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與性格

從「轉型正義」談起

◎ 紀大偉

　　最近「轉型正義」廣受討論。在社會「轉型」之後（如，舊的執政者下台之後、在戰爭結束之後），該如何伸張「正義」？諸如「二二八」，「白色恐怖」，「慰安婦」，「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等等事件，都和轉型正義課題息息相關。該補償多少，才對得起受害者？該向加害者索賠多少，才能平息眾怒？應該血債血還、以眼還眼嗎？

　　復仇式的正義讓人痛快，卻也會引起新一波的社會動盪。「以德報怨」、「特赦」等等措施，被認為比較不會引起社會騷動，但是民眾可以很慷慨地原諒一切嗎？

　　轉型正義，功用在於處理仇恨。而仇恨，向來普遍存在世界各地。早在二次大戰之前，猶太人就飽受其他歐洲人仇視。納粹德國對於猶太人的仇恨化為血淋淋的具體行動，對猶太人大肆虐殺。時至今日，世人仍然忙著收拾納粹浩劫之後的轉型正義。第一世界對猶太人充滿愧疚，便襄助猶太人在阿拉伯人的土地上建立以色列。結果，原本德國和猶太人之間的忿怨，轉型成為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仇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彼此屠殺不休的時候，大批阿拉伯人湧入歐洲──畢竟歐洲長期殖民阿拉伯世界，歐洲和阿拉伯人之間也有轉型正義要處理。阿拉伯人在歐洲儼然接收了猶太人的昔日角色：阿拉伯新移民飽受排擠歧視（和昔日猶太人一樣），住在圈圍起來的次等特區（和昔日猶太人一樣），只能從事社會看不起的工作（和昔日猶太人一樣）。歐洲的有色人種少年在街上放火燒車，借屍還魂的「新納粹」專找有色人種麻煩。

　　我從轉型正義談到仇恨，從台灣談到中東，是想要在世界地圖上同時找出台灣讀者和《性與性格》這部奇書的位置。奧托‧魏寧格的《性與性格》在一百年前的維也納面世，在時間空間上似乎距離台灣很遠，但我要說，其實並不遠。台灣人對於族群之間的仇恨並不陌生，而《性與性格》就是以族群仇恨著稱於世。讀者會發現，這本書竟然似曾相識。此書用偏激的口吻大談兩性關係，而這種浮誇風格在當前國內外流行的各種「婚姻教戰手冊」、「如何看破女人的真相」、「如何把兒子教育成真正的男子漢」書籍之中並不少見。在坊間，保守派與開明派的性學書、大眾心理學書、新男性論述〔如暢銷名著《鐵約翰》（Iron John）〕，以及命理書之中，都經常出現《性與性格》的類似言論。

　　既然如此，至少有三個問題要解決：（一）如果《性與性格》和現在的流行書很像，它還有什麼特別之處嗎？為什麼還要留意它？（二）先前我說此書呈現了族群之間的仇恨，可是這本書從書名到內容都在談兩性關係。為什麼我從族群問題和兩性問題之間跳來跳去？（三）此書看起來只是言論比較聳動而已，為什麼要把這種偏激的言論說成是仇恨？這種言論是不是也該享受言論自由？

　　一，《性與性格》和當前流行書，相似也相異。將前者和後者放在一起對照來看，特別有意思。兩者相似的原因之一是都在因應時代的性焦慮。引起焦慮的時代風流人物，就是社會地位慢慢提高的女人，以及女性化的男人。女人崛起和男人陰性化等等現象，都挑戰了男上女下的權力關係，也因此在百年前的維也納以及在百年後的今日威脅了主流社會價值。這種性焦慮如何熬過百年的歷史波折而不墜，就是值得思考的。

　　《性與性格》和當今讀物最明顯的差異，在於年紀。這本百年老書是歷史文件，具有歷史價值。我在這裡要強調「歷史」這個詞：這個詞並不只意味「古老」（意涵是靜態的），也意味「看遍時代的起起伏伏」（意涵是動態的）。《性與性格》在百年前一出版就成為暢銷書，被譯為多種語言席捲歐洲，被希特勒本人稱讚（因為此書批評猶太人），卻又被納粹查禁（因為此書作者魏寧格是猶太人），在近二十年來的德國重新流行──這部書的命運，就是起起伏伏的歷史，值得考查。

　　此書與許多歷史著名人物的「交集」，長年為人傳頌。佛洛伊德，卡夫卡，哲學家維根斯坦等人，都與此書發生「交集」。不少人認為《性與性格》「影響」了這些名人，但我寧可使用「交集」（意涵比較中立）而不用「影響」（意涵比較強烈）──有些學者也指出，這些名人和《性與性格》的關係很難斷定。並沒有確切証據顯示卡夫卡是先看了《性與性格》才在小說中寫出畸零的父子關係、男女關係。比較中肯的說法是，卡夫卡、佛洛伊德等人和魏寧格，同樣關注類似的時代問題（性焦慮，猶太人的處境等等）。不過，光是這些交集，就已經可觀。為什麼那個時代的諸多知識分子都在關心同樣的議題？是不是他們都同樣被「時代精神」（Zeitgeist）所制約了？而這些知識分子，是否可以不走《性與性格》的路，而另找出路？

　　二，《性與性格》既是在談兩性關係，也是在談族群關係。此書在兩種關係之間滑來滑去。此書認為，男性和女性的關係，就等同德國人和猶太人的關係：男性和德國亞利安人都是高尚的，而女性和猶太人都是低下的。按照這種說法，女人要出頭，就要盡量不像女人；而猶太男人若要自強，就要盡量不像猶太人，而且要不像女人。魏寧格強調，猶太男人是女性化的，因而低賤。

　　既然《性與性格》將兩性關係和族群關係交織並談，讀者就很難只看見一邊而不理另一邊。有些讀者認為魏寧格罵猶太人罵得好，說不定他們心中其實是想要罵女人；同時，認為魏寧格罵女人罵得好的讀者，恐怕心裡想罵猶太人。

　　今日讀者可能會覺得魏寧格的主張讓人毛骨悚然：為什麼要貶低一個性別（女性），以及一個族群（猶太人）？不過話說回來，讀者只要在台灣社會四處張望，就可以發現某些性別被打壓（女人，不男不女的人），某些族群被歧視（已經包括外籍新娘，外勞）──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在世界各處都有，只不過，人們未必像魏寧格一樣口無遮攔。魏寧格理直氣壯，甚至認為他自己良心苦口──他忠言逆耳的意見是給女人和猶太人的良心建議，讓她∕他們擺脫女人和猶太人的身份。

　　魏寧格自己是猶太人。當時流行一種刻板印象，強調猶太男人比較女性化（而且比較情緒化、神經質）。既然如此，他為什麼要批判猶太人和女人？許多人說，魏寧格憎恨自己，所以他不准自己當猶太人，不准自己身上有女人味。我們也可以接著問，魏寧格為什麼要自我憎恨？此時，就不得不回顧他的時代背景。一百年前的維也納，是德語世界的大都會，多種族群並存：主流的亞利安人具優勢，而已經在維也納住了好幾代的猶太人仍然被人當作次等人，剛剛從東歐移入維也納的猶太人更被推至社會底層。魏寧格以及無數想要進入上流社會的猶太人，就只好向亞利安人看齊，而把猶太人踩在腳底下。這種奇異的族群認同心境，在台灣歷史上也有許多例子。在吳濁流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中，男主角就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日本人，中國人，還是台灣人，結果發瘋。

　　三，《性與性別》究竟是在表達自由言論，還是在鼓足仇恨呢？老實說，自由言論和仇恨言論之間的界線，很難明確畫出來；就算畫出來了，界線也會游移。我們不妨想想：台灣扣應節目充斥的言論，究竟是該保護的自由言論，還是該批判的仇恨言論？而這些言論，又和族群以及性別的刻板印象有何牽連？我們是不是會不自覺地說「某族群懶惰不上進」，「某族群對於兩性關係很隨便」，然後讓這些刻板印象延伸為埋藏偏見的言論，釀成難以收拾的仇恨？

　　不時有人呼籲「不要有仇恨」。沒有仇恨當然很好，但我感嘆這種期望不免徒勞。仇恨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轉型正義並沒有辦法完美地蓋棺論定──仇恨並不會乖乖壓在棺下面，反而會從棺的細縫一再滲出來。光從猶太人的命運來看，就知道和他們牽涉的轉型正義一直到今天還沒有成功達成任務。我們沒辦法期盼一個完全沒有仇恨的烏托邦，只能希望我們一直有力量面對一再冒出來的仇恨。《性與性格》這份歷史文件，就是一面仇恨的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