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很早以前，就想寫一部「中國政治制度史」。一則我認為政治乃文化體系中一要目。尤其如中國，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更其是儒家的抱負，一向著重修齊治平。要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絕不該忽略中國傳統政治。辛亥前後，由於革命宣傳，把秦以後政治傳統，「專制黑暗」四字筆抹殺。因於對傳統政治之忽視，而加深了對傳統文化之誤解。我們若要平心客觀地來檢討中國文化，自該檢討傳統政治。這是我想寫中國政治制度史之第一因。

　　再則我認為政治制，必然得自根自生，縱使有些可以從國外移來，也必然先與其本國傳統，有一番融和溝通。纔能真實發生相當的作用。否則無生命的政治，無配合的制，決然無法長成。換言之，制度必須與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後，人人言變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視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一切人事自會隨制度而團變。因此只想把外現成制，模倣鈔襲。甚至不惜摧殘人事來遷就制。在「新文化運動」時期，一面高唱民，一面痛斥舊傳統、舊文化。我們試問：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與此一民族之文化傳統有關聯，而只經幾個人的提倡，便可安裝得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絕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歷史經驗論，任何一制度絕不能有利而無弊。任何一制度，亦絕不能歷久而不變。歷史上一切已往制度俱如是，當前的現實制度，也何嘗不如是？我們若不著重本身人事，專求模倣別人的制，結果別人制度勢必追隨他們的人事而變。我們也還得追隨而變，那是何等的愚蠢。其實中國歷史上已往一切制度傳統，只要已經沿襲到一百兩百年的，也何嘗不與當時人事相配合。又何嘗是專出於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專制黑暗」四字來抹殺？這是我想寫一部中國政治制度史之第二因。

　　但由於國家大局之動盪，私人生活之不安定，而自己想寫的，感到比這一部書更重要的也還有，因此此書終於沒有寫。

　　民國四十一年三四月間，承何敬之先生要我在戰略顧問委員會講演「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但講期只有五次，每次只限兩小時；又為旅途匆促，以及其他條件，並不能對歷史上傳統制度詳細陳述，精密發揮，只擇漢、唐、宋、明、清五代略舉大綱。本來想再就講演紀錄把在講演未及提到的，略事增補；不幸講演完成，我即負傷養病。在此期間，沒有精力對此講稿再事改進。只得就原紀錄稿有與原講義旨走失處稍稍校正，而其他不再潤飾了。將來若償宿願，能寫出一部較詳備的「中國政治制度史」，則屬至幸。而此書得以搶先呈教於讀者之前，亦可稍自欣慰，並在致謝何先生之美意。若無何先生這一番督命，連此小書，也不會有倉促完成之望的。中華民國四十一年八月錢穆在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