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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提基號海上飄流記

康提基號海上飄流記

The Kon-TiKi Exp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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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一場長達四千三百浬的驚心動魄海上木筏歷險!全球狂賣二千萬冊,印行六十七種語言版本! 一九三七年,本書作者海爾達受玻里尼西亞民間傳說的啟發,懷疑第一批在這些南海島嶼定居的人類並非來自亞洲,而是來自東方數千哩遠的南美大陸。然而,沒人願意相信這個理論,因為「印地安人僅僅擁有無蓬的筏,根本不可能發現太平洋群島」。於是,他決心以實例驗證他的遷移理論,一場傳奇航行於焉展開。 ──「我打算搭木筏橫越太平洋,好證明『南太平洋群島上有秘魯人居住』這個理論,你要一起來嗎?……請立即回覆。」就這樣,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海爾達和五名夥伴坐上一艘以傳說中的太陽神康提基命名的原始白塞木筏,從祕魯的卡瑤港出發。隨後三個月,這六人漂流在汪洋大海上,獨力面對兇猛肆虐的暴風雨,與鯨魚和小螃蟹結成好友,也和數不清的鯊魚奮戰。最後,他們看到了陸地──玻里尼西亞的普卡普卡島……然而,洋流卻將木筏帶離這座島嶼,他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它從視線內慢慢消失…… 這本耐人尋味的書,生動記錄了在幾乎沒有勝算的情況下,這六位大冒險家如何在亡命邊緣掙扎求生;更以幽默的筆調描寫他們和無數海裡生物大打遭遇戰,以及面對嚴酷航海試煉的過程,可說是人類對抗大海的一首動人英雄史詩,也是最具張力的冒險故事。 「一部令人難以置信的冒險故事,卻絕對是真實的。」 ──英國小說家毛姆(Somerset Maugham) 「冒險故事裡的絕妙佳構……值得一讀再讀。」 ──《鄉村生活》雜誌 「令人讚嘆的一本著作!每一頁都使你情緒波動、神經緊張、精神振奮。」──《芝加哥論壇報》 「生動的描述令人不禁神往。」

 

導讀

肉身冒險寫學術論文

  大膽假設,搏命求證

  「康提基號」(Kon-Tiki)既是一艘船的名字,也是一個理論假設。

  要說「康提基號」是一艘船,倒不如說它是一隻可被海水浸透的木筏,是一種用南美洲盛產的輕木(Balsa,或譯西印度輕木或是白塞木)所做的簡易木筏;它沒有自己的動力,航海時依賴的是季節循環的洋流和簡易的風帆,一種道道地地的「漂流式」航行。

  但為什麼要建造一隻這樣的木筏,並冒險用它來航行南太平洋呢?那是為了    一個理論,或者說,為了求證一個學術上大膽的假設。

  挪威民族學者索爾.海爾達(Thor Heyerdahl, 1914-)相信,散居在大洋洲玻里尼西亞人的古代祖先極可能來自於南美洲,而在歐洲人還沒有到達南美洲以前,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只造有輕木筏,並沒有其他更進一步的航行工具,如果如此,白塞木筏一定有能力航行至玻里尼西亞諸島(海爾達甚至相信,能夠建造巨大金字塔的印加人不會不知道如何建造更好的船隻,而是輕木筏比任何船隻都適合這種大洋航行)。

  為了證明這個假設,海爾達建造了一艘古代印加人的傳統輕木筏,並以印加人的古帝王為名,稱它為「康提基」(太陽之子)。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三十二歲的海爾達與其他五位從事研究的同伴,一起登上了這隻看似不禁風浪的「康提基號」輕木筏,從秘魯西海岸的卡瑤港(Callo)出發下水,靠著赤道之南向西流動的洪堡洋流(Humboldt Current,或稱秘魯洋流)的載浮推送,一百零一天之後,他們在汪洋大海中航行(或漂流)了八千公里(差不多是紐約到莫斯科的距離),竟然真的如海爾達所預期,「康提基號」安全抵達了大溪地(Tahiti)島嶼的海岸,完成了近乎瘋狂的壯舉,也證明了這個假設的可行性與可能性。這可說是一篇用肉身海上探險所寫成的奇特「學術論文」。

  全世界的讀者與觀眾都被這個驚人的海上冒險場面所感動,也幾乎相信了(或聽聞了)海爾達獨排眾議的論證與主張;但後來更多的人種研究結果(包括新技術DNA檢定)都傾向於相信,大洋洲諸民族的來源應該是亞洲而不是南美。海爾達離經叛道的學術論點大致上是被推翻否定了,他也許只證明了白塞木筏有著現代科學所不知的遠洋航行能力(有的學者更刻薄,說這只不過證明了挪威人是很好的水手);但他這一趟出人意表、充滿想像力的「求證之旅」,獨特的學術追求性格加上浪漫的英勇冒險傳奇,卻成了歷史上不可磨滅的海上旅行經典行動;而他在一九四八年以挪威文、以及一九五○年以英文出版的《康提基號海上漂流記:乘木筏橫渡南海》(The Kon-Tiki Expedition: By Raft Across the South Seas),也同時成了時間無法動搖的旅行記述經典。

  回歸自然,綠色安息

  這種「探險式研究」(adventure-cum-research)或「研究式探險」,也就在海爾達「康提基號」石破天驚的創新之後開了端;從此之後,各式各樣試圖重建或再現古代航具與航線的行動簡直是不勝枚舉,海爾達自己,也繼續使用這種方法,來證明某些古老航行路線和方法的可能性。譬如他另一個著名的古船探險實驗,是他在一九六九年的「拉號探險」(The Ra Expedition);這一次他重建了一艘古埃及人用紙草(papyrus)做成的草船,企圖證明古埃及人以這樣的船隻也能有相當的遠洋航行能力。一九七七年,海爾達再度重建了一艘史前船隻,那是仿蘇美人使用的蘆葦船,試圖利用傳統的季風航行,從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河流航出波斯灣,一路要航向非洲。

  其他帶有同樣思想與能力的探險者,也試著把這種研究和探險混合的「再現之旅」推向另一種高峰,隨手可得的例子是英國一位當代探險家提姆.謝韋侖(Tim Severin, 1940- )。謝韋侖「研究探險」的嘗試很多,包括以皮革船航入大西洋、以阿拉伯古代帆船從阿曼直達中國、以竹筏入太平洋等等,都是膾炙人口的探險故事,而他記錄下來的作品,也有幾部是著名的旅行文學得獎作品。其中他仿製維多利亞時代生物學家亞爾佛德.羅素.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1913)遊印尼諸島(當時稱為「馬來群島」)的印尼土船,並以之追隨華萊士的足蹤,寫成《香料群島之旅》(The Spice Islands Voyage: In Search of Wallace, 1997)一書,這本書已經由馬可孛羅出版中文版,讀者已可看見「探險式研究」的一脈相傳。

  謝韋侖受海爾達的影響當然毋庸置疑,但他的行動也受蔭於海爾達。謝韋侖在一篇文章中說到,他找皮革匠製造仿古船隻時,皮革匠對這個奇怪的製作要求無法了解,他只要說:「這是一種愛爾蘭式的康提基號。」("It is sort of an Irish Kon-Tiki.")工匠們就全聽懂了。這也可以想見當年康提基號的轟動程度,幾乎是到了家喻戶曉的地步。

  海爾達在二十世紀是個獨特而先知式的人物,遠在一九三七年,他就決心帶著新婚的妻子李芙(Liv)前往南太平洋的小島,過他所謂的回歸自然的實驗,他在後來的自傳《綠色安息日》(Green Was the Earth On the Seventh Day: Memories and Journeys of a Lifetime, 1997,中譯本馬可孛羅出版,1999)提到這個決定:「在那裡可以進行我們的實驗:回到森林裡,拋掉現代的一切,包括文化和文明,縱身跳進過去數千年的時空,用早期人類的生活方式,過一種極為富裕卻極其簡單的生活。」

  這個實驗比康提基號的航海更早十年,過程也是驚險萬狀;這種伊甸園式的實驗把他們帶到馬貴斯群島(Marquesas Islands)中的法圖希瓦島(Fatu-Hiva),距離後來康提基號漂洋著陸的地點僅在咫尺,真是彷若天意。事實上,他在島上聽到老人說先民從大陸乘船而來,加上聽洋流沖刷海岸的聲音,是啟發他展開康提基號探險的源頭;一件事導向另一件事,人生因緣如此,有時也令人驚嘆。

  康提基號另有一個插曲,也值得提供笑談。在一九四六年,三十二歲的海爾達正在為康提基號探險奔走之際,他帶了「求證之旅」的計劃拜訪美國《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的總編輯,問他們是否願意提供一點小額的預付稿費,取得未來探險行動的刊載文字;但這位年輕的挪威人類學者的學術資歷實在太單薄了,輕木筏橫渡太平洋的計劃也太荒唐了,向來贊助探險活動不遺餘力的《國家地理雜誌》竟然無動於衷地拒絕了海爾達。結果,輕木筏越洋航行成了二十世紀最扣人心弦的冒險行動,它的記錄文字(也就是本書)被譯成超過六十種語言。這位拒絕海爾達的可憐總編輯,不管他一生做對多少事,直到退休以前,他都被稱為「那位拒絕康提基號的人」(The man who say no to Kon-Tiki)。

詹宏志

編輯前言

  探險家的事業

  探險家的事業並不是從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才開始的,至少,早在哥倫布向西航行一千多年前,中國的大探險家法顯(319-414)就已經完成了一項轟轟烈烈的壯舉,書上記載說:「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國(編按:指今日的中印度),停六年,還三年,達青州,凡所遊歷,減三十國。」法顯旅行中所克服的困難並不比後代探險家稍有遜色,我們看他留下的「度沙河」(穿越戈壁沙漠)記錄說:「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這個記載,又與一千五百年後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穿越戈壁的記錄何其相似?從法顯,到玄奘,再到鄭和,探險旅行的大行動,本來中國人是不遑多讓的。

  有意思的是,中國歷史上的探險旅行,多半是帶回知識與文化,改變了「自己」;但近代西方探險旅行卻是輸出了殖民和帝國,改變了「別人」。(中國歷史不能說沒有這樣的例子,也許班超的「武裝使節團」就是一路結盟一路打,霸權行徑近乎近代的帝國主義。)何以中西探險文化態度有此根本差異,應該是旅行史上一個有趣的題目。

  哥倫布以降的近代探險旅行(所謂的「大發現」),是「強國」的事業,華人不與焉。使得一個對世界知識高速進步的時代,我們瞠乎其後;過去幾百年間,西方探險英雄行走八方,留下的「探險文獻」波瀾壯闊,我們徒然在這個「大行動」裡,成了靜態的「被觀看者」,無力起而觀看別人。又因為這「被觀看」的地位,讓我們在閱讀那些「發現者」的描述文章時,並不完全感到舒適(他們所說的蠻荒,有時就是我們的家鄉);現在,通過知識家的解構努力,我們終於知道使我們不舒適的其中一個解釋,就是薩依德(Edward W. Said)所說的「東方幻想」(Orientalism)。這可能是過去百年來,中文世界對「西方探險經典」譯介工作並不熱衷的原因吧?或者是因為透過異文化的眼睛,我們也看到頹唐的自己,情何以堪吧?

  編輯人的志業

  這當然是一個巨大的損失,探險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大內容;不了解近兩百年的探險經典,就不容易體會西方文化中闖入、突破、征服的內在特質。而近兩百年的探險行動,也的確是人類活動中最精彩、最富戲劇性的一幕;當旅行被逼到極限時,許多人的能力、品性,都將以另種方式呈現,那個時候,我們也才知道,人的鄙下和高貴可以伸展到什麼地步。

  西方的旅行文學也不只是穿破、征服這一條路線,另一個在異文化觀照下逐步認識自己的「旅行文學」傳統,也是使我們值得重新認識西方旅行文學的理由。也許可以從金雷克(Alexander W. Kinglake, 1809-1891)的<日昇之處>(Eothen, 1844)開始起算,標示著一種謙卑觀看別人,悄悄了解自己的旅行文學的進展。這個傳統,一直也藏在某些品質獨特的旅行家身上,譬如流浪於阿拉伯沙漠,寫下不朽的<古沙國游記>(Arabia Deserta, 1888)的旅行家查爾士.道諦(Charles Doughty, 1843-1926),就是一位向沙漠民族學習的人。而當代的旅行探險家,更是深受這個傳統影響,「新的旅行家像是一個來去孤單的影子,對旅行地沒有重量,也不留下影響。大部分的旅行內容發生在內在,不發生在外部。現代旅行文學比起歷史上任何時刻都深刻而豐富,因為積累已厚,了解遂深,載諸文字也就漸漸脫離了獵奇采風,進入意蘊無窮之境。」這些話,我已經說過了。

  現在,被觀看者的苦楚情勢已變,輪到我們要去觀看別人了。且慢,在我們出發之前,我們知道過去那些鑿空探險的人曾經想過什麼嗎?我們知道那些善於行走、善於反省的旅行家們說過什麼嗎?現在,是輪到我們閱讀、我們思考、我們書寫的時候。

  在這樣的時候,是不是<旅行與探險經典>的工作已經成熟?是不是該有人把他讀了二十年的書整理出一條線索,就像前面的探險者為後來者畫地圖一樣?通過這個工作,一方面是知識,一方面是樂趣,讓我們都得以按圖索驥,安然穿越大漠?

  這當然是填補過去中文出版空白的工作,它的前驅性格也勢必帶來爭議。好在前行的編輯者已為我做好心理建設,旅行家艾瑞克.紐比(Eric Newby, 1919- )在編<旅行家故事集>(A Book of Traveller’s Tales, 1985)時,就轉引別人的話說:「別退卻,別解釋,把事做成,笑吠由他。」(Never retreat. Never explain. Get it done and let them howl.)

  這千萬字的編輯工作又何其漫長,我們必須擁有在大海上漂流的決心、堅信和堅忍,才能有一天重見陸地。讓我們每天都持續工作,一如哥倫布的航海日記所記:「今天我們繼續航行,方向西南西。」

詹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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