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新說：勇於擇善固執

自序/傅佩榮

　　孟子的年代大約在公元前三七二至二八九年之間，比孔子晚了一個多世紀。當時是戰國時代中期，天下的局勢更為混亂，有理想的讀書人也更為少見了。不過，讓人深感驚訝的是，孟子懷有十足的信心，以他卓越的口才，到處宣揚儒家的思想，在氣勢上頗有「一夫當關」的姿態，而在言論上則是深刻與圓融兼而有之，使儒家學說顯得更為完美。

　　譬如，孔子經常與學生談論「仁」，意思是要因材施教，指引學生走上正確的人生之路。換言之，「仁」字有「人之道」的含意。到了《中庸》，就明白肯定了：「人之道，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於是，「擇善固執」一詞成為儒家的處世原則。但是，有些人誤會了「固執」的意思，以為那是頑固而不知變通；同時又以為「擇善」是選擇自己所認定的善，由此形成封閉而自大的心態。幸好孟子及時出現，以他的言行做為「擇善固執」的見證。擇善需要靈活的智慧，固執有賴過人的勇氣；智慧加上勇氣，同時還以「仁義」為其核心，然後才有可能走向至善的境界。《大學》裡面所標舉的「三達德」（智仁勇），在孟子身上具體的展現出來了。

　　孟子是怎麼做到的呢？首先是修養工夫，以「不動心」為其初步階段，這時需要的是勇氣。他在勇於對抗與勇於無懼之外，特別推崇孔子的勇於自反；因為唯有如此，才可合乎道義的要求，並且這種要求是由內而發的，稱為「集義」。集義是不斷實踐道義的行為，最後的成果是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學習孔子而能有如此親切的體認，並且說得出其中道理的，實以孟子為主要代表。

　　明白孔子學說是一回事，真正在自己的時代與社會中身體力行，則是另一回事。孟子與諸侯及權貴之士的往來態度與言談立場，足以證明他是兼顧兩者的人物。他提出「民貴君輕」的說法，主張「君臣相待」不可單向而無禮，他欣賞自動奮興的「豪傑之士」，大聲為「狂者狷者」提出辯護，並且嚴厲抨擊四面討好的「鄉愿」。這些言行足以振聾發瞶。

　　他進而為聖賢畫分類型，認為聖人有四品，亦即清者、任者、和者、時者，讓每一個人可以依其性向而選擇效法的典型。同時他以孔子為最高典範，因為孔子在聖德之外還有與時俱進的智慧，無異於充分實現了人的秉賦，足以做為萬世師表。像孔子這樣的君子，可以做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單單是這樣一句描述，就足以彰顯人類生命既豐富偉大又高尚得難以想像的潛能了。

　　孟子的說法並非憑空幻想。他再度發揮分類的專長，把人生修養分為六重境界，就是：善、信、美、大、聖、神。首先是善，那是因為人性向善，所以只要真誠面對自己，就會由「心之可欲」而發現善；其次是信（真），只有自己實踐了善，才是一個真正的人；接著是完完全全實踐了善，稱為「充實之謂美」；然後，發出德行的光輝，成為大人；進而可以「化民成俗」，稱為聖人；最後則是「不可知之」的妙境，名之為「神」，亦即「天人合德」。

　　孟子與孔子一樣，相信「天」會主導一切，同時也接受「命」的安排。在天與命之間，則是人類實現潛能以走向完美的廣大領域。體認了此一道理，則可明白自己內在並無欠缺，而可以說：「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儒家的快樂，其故在此。

　　本書根據上述理解，分為四輯，依序是：修養工夫示範，堅持人生正途，效法聖賢典範，以及辨析義理之樂。有關《孟子》原典的白話翻譯以及內容解說，請參考筆者的《解讀孟子》（立緒版）。有關孔子與孟子一系列五本簡介，至此告一段落。但願這幾本小書對於年輕朋友能有些許幫助，可以共同來品味儒家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