他鄰近亞洲帝國一樣，主要是建立在對子民的榨取上。奴隸制度在任何地方都是重要因素，而某些更強大的城邦（尤其是斯巴達）更能夠搜刮一些非奴隸、但卻無選擇權的社群之資源。然而，和亞洲帝國所控制的廣大地區與人口比較起來，這些社群都相當小，不必經過複雜的行政程序便能管理。不論是以古代或近代的標準來看，它們所提供的文化活動發展的物質基礎都很小。以物質奢華而言，沒有任何城邦能和鄰近的帝國文化相比。然而，這些小社群的財富雖不足以築成金字塔，卻已足為其公民提供閒暇，促成高水準的文化成就。

由於古代西方政治發展的特殊性質，一開始便面臨了特殊的政治問題。類似亞洲帝國這樣的組織，必須考慮大規模的軍事與官僚組織問題，而城邦卻無須作此考慮；小社群的行政需要比較單純，可以用較簡單的方法解決。例如，雅典城邦即使是在權勢最高張的時期，也能以最單純的行政程序來處理事務。公眾事務之組織形式，使每個普通公民都能勝任最重要的事務，不必借助專業的公務員單位。因此，從一開始，希臘生活的決定性問題便都是政治而非行政的。由於城邦是公民組成的社群，因此其第一要務便是維持有效的「社群精神」（communal spirit）。只要公民團體維持其內部的忠誠與團結，一切就都沒有問題。假如公民因為私人或階級的利益衝突而互相對立，則城邦勢將難免於浩劫。因此古代西方政治的關鍵問題便是「如何建立和諧的群體行動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