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吶喊

默想法農
孫大川（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這不是一本有關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1925-1961）完整的傳記，做為法農最重要一段生命歷程的見證者，艾莉絲．薛爾齊（Alice Cherki）詳述了法農從一九五三年到辭世這段期間的醫療工作、政治行動及其交友與寫作；尤其集中敘述一九五五年他投入阿爾及利亞（Algeria）獨立抗爭運動之後的細節和遭遇。至於他個人青少年時代成長的過程、情感、婚姻與家庭生活，著墨不多。作者似乎有意貫徹法農一向堅持的人生態度：談自己，不意謂著要去吐露個人的生命世界，而是要去談自己的獻身、狂熱和戰鬥。難怪作者提到，即使面對深受法農所景仰的沙特（Jean-Paul Sartre），每問起他生命的點滴，法農總是回答：對他來說，這個問題乃是多餘的。也正因為這樣，本書所呈現的法農之肖像，枝節很少，強烈突顯他永遠投身在行動中的生命姿態。

　　法農出生於加勒比海法屬西印度群島的馬提尼克島（Matinique），母親是黑白混血兒，他完全繼承了非洲黑人的膚色，黑皮膚也深刻地左右了他的命運。中學時代法農移居法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雖在北非加入了自由法國反抗軍，但他的法國認同，始終因膚色的關係屢遭挫傷。戰後，隨著第三世界殖民地區獨立運動的崛起，法農思想有了根本性的變化。他到里昂讀精神醫學，很快地發現主體性的解放和精神醫療間的密切關係；黑白種族不對等的社會結構，無論從人的存在角度或醫療的角度來看，都必須一併考慮解決。這便是一九五二年他的第一本書《黑皮膚，白面具》關切的議題，它不但成了後殖民論述前導性的著作，也是他日後精神醫療、醫院改革、政治實踐的靈感來源。

　　故事為什麼要從一九五三年談起，那一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剛出版《黑皮膚，白面具》的法農決定離開法國、遠離巴黎，來到獨立浪潮高漲的阿爾及利亞，他進入布里達─柔安維爾精神病院工作。一九五三到一九五六年，法農就在布里達透過醫療實踐，進一步釐清自己的思路，確認他的精神醫學和政治運動之間無法分割的關係。阿爾及利亞位於非洲西北部，古代曾為腓尼基人的拓展地之一，十七世紀被土耳其統治，一八三○年則淪為法國屬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其首府阿爾及爾（Algiers）不但成了北非盟軍的指揮部，並一度成為法國的臨時首都。儘管如此，阿爾及利亞從來就不曾真正屬於法國。在法農初到布里達的那個年代，阿爾及利亞約一千多萬的居民中，只有十分之一的歐洲人，他們來自法國、西班牙、馬爾他和義大利等地；另外還有十三萬不同時代移入的猶太人。其他約九百萬的阿爾及利亞居民皆屬被統稱為阿拉伯人的群體，只因他們是回教徒，因而不具法國公民的身份。阿爾及利亞顯然是典型的歐洲殖民社會！隨著二次大戰後風起雲湧的殖民地獨立運動，不對等的社會結構，使阿爾及利亞的阿拉伯社群積極投入革命和獨立的行列。而阿爾及利亞現象或經驗，也啟發了當代法國知識份子的靈感，為存在主義、後殖民、後現代論述賦予血肉。沙特、赫蒙?阿洪（Raymond Aron）、卡繆（Camus），以及李歐塔（Jean-Francis Lyotard）、德希達（Derrida）等人的思想皆有阿爾及利亞的印記，這也成了當代法國哲學獨特的面貌。

　　法農在布里達的那個三年，一方面讓他的工作伙伴們清楚的認識到的確有一種阿爾及利亞文化認同身份的存在，更讓他們發現文化崩解與精神病理之間的關連。他強烈的批判當時「阿爾及爾學派」精神醫學的教條，根據這個教條，醫生們認為北非土著的心理特徵顯示他們仍停留在原始狀態，「他們的心理生活主要由本能掌控，極少訴諸發展層次較高等的心理能力。由於意志薄弱，他們不僅欠缺知識上的好奇心，天生沒有工作的欲望，亦無法在職業活動中表現出細心與邏輯性。明顯的愛說謊和蠻橫無理的傾向，說明著他們受制於一種犯罪衝動，這使他們具有潛在的危險性。而這些特質的生成，與大腦發展過程中基因固著在不成熟狀態有關：土著的大腦下端（間腦）的發展比大腦上方的皮質結構佔優勢」。在法農看來，這顯然是歐洲人的自大與偏見，從中並理解到存在著一個更巨大的結構性暴力，這正是殖民主義的真正本質。基於這樣的覺悟，法農和他的伙伴們在布里達推動了一連串的改革措施。他們認為必須優先治療的是醫院本身，醫生和病患應該一起合作，共同解決因不對等的醫療結構所造成的雙邊異化。在此觀點下，病患不再是單純被凝視的對象，他應該成為解放其自身的主體；而醫生亦不再是全知全能的掌控者，回歸人的本位，與病患在追尋解放的道路上一起奮鬥。

　　這樣的醫療哲學，實踐在當時阿爾及利亞的政治、社會環境裡，必然要跨越醫院的藩籬，而與整個社會自主、解放的欲望相連接。在法農主導下的布里達柔安維爾醫院，因而很快地變成了「叛軍」醫療支援體系的主力，並提供獨立運動成員必要的庇護。藉著這樣的關係，法農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反叛軍」的領導階層。雖然許多跡象顯示，法農對政治和複雜的權力遊戲所知有限，有時還流露出天真、浪漫的判斷；但是，三年布里達的經歷，終究使他走了上政治鬥爭的不歸路。一九五六年底，在國際形勢和阿爾及利亞當局愈來愈嚴峻的掃蕩壓力下，法農辭去了精神病院主治醫師的職位，並隨即遭驅逐出境。在法國巴黎附近短暫停留後，一九五七年三、四月間，法農輾轉來到突尼斯，正式成為流亡在此的阿爾及利亞反抗軍之官方成員，負責文宣的工作。一九六○年他被反抗軍臨時政府任命作駐迦納大使，積極團結黑色大陸，推動非洲合眾國的夢想。一九五九年六月中旬在摩洛哥一次疑是謀殺的嚴重車禍，不但影響了法農的健康，也反映了他所從事的政治工作之危險性。兩年後，他罹患白血病，一九六一年底病逝於美國，享年三十六歲。遵其遺言，最後葬在阿爾及利亞，他成了反殖民運動的先鋒典範。

　　從台灣原住民的經驗來看，我們要如何看待像法農這樣的人？戰後法農在里昂供讀精神醫學的那段期間，正是台灣原住民脫離日本殖民的時刻，只是對原住民而言，趕走了「第一個國家」（日本）換來的並不是民族的解放，而是另一個國家暴力的開始。我們被迫將好不容易學會的「第一個國語」（日語）徹底歸零，重新從ㄅㄆㄇㄈ學習我們的「第二個國語」（中文）。一九五三年初，前年九月被逮捕的鄒族精英高一生被單獨拘禁於台北青島東路，並於一九五四年四月橫遭槍決，罪名是「匪諜叛亂罪」，同案冤死的還有另一位鄒族族人湯守仁和泰雅族的樂信?瓦旦（林瑞昌）等。國共內戰的延伸、國際冷戰架構的形成和台灣內部「省籍」權力分配的嚴重失衡，很快地模糊掉台灣被殖民經驗的真實內容。在我們看來，近百年來（或說自明鄭以來）台灣真正始終被殖民的是原住民。而一九七○年代起漸成主流的台灣本土化論述，不斷援引後殖民理論以充實其所謂「外來政權」的批判火力。如果法農當時不是去阿爾及利亞而是來台灣，他會如何看待原住民呢？他會不會同樣發展並推動一種顧及原住民文化差異的精神醫療體系？美國的獨立戰爭，並沒有解放黑人和印地安原住民；而今天學術市場上，談論去殖民或後殖民理論聲音最大、生產力最旺盛的依然是歐美的學者，他們用的語言是英語，它正是近代殖民世界塑造者的語言。五十年前法農開啟的去殖民化運動，顯然還有更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