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原點──在另一個黑夜中尋找星星
人生無法重來，但是，對於人生的想望可以回到原點。
對我來說，過去十五年記者生涯的原點，是從很小的時候，母親鼓勵我寫出一篇篇作文，投稿到《王子》雜誌和《國語日報》開始。
我的母親鄭也女士，雖然只有小學肄業，卻很神奇地了解閱讀與寫作的美好。她自己看不懂書，卻常常帶我和弟弟走很長的路，到離家裡最近的一間小圖書館借書，或是坐很遠的公車，去八德路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大開眼界，我的童年就這樣從薛仁貴征東、羅通掃北看到福爾摩斯與亞森羅蘋。
後來高中聯考沒考好，五專聯考卻上了台北工專，親友都建議男孩子應該朝理工發展才有前途，只有母親了解他的兒子根本不是這塊料，獨排眾議成全我想要讀大學的固執念頭；沒想到我在高中校刊社混了三年，大學聯考當然落榜，母親再度承受周遭冷眼嘲諷，陪我走過人生最黯淡的南陽街重考歲月。
沒有母親的一路守護，我不可能在台大校園感染自由學風；沒有母親的開明民主，我無法自由率性投入新聞志業。沒有母親，我的人生將會是完全不同的風景。
一九九一年退伍後，為了讓我的第一次工作面試留下好印象，幾乎從來不到百貨公司購物的母親，硬是狠下心帶我去百貨公司買了生平第一套西裝。我從領到第一份薪水起就只留下生活費，其餘全數交給母親償還被親戚拖累的舊債。母親、我和弟弟三人相依為命，並不以人生為苦。
剛當記者時主跑街頭群眾運動，汽油彈、火燒車、鎮暴警察、噴水驅離都不陌生，母親三天兩頭掛念注意安危；後來開始寫起評論文章，筆下流彈四射炮火猛烈，母親提心弔膽還是放不了心。等到街頭風平浪靜、評論較會拿捏分寸，母親卻又在每天剪報留存後叨念著兒子睡眠太少。
如果人生可以重來，我會希望，二○○五年以不同作品獲得曾虛白、吳舜文、卓越等三項新聞獎的幸運，能夠在母親生前出現。母親過世第三年，三度站上頒獎台致詞時，再多的言語都無法述說母親對我的深遠影響，再多的感念都難以彌補母親未及目睹的遺憾。
台灣傳播生態愈來愈惡劣，新聞工作者的專業尊嚴更不斷下降，在這種長期焦慮掙扎的環境中，我不斷試圖在體制外媒體改革運動尋找出路，並在主流媒體內爭取突圍空間，但也幾度疲憊無力到想要離去。
在這些沮喪倦勤的時候，我在母親無怨無悔呵護下學會的正面思考與樂觀性格，總是一次次鼓舞自己不要輕言放棄。因為母親很早就讓我懂得，人生最重要的不是獲得了什麼東西，而是自己的選擇有沒有意義。只要基本價值與信念依舊存在，最初的熱情就不會完全消失。
我也在母親身上學會堅強與從容。學會堅強，才能面對新聞工作的巨大壓力、隨時可能出錯、永遠無法完美、以及外界的批判質疑；學會從容，才能以耐心拉近理想與現實的距離，以歷史視野看待當下的新聞工作，並且嘗試將挫折無力轉化為屬於自己的生命厚度。
儘管如此，我在人生功課與新聞志業上，仍有太多必須沉澱反省之處，而這正是母親留給我的漫長習題。
與許多值得尊敬的新聞前輩及優秀同業相較之下，我的記者生涯實在微不足道，得獎過程更只是偶然，因此，不少朋友鼓勵我寫下得獎作品的幕後故事與專業方法論，希望能對有志於新聞工作的朋友有所啟發助益時，我幾度自覺心虛而難以下筆。
對我來說，新聞工作是一種內在探索與自我改造的過程。之所以最後仍蔽帚自珍，是想要藉此告慰母親在天之靈，僅以此書向母親報告，我依舊在她成全與捍衛的新聞志業中努力奮鬥。
這本書獻給母親鄭也女士，無論這條路能夠走多遠，內心深處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交戰有多麼煎熬，我都希望能對自己負責交待，更希望母親的遙遠守望能夠安心。
新聞前輩王健壯、黃清龍及傳播學者馮建三應允為本書作序，我深感「榮幸」。由於王健壯總編輯的序文已另外觸及新聞工作者的「世代對話」深刻意涵，因此徵得其同意後，在此回應與延續這項別具意義的對話。
許多走過戒嚴時代威權高壓，歷經時代變遷大風大浪的新聞前輩，可能會認為我們這一代新聞工作者已經非常「幸福」。新聞前輩在黑夜中尋找指引方向的星星，我們這一代卻享有自由寬廣的發揮空間，既沒有挺身而出的風險，也沒有曲筆為文的委屈，應該珍惜得來不易的幸福才是。
從爭取言論自由、突破政治禁忌的角度而言，我們這一代新聞工作者的確是幸福的。我們不必再擔心老大哥監視，也不必再憂慮莫名文字獄，我們在自由開放的環境中，踩著新聞前輩的腳印前進，再也不會重回威權體制下的桎梏心靈，沒有理由再抱怨有志難伸、有氣難平。
然而，從許多不同的角度來看，我們這一代新聞工作者卻已陷入另一個漫長的黑夜，有著不同的苦悶與焦慮，依舊難以找到指路的星星。
一黨獨大的政治威權雖已走入歷史，取而代之的卻是媒體老闆的鮮明立場，以及廣告主無孔不入地強勢入侵，新聞專業依舊飽受媒體意識型態與政商力量的干預侵蝕；新聞工作者雖有更大發揮空間，但媒體政治立場分明、收視率掛帥、羶色腥當道、侵犯基本人權卻讓新聞專業尊嚴蕩然無存，新聞工作權在不景氣聲中更是風雨飄搖。
也就是說，過去箝制新聞自由的敵人雖然恐怖巨大，卻可能透過挑戰威權體制的途徑看見幽微亮光；現在「敵人」已不時化身為媒體老闆、高層主管、各類廣告主、收視率競爭、閱報率調查、自由市場機制、經濟不景氣、記者自我設限、工作權朝不保夕，密密麻麻包圍我們這一代新聞工作者，卻還看不出整體脫困的有效途徑。
此外，在多元異質、價值分殊的民主年代，社會各領域迅速自主成長，需要不同的專業能力細緻看待，新聞工作者的時代挑戰早已改變；而在方向座標模糊、藍綠兩極撕裂的不同時代命題下，新聞工作者出現不同的無力感，毋寧已是極其自然的結果。
解嚴將近二十年的今天，媒體早已成為各界公認的社會亂源之一。在當前眾聲喧嘩的年代尋找星星，真的比在過去是非分明的年代容易？我們很可能是在另一個漫漫長夜裡煎熬嘆息，鼓起勇氣試圖以不同的姿勢突圍而已。
希望這樣的世代對話開端，能夠有助於我們這一代新聞工作者重新思索自身處境，學習新聞前輩令人敬佩的勇氣與心路歷程，自我策勵方向感與使命感，在另一個黑夜中找到指路的星星。
我要特別感謝過去三年《中國時報》國會小組同事陳嘉宏、黎珍珍、蕭旭岑、高有智、江慧真、陳重生、何博文、林諭林、范姜泰基、曾薏蘋、攝影記者柯承惠的團隊努力，以及中時編採部門主管黃清龍、夏珍、張景為、吳典蓉、言論部門主管倪炎元、莊佩璋等人的支持，加上媒體改造學社、台灣記者協會朋友的相互勉勵，我才會出現連獲三項新聞獎的幸運。
本書能夠在我四十歲這一年出版，則必須感謝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資深媒體記者出版獎助計畫」的促成，《中國時報》相關同事授權提供附錄作品與照片，攝影中心主任黃子明、編政組小鳳、法務室蔡嬌櫻的協助，卓新獎執行長邱家宜、執行祕書陳靜雲、商周出版編輯陳伊寧等人的催稿與努力，以及好友夏瑞紅對於寫作方向提供的寶貴意見。
最後，我能夠走過生命與工作中許多沮喪失望的夜晚，最感謝的是愛妻淑媛的支持與鼓勵。
淑媛不但是一位優秀的新聞工作者，更是我在人生途旅與新聞志業上最重要的伴侶。我們有著相似的成長背景與革命情感，同一屆在台大求學、先後進入《自由時報》與中時報系、一起催生成立台灣記協，我們的不同興趣則相互感染，彼此分享人生所有喜怒哀樂，希望未來攜手走更長遠的路。
儘管人生挑戰複雜多變，新聞工作更是載浮載沉，但我相信，對於人生目標與新聞理想，永遠可以回到最初的原點重新思考。
因此，得獎之後，我和淑媛到台北縣「北海福座」母親靈前上香，把三座獎項當做送給母親的最好禮物，帶著微笑問她：「親愛的媽媽，這一年發生的一切，在我很小的時候，妳就已經全都知道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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