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的極限：三十週年最新增訂版

推薦序一∕王俊秀

與地球共生

　　如果依「地質時間」來計算，則地球的出現為元旦，現代人出現時已是除夕夜的11時49分，人類文明開始發展是11時59分。換言之，人類以文明之名，只用了一分鐘就幾乎把地球形成的成果毀於一旦，造成所謂「文明中的野蠻」與「富裕中的貧困」之現象。本書初版與1972年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同步，以系統動態模型（World3）來模擬人類與地球環境的互動關係，發現：人類各種追求成長的行為已經干擾並破壞了大自然的運作。本書第二版又與1992年里約熱內盧地球高峰會同步，當時的書名《超過限度》（Beyond the Limits）說明了「29日效應」：處理地球危機的時間日漸流失。本書（第三版）再與2002年的南非約翰尼斯堡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同步，跨進了二十一世紀，企圖形塑「永續社會」。

　　本書各版三十年來見證了地球的受難史，而且處心積慮的找尋讓地球受難的證據，並以理性的方式來呈現地球的未來，雖然其用來模擬的系統動態模型（World 3）受到質疑，也姑且不論新版增加人類幸福指數與人類生態足跡來增添可讀性與說服力。但是一路走來追根究柢，本書引領思潮的企圖最值得推薦，也就是人文社會科學主張的「典範轉移」：由「無限成長」典範轉移至「永續發展」典範。因此本書提供一個「世界觀」來看我們共同的家：地球以及我們共同的未來，更主張在人類啟動農業革命與工業革命之後，應展開永續革命，進行結構性改變：環境友善社會、經濟與制度的思想與行動結構。而這種結構性改變需要「像地球一樣思考」：由人類中心主義、生命中心主義轉移至生態中心主義。

　　依生態最小法則所言：供應最少的元素可以控制整個系統的成長，生態、時間、遠見、共識、愛心皆為稀有元素。本書悲觀中仍有樂觀，提出「蒙特婁議定書」例子期許更多「化危機為契機」的國際合作。也強調科技與市場也有機會成為「永續工具」，避免市場「看不見的手」成為踐踏環境「看不見的腳」，而擴大生態足跡。更感性的提出愛心，期許人類社會化野蠻為文明：由風險社會的共死文明朝向永續社會的共生文明，累積以地球為家的「自然資本」與「社會資本」。

　　永續發展已成為二十一世紀主要的關鍵詞之一，本書所模擬的各種情況強調「永續性」必須「先極限，後（質的）成長」：source > sink。特別當面對一個「有機複雜」的地球系統，「蝴蝶效應」已成為常態，物物相關，互為因果。「青蛙效應」更是地球對人類社會的反撲與警訊。本書結合理性與感性，提出一套與地球共生的世界觀與典範，期許「環境友善」的愛心與創新，讓宇宙船地球號航向永續的未來。

（本文作者為清華大學通識中心及社會學研究所教授、台灣國民信託〔Taiwan National Trust, TNT〕主席、民間永續發展促進會召集人王俊秀先生）

推薦序二∕吳惠林

找回人性、發揮愛心，成就永續發展

　　多年來，「永續發展」響徹全球天際，台灣也不落人後，2006年7月底行政院就召開了一場規模浩大的「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究其內涵，焦點不只在「成長」，更在「經濟成長」上。而「科技」在知識、創新的加持下無止境發展，仍然被公認是靈丹妙藥。

資源稀少可由科技破解？

　　回顧歷史，人類對科技的依賴已有不短的時間。十八世紀末馬爾薩斯（T.R. Malthus，1766?1834）提出「人口呈等比級數成長，糧食只以算數級數增加」，因而人類將在「生存線上」掙扎苟活，陷入「貧窮陷阱」。但迄今此情此景在絕大多數國家都未出現，而「技術進步」就被公認是主因，尤其工業革命、電力的發明，更讓人類對技術進步充滿信心。 眾所周知，既然降生為人，總要過日子，而使用資源就避免不了，於是很早就遇到「資源是否有限、是否稀少」的根本課題。在諸多資源中，「自然資源」最為根本，在基礎經濟學開宗明義就明示「人的慾望無窮、資源有限」，於是「選擇」也就成為經濟學的核心，「代價」、「成本」的觀念，或「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之警語也隨之出現。不過，空氣、陽光和水這三種人類日常生活必需品，卻曾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之說。但不可否認的，這人生三大寶也早已必須支付代價，其逐漸成為稀少也應該是無疑義的了！ 那麼，連這三種自然資源都已逐漸變為稀少了，更遑論其他資源！但是，二十世紀末問世的一些著作，卻仍有不一樣的看法。例如保羅皮爾澤（Paul Zane Pilzer）在1990年出版的《點石成金》（Unlimited Wealth），就以「技術進步無窮無盡」（該書中稱為「經濟煉金術」）來否認人世間存有稀少性，亦即，透過技術的進步，資源的使用及創造「很可能」永無止境。 相對於這種「樂觀」的看法，也早有另一種極端的「悲觀」論調出現，就以1972年春季問世的《成長的極限》最具震撼力！羅馬俱樂部（The Club of Rome）的作者群就以計量模型估算出資源到達極限的時日，這曾給世人帶來無比的震撼，正巧的是，1973-4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發生，更加深世人的恐懼感。就我來說，記得當時正服預官役，也感受到物價飛漲、商品架上連衛生紙都被蒐購一空的慘狀。

悲觀樂觀壁壘分明

　　此後討論自然資源和環境危機的著作、會議就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環境經濟學、資源經濟學自此普遍受到重視、甚且蓬勃了。直到現在，對環境資源各抱持悲觀和樂觀兩種極端論者仍為數不少，樂觀者就是立基於對技術進步的信心，全球知名的麻省理工學院（MIT）教授佘羅（Lster C.Thurow）在2000年出版的《知識經濟時代》（Building Wealth—The New Rules for Individuals, Companies and Nations in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一書就是二十世紀末的代表性觀點。悲觀者甚至引述老子《道德經》及熱力學中「能趨疲」定律，來強調「民胞物與」、「對天地萬物無私」才能「永續發展」，旨在告誡世人珍惜萬物（包括植物、動物等等所有物種），才能成就世代人的永生。 到底是悲觀論者對或者是樂觀論者正確，極可能永遠沒有答案，而關鍵就在對「技術進步」的看法。處在E社會的知識經濟時代，人們對科技的看法似乎偏向正面、樂觀，而無止境的進步也在電腦、網際網路等等高科技產品面世之後被較樂觀的認定。不過，科技進步促進經濟成長可能是無止境的嗎？縱使科技進步是無止境的，其對人類的「福祉」一定是正面的嗎？而政府以政策再予以強化，是否應該呢？ E社會的知識經濟時代所依恃的就是高科技的日新月異，但即使是一般人所認識的物質性狹義經濟，自2000年下半年開始，連以「新經濟」在1990年代吃香的美國經濟也走入不景氣，而「新經濟是否已成明日黃花？」已由質疑成為肯定。無論如何，1990年代的「新經濟」終究還是落入「生產力遞減」的宿命，而「景氣循環」也仍是難免，科技進步對經濟成長的支撐也總是有起有落。迄二十一新世紀伊始的全球經濟嚴重下滑，又有「空前危機」的論調出現，這至少告訴我們，靠科技來引導狹義物質性經濟成長畢竟仍是有限度的。其次，縱使科技仍會不斷進步，但高科技所伴隨的風險是否愈高呢？ 眾所周知，科技進步依靠電力，一旦電力不繼或管理失當，所造成的損害是否相對大？我們是否該嚴肅思考過分依恃電力的科技進步，相對地風險是否也愈來愈高？德國的社會學大師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在2000年出版的《自由與資本主義：與社會學大師貝克對談》（Freiheit oder Kapitalismus）一書中，就以「經濟領域的『車諾比』」來描述不可預知的龐大「科技風險」，而人類的「無知區」也因為高科技的發達而無限擴展呢！

科技風險繫於人心

　　這種不是人類有意製造的風險，除了對日常生活愈來愈依賴電力，以及諸多電器電腦產品對現代人會帶來愈來愈大的「意外損害」之外，每個活生生的行為人由於科技的愈見發達，原始的求生本能會不會愈來愈消褪、甚至於有朝一日喪失殆盡呢？ 除了一旦出現意外，現代科技用品即停擺無法使用外，科技愈發達，其產生的能力愈大，一旦用在作奸犯科事務，反而會對人類產生無比的危害。舉例來說，諾貝爾發明炸藥，若用來開採礦產或作為建設之用，固然可在物質層面上造福人群，一旦作為戰爭用的各式武器上，其禍害實在難以計量。就人類歷史上幾次世界大戰之慘狀，以及日常生活裡惡徒更方便作案，而善良無辜民眾的安全威脅更大，已可知這種顧慮並非危言聳聽。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雙子星世貿大樓遭受的「911」驚恐事件就是活生生見證，而國際恐怖分子之所以愈見囂張且難除，現代科技的助力正是主因。其實，當今社會幾乎無孔不入的騙案，也是高科技產品扮演推波助瀾角色的啊！ 推理至此，一個重要的根本性課題就浮現出來了：現代科技產品是「工具」，其本身設計不良或使用者疏忽所產生的不安全性，固然愈來愈高，最嚴重的是有些「人」刻意使用它來戕害同類。所以，讓我們深自思考的是：「人心是否愈來愈淪喪？」果真如此，「到底已淪喪到何等地步？」而這種現象與科技的進展是否呈現極高的正向關係？

能夠找回「善良的人性」嗎？

　　正當思索這些重大課題時，出版社來信邀我為《成長的極限》第三版作序，我不假思索的答應。因為我想知道經過三十年的物換星移，這本當年被我認定對成長持悲觀論的重要著作，是否修正了看法？經過這段不算短的時光，電腦、數理模式、計量手段日新月異的變化後，World 3模型依然有效嗎？答案是：真金不怕火煉！作者們以證據支持了他們的看法。

重新體認成長的極限

　　最有意義的是，我發覺自己三十多年前誤解了這本書，本以為是作預測，以為該書是數理模式機械式事物。或許是年紀、經驗和智慧增長的關係，我在這本新版書中看懂了作者們的用心，感受到他們悲天憫人的胸懷。他們期望人類能「永續發展」，但他們認為以「成長」為手段是不可能的，因為「成長」無論如何都有其「極限」，他們用理論、用數據、用數學模式，以各種模擬方式來告知世人各種發展的結果。他們不只提出警示，更殫精竭慮試圖找出永續發展之道，他們並非反對成長，只是指出成長有其限度，不可能無止境的追求成長，也不能妄想以科技作為克服極限的靈丹妙藥。本書最精采之處倒不在數學模型，而是作者們所謂「心理模型」，讀者們可以完全忽略數學或資料數據章節，就看作者序和第八章，只要真的用心看，便會感同身受，尤其第八章所提出的過渡到永續狀態的方法，只要是有心人都會受到觸動的。 本書是第三版，第二版是1992年面世的《超過限度》，作者們希望2010年再出第四版，雖然說是四十週年，其實離第三版的時間只六年而已。本書第一版1972年面世，第二版為1992年，第三版是2004年，第四版預計2010年，可知各版的時間距離愈來愈短，背後其實隱含深意。由於人類不自愛，沒能聽進去本書的忠告，不只忠言逆耳還變本加厲，在「科學萬能」、「迷信科技」下戮力追求成長，於是「成長的極限」時期縮短，只不過二十年光景已瀕臨「超越限度」。作者在本第三版自序中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用白話說就是人總是「事到臨頭」才驚覺「大禍已至」，但「為時已晚」。作者們深諳世人的此種通病，乃寫作此書，期盼浸泡於自私、追求短利的世人，能記取古人「未雨綢繆、防範未然」之訓詞。

永續之道在人心回升，生活返璞歸真

　　遺憾的是，由本書在三十年間推出三版、且間隔愈來愈短觀之，「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應是活生生寫照，第二和三版都以最新資料作相同方式的極限推估，而「超限」、「崩壞」、「毀滅」等等名詞也紛紛出現。其實，只需稍微注意，天災人禍、水深火熱、資源耗竭等實景和警訊都在我們當前日常生活中一再出現，在中國、印度等大國也加入追求經濟成長的行列之後，更加速地球資源的掏空，特別是極權中國，無法像民主社會一樣還有法治、人民，以及市場機能的監督、調節，所採用的強取豪奪的「成長方式」，更是極限期縮短的元兇。所以，世人共同努力促使「民主中國」早日實現，應是當前世人最適切、最關鍵的使命，這也是《成長極限》這本書帶給世人的最寶貴啟示。 最後，個人希望讀者們務必細讀並好好咀嚼第八章，也由之深自檢討自己的行為和操守。不過，有人或許仍然疑惑著：「回復人性，懷抱更大同情心，提高資源使用效率」這些本書作者們卑微的要求能真正落實嗎？答案是肯定的話，「世界就能讓成長速率回到極限範圍內，且因而得以避免崩毀的命運」。如今，世人的確面臨最嚴苛的「選擇」，說到底，是走向「新生」抑陷入「崩毀」，繫於每位地球人的「一念之間」，而「人心回升，找回誠信倫理」仍是當下「各個人」最起碼的使命。不要忘了，「人生如寄旅」，不能讓旅店在我們這一代過客手中崩毀，而「清心寡欲、儉（簡）樸人生」應該就是最佳的選擇哪！

（本文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吳惠林先生）

推薦序三∕南方朔

兩世紀來第一書！

　　全世界絕大多數人都同意，如果要選一本二十世紀影響力最大的書，則非《成長的極限》莫屬。這本書不僅在二十世紀影響力最大，它的最大影響力還可能持續到二十一世紀！

　　《成長的極限》第一版於1972年問世。這部著作乃是當時任教於麻省理工學院的丹尼斯．米道斯（Dennis Meadows）及所率的十六位專家，歷經兩年研究所得到的結晶。這群專家根據系統動態理論，建立了一個稱為World3的模型，據以探討人類經濟活動和人口增長所耗用的資源，以及所排放的污染物及廢棄物所造成的衝擊。它得到的結論是：人類恣意的追求成長，到了二十一世紀某個時刻，將會因為資源的匱乏或廢物所造成的無法承擔，而導致成長的停頓，平均生活品質的下降。因而該書呼籲人們應透過科技、文化及制度的改變，展開深度的整體改革，俾免於地球超過它所能承載的程度。 繼該書出版後，這個研究小組繼續進行問題追蹤並更新電腦分析模型，於二十年後，即1992年又再寫成《超過限度》一書，進一步指出人類的所作所為，已經超過了地球所能承載的限度。後來並有別的專家經由分析，指出超載的程度高達20％。及至到了2002年，即《成長的極限》三十週年，他們又再出了增訂新版，對這個問題做出更進一步的警告與呼籲。預計到了該書出版四十週年時，他們還會提出後續的增訂。

　　《成長的極限》自從1972年出版後，由於它提出了成長有極限，地球對人類生存和經濟活動所排放的污染廢棄物在承受能力上有其極限，當到達某些臨界點，整個地球系統即難免出現現在人們已熟悉的所謂「地球反撲」，人類將為此付出極大的代價。過去那種自以為是、無限成長的榮景即會結束，人們的生活品質也將下降，甚至出現更嚴重的內爆。這些警告當然造成了極大的衝擊，甚至引發極大的論戰。據我個人所知，1980年代初，對「未來」採取樂觀主義態度的所謂「未來學派」，即在美國雷根政府動員下出版專著，提出反論。但儘管如此，該書出版迄今已逾三十年，但整個世界的發展，卻似乎正在印證著《成長的極限》。而該書所提的主張，早已不再是少數學者的咄咄空論，而是多數人的常識，甚至還成了許多進步國家的政策。

　　舉例而言，全球暖化問題日益嚴峻，今年歐洲阿爾卑斯山滑雪勝地的山坡早已冰雪消失，長出一片似錦繁花；西伯利亞持續增溫，北極熊也無法冬眠。英國內閣辦公室和財政部在2005年特別委託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史登爵士組成一個專家小組，研究暖化對經濟的衝擊。暖化問題第一次由氣象學家手上轉到經濟學領域。他們在報告中指出，暖化問題如果不能及早面對，世人將付出七兆美元的代價，大過兩次世界大戰及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之害，這份報告的發表會，由英國首相布萊爾及可望成為布萊爾繼承人的財政大臣布朗共同主持。他們都表示，如果不及早採取行動，在可見的將來，它將會使全球經濟成長率下降5％-20％，而且會一直下去，許多地區還會因為不適於居住，而讓當地原來人口被迫成為「環境難民」。這份報告已被政學界視為歐美在環境政策上決裂的開始，歐洲要求及早簽訂京都議定書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的進一步限制標準，而美國則以「降低排放不利經濟成長」為理由而始終拒絕。根據「聯合國氣候變遷基礎公約辦公室」所提之報告，溫室氣體的污染問題持續嚴重化，全球每年排放179億3100萬噸溫室氣體中，單單美國即達70億6700萬噸，占了四成。

　　除了英國官方已對全球暖化問題感到急迫外，最近，英國著名科學家羅夫洛克（James Lovelock）更語出驚人的指出，隨著地球溫度的上升，地球的「宜居住性」將愈來愈低，水資源將日益短缺，海洋生物將大量死亡，到了二十二世紀，目前全球65億人，屆時只會有5億人苟存。羅夫洛克簡直已是在描述一個環境末世論景象了，但毫無疑問的，乃是近年來所謂「環境難民」這個觀念，已的確日益受到注意。「環境難民」指的是由於乾旱、污染、水源涸竭、沙漠化等造成的大規模人口遷徙，目前這種「環境難民」已達2500萬，根據英國慈善機構「眼淚基金會」的分類研究，到二十一世紀中，將增至2億以上。另外，則是「世界保護野生動物基金會」也估計，根據目前的趨勢，澳洲東北部七成二鳥類、歐洲三成八鳥類、北美大平原七成五雁鴨，……都將加速滅絕。至於其他如深海魚類、植物物種之滅絕更不必說了。

　　以上所舉的這些少數例證，都印證了《成長的極限》之預測。我們都知道自從遠古開始，人類在大自然中生存，人類和自然環境間即處於永恆的鬥爭狀態中。及至理性啟蒙時代以降，由於人類技術能力的革命，終於確定了「人為萬物之度量」的「以人為世界中心」的征服觀，人類的「生態足跡」日益擴大，人們相信地球是個無限的邊疆，可以任人開拓；人們也相信人的能力無限，可以解決一切問題。這種思想方式即今日通稱的「科技理性」，也是前代思想家海德格所謂的「人類中心主義」，它延伸成了經濟上成長主義的理性基礎。儘管無論東西方始終存在著反這種理性的思想，它們寄棲在宗教哲學、自然主義哲學，甚至社會主義，以及科學研究領域裡的「激進科學」中，但這些思想始終都處於極為邊緣的位置。而1873年雖然在生物學裡衍生出一支生態學，專注於生物的生活與環境的關係，但它由個體生態學、群體生態學，發展到整個生態系的生態學，卻路徑漫長。如果我們去翻尋1950年代的生態學教科書，即會發現它們都薄薄一小冊，足見其貧乏，當然更沒有所謂的生態災難、生態的經濟學等意識了。

　　而我們也不能否認，西方生態意識的萌芽，的確受到卡森女士（Rachel Carson, 1907-1964）於1962年出版的《寂靜的春天》極大的影響。它喚醒了人們對自然環境的關懷意識，綠色思想開始上路；它結合了1930-40年代歐洲大陸對「科技理性」的反思，在1960-70年代歐美青年反叛運動中，開始正式成為「另類選擇」（Alternatives）的一種。

　　但這種環境意識的啟蒙，終究要到了《成長的極限》才得以真正落實。因為在方法論上《成長的極限》乃是實質將環境因素中的人口、資源、污染物排放等可量化之概念，建構出相關性，以系統動態的理論設計電腦分析模式，並將它們與客觀的經濟指標，如農工業生產、成長、就業、生活指標加以連繫，於是一個完整的環境經濟學架構遂告完成。這時候，只存在於概念上的環境意識，遂成了可以進行量化分析的精密學科。《成長的極限》之所以影響時代，最關鍵的即在於它在研究方法論上的突破，它開創出了直到今天，包括氣象學家、生態學家、經濟學家等都仍在使用的分析概念與方法。這也是我們在閱讀這本著作時必須特別注意之處——一種重要的思想，只有在它的觀念和方法能夠更加具體化時，才可由觀念啟蒙，進展到形成時代共識。《成長的極限》的這種貢獻即已不朽。而賡續於該書之後「布倫特蘭委員會」（Brundtland Commission）進一步提出「永續性」（Sustainability）這個同樣重要的概念，作為經濟學的另一個新基礎，其意義也不容忽視。「永續性」這個觀念在當代已被可怕的亂用濫用，但它的本義，乃是系統動態理論的觀念，強調系統生成變化裡反饋機制的良性循環。它也印證了《成長的極限》不是反成長，而是在倡導另一種以質為基礎的新成長。這也就是說，《成長的極限》所延伸出來的，其實是思想、生活方式、政經社會、國際互動的另一次革命。它在人類文明史上的貢獻，也等於是改變了以「人為萬物度量」、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為基礎而造成的今天這種世界的模樣，將整個人類提升到另一個新的境界上。

　　而我們當然知道，《成長的極限》所揭櫫的理想，由於挑戰了當今世界所賴以存在的基本價值，它要奏效，其難度自然大到不可思議的程度。但儘管如此，自從該書出版迄今，它的確已對人類造成了極大影響。各國生態環境團體與日俱增，在許多進步國家甚至出現綠色政黨，以該書作為它們的價值綱領；而在公共政策上，污染、水源、資源回收、物種保育、永續發展也都普遍進入了日程表。最近，一些特別進步的國家，例如瑞典，它已搶先宣布將於2020年成為「無石油社會」，乙醇、風力、水力將成為它們的替代能源；德國宣布將特別強化開發太陽能；英國倫敦則以風能作為未來的目標；法義則將開發第四代反應爐；……世界已在《成長的極限》催促下逐漸改變，儘管改變的步伐在某些大國的干擾下仍顯得太慢。而我們也的確擔心，設若這種改變不能加速，則它所預測的末世圖象即難避免。

　　《成長的極限》出版迄今已逾三十年，時光荏苒，人類的考驗仍然急迫，這時候，我們也就格外要感謝這部著作了。這本劃時代的著作，又怎能錯過呢？

（本文作者為知名文化評論家、專欄作家南方朔先生）

推薦序四∕蕭代基

以解決地球永續性問題為畢生志業

　　記得於三十年前，我在台大森林研究所碩士班就讀時，《成長的極限》一書剛出版，盛極一時，我們的老師也指定此書為閱讀教材之一，我就買了此書的英文版與其中文翻譯。當時的讀後感為何已經不太記得了，現在回想，此書可能是促成我繼續攻讀環境與資源經濟學的動機之一，因為既然人類世界的成長有其極限，若我們不立即採取行動，則未來人類的福祉很可能會遠低於現代人。但是沒有人知道應該採取何種行動，也不知道如何促使世界上所有人類與國家共同合作。當時每天看到的世界大事主要是越戰與冷戰，及許多有害人類與生態系健康以及造成經濟損失的重大環境污染事件，因此很多人是悲觀的、頹廢的、不合作的，流行於年輕人的是嬉皮思想與行為。在當時的教科書中我找不到解決問題的答案，我感覺到要解此惑可能要靠經濟學，因為經濟學是探討人類行為的科學，既然成長極限的問題是出於人類行為，那麼解決問題也應由人類行為著手。

　　很快地，三十年過去了，其間世事變化多端，東西雙方結束冷戰，進入和平合作階段。雖然曾發生兩次能源危機與多次金融風暴，區域性衝突與戰爭，但整體而言，世界的人口、經濟與人均所得都持續快速成長，但是各種天然資源的使用量與污染排放量也都大量增加，環境污染與資源耗竭問題日益嚴重，而且這些問題不再只是個別地方的問題，而變成全球以及未來世代共同的問題，例如氣候變遷、溫室效應、臭氧層破壞、生物多樣性，以及再生與不可再生資源之耗竭。

　　在此時閱讀此書的第三版，感慨良多，一則以憂、一則以喜，憂的是三十年前，此書與《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 ，Rachel Carson，1962）等暢銷書使得大家警覺到環境問題之嚴重性，在西方國家激起了風起雲湧的環境運動，但是三十年後，此書第三版仍以「引起人們注意全球生態問題逾越限度的現象」為主要目標；喜的是經過三十年的求學研究與思考，我對於三十年前如何解決成長極限問題的疑惑，已有一些定見。

　　我相信本書一定會「引起人們注意全球生態問題逾越限度的現象」，但是我們更想要知道的是如何妥善地解決此問題，對於這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各種學科的學者已經進行許多有價值的研究，提出許多政策建議方案，被各國政府採行，世界各國也舉辦過三次有關環境資源與永續發展的全球高峰會議，但是成果仍是乏善可陳。希望本書能夠吸引更多有理想的年輕人以解決地球人類永續性問題為畢生志業，在政治、經濟、制度與科技等面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繼續努力，那麼我樂觀地相信地球人類一定可以合作解決這個現代與未來人類共同的問題。

（本文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