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新世界地圖

總 序 現代青年應該具備完整的世界觀∕李家同
導 讀 雜燴「族群」∕王道還

序 言
第一章 民族與語言
第二章 民族與宗教
第三章 民族的遷徙
第四章 原住民、少數民族
第五章 民族對立與紛爭
第六章 中東：阿拉伯與猶太人
第七章 能源爭奪戰

推薦序一

雜燴「族群」

王道還（中研院史語所人類學組）

dwang@sinica.edu.tw

　　本書是有關「族群」的大雜燴，也是它的魅力所在。作者似乎提醒我們：所謂族群問題只是表象，不可一概而論；每個特定的族群現象，都有獨特的形成脈絡，必須抽絲剝繭，才會露出底蘊。可是「族群」是現代史的重要動力，不容抹殺，本書的教訓似乎是：我們必須另闢蹊徑，才能了解族群。果真如此，筆者認為我們不妨回顧族群研究的大歷史，或可有所領悟。

古典人類學的退卻

　　西方自十八世紀興起的人類學（anthropology），按字面的意義，是研究「人類」的學問（the science of man）。不過「人類」會成為研究的對象，卻是因為西方人在地理大發現之後，累積了一大堆駁雜多元的人類資料－－人類不僅膚色、髮質不同，語言、宗教、風俗、社會組織等亦大異其趣。簡言之，人類學一開始就是研究「族群」的學問。

　　十八世紀也是「自然史」逐漸成形的時代。過去幾個世紀中，地質學的研究已經揭露了地層就是地球歷史的事實，加上化石的生物意義逐漸確立，學者終於覺悟地層中的生物相演替其實就是生命史。於是傳統的Natural History，意義逐漸從「自然描述∕研究」轉變成「自然史」。時間成為解釋自然現象不可或缺的維度。

　　生物演化的概念是自然史研究的結論。法國學者布丰（Buffon, 1707-88）是第一位綜論自然史的大師，他的《自然史》自地球形成開始講起，預定五十卷，頭十五卷出版于一九四九至六七年，到他過世時全書仍未完成（合計出了三十六卷，另外八卷他死後由人捉刀出版）。一八○○年正式提出生物演變論的學者拉馬克（Lamarck, 1744-1829），就是他的學生。

　　從思想史來說，西方人類學的發展其實是兩個思潮的產物，一方面是源自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所以人類才會成為俗世研究的對象；另一方面，自然史提供了方便的解釋架構，以歷史、氣候、風土解釋族群差異。人類學成了人類自然史。

　　難怪十九世紀的人類學以生物演變論為基礎了。當時人類學的重點有二。一是描述人類的「自然」根源，以及蛻變的過程與動力。今天的體質∕生物∕演化人類學仍在探討這個問題。另一個重點，是說明人類社群間的歧異現象。大體而言，二十世紀初學院派人類學成立之前，這兩個重點是同一個自然史架構中的有機成份。十九世紀的歷史∕演化「學派」，把人類社會依物質文化的高下排出「發展順序」，向前追溯到人∕猿分化之際。整個地球成了個人類學博物館；不同的人類社群，都是人類自然史的標本。在這個觀點中，文明開化事實上是人類演化∕進化史的最後一章。

　　但是人類學在學院中佔領了陣地後，上述的兩個重點反而給拆開了。文化人類學家秉持人文主義的初衷，不願再和自然史有任何瓜葛。他們反對生物決定論，斷然宣佈「文化是一超機體」（super-organism）。按照這個觀點，人類文化自成一格，不受自然∕生物邏輯的支配。人的自然史無法幫助理解文化。時間之流進入文化人類學的領域中，似乎就停頓了，不再是組織資料的架構。文化歧異似乎只是個空間經驗，不具時間深度。對於文化人類學家，文化歧異一方面是道德教材，所以強調每個文化自成一邏輯∕意義體系，無高∕下之分；另一方面又是「文化科學」的經驗資料（empirical data）。於是文化歧異就不再是需要解釋的現象，而是「資料庫」，用以抽繹文化∕心理的「深層結構」。文化人類學家拋棄了「族群」科學，創立了「文化科學」。

　　傳統的人類自然史雖然失去了最後一章，就人類變成「文化動物」的過程而言，仍自成一完整的史詩。達爾文的古典論述一直都是人類自然史的敘事原型。話說當年，人∕猿未判，以樹為家。一群人猿為了某些理由從樹上下地活動、生活，演化出直立姿態，成了猿人。他們就是人類的始祖。直立姿態的行為後果，是雙手解放。雙手萬能，物質文化由是發生。手腦並用，相互刺激，腦子也發達了。發達了的腦子又回過來刺激物質文化的進步。日月如梭、光陰似箭，「智人」出現，主宰萬物。最後，農業發明、國家肇造、文明演進、聲光電化、登月奔日、深入太空。

　　不過學者在過去五十年間累積的資料，已經把這個十九世紀的自然史敘事架構給壓垮了。簡言之，直立行走、雙手解放、腦子、文化之間的演化∕邏輯關連全打斷了。人類自然史成了斷爛朝報！

　　至此，古典人類學似乎已經全面崩盤。結果是，一門以研究族群起家的學問，卻無法對當前所謂的族群問題提出有意義的觀點。

象徵物種（The symbolic species）

　　以社會學之父涂爾幹（Durkheim, 1858-1917）的觀點來說，族群本就不是「社會事實」。他強調社會學研究的對象要是可以化約成個人心理學的話，社會學就沒有獨立存在的必要了。「族群」也一樣，我們常識中的族群問題（意識）都可以化約成其他的因素或過程（例如政經利益不均），似乎不可能成立一門融貫的「族群學」。本書不得不成為大雜燴，事出有因－－本書發人深省之處正在這裡。

　　但是涂爾幹的觀點並不能解釋為何族群是重要的動員符號，以族群為名的暴行在世上許多地區仍然持續進行，學院中族群研究因此火紅得很。

　　筆者認為，了解人類族群現象還是得回到自然史。族群是以獨佔特定資源為手段，以生殖為目的的群體。演化生物學家研究其他動物，早已累積了許多研究成績與睿見。但是文化人類學家捻出的「文化－超機體」概念也不是無的放矢，只不過我們得從人類認知模式的特性下手。

　　所有研究人類自然史的學者，都注意到人類的腦子在靈長類中特別凸出的事實。例如人類與黑猩猩源自同一祖先，大約六百萬年前才分別演化，如今人的平均腦容量是黑猩猩的三到四倍。但是人類腦子的特異處，其實是在「發育」的層次上，因為人與黑猩猩的新生兒，腦容量沒什麼差異。人類的腦子是在人文環境中發育的。

　　人類嬰兒到了四歲，腦容量才發育到接近成人的程度。那時，人的認知發展最重要的一步，是學習語言。學會語言後，認知發展才能持續下去。語言成為人類最主要的認知模式。

　　人類以語言為媒介的象徵（symbolic）認知模式，是塑造族群的主要「超機」（super-organic）力量。一方面，共同的生活經驗成為凝聚族群的最低要求；因為沒有共同的生活經驗，就沒有共同的語言，沒有共享的象徵世界 。另一方面，「親屬選擇」（kin selection；或者儒家的「親親」理想）不是唯一凝聚族群的力量，因為我們可以憑「想像」創造親屬關係。難怪即使在現實世界中族群仍是重要的動員符號，我們仍然找不到「族群」一貫又客觀定義。

　　以人類特有的認知模式做為理解族群現象的起點，還能讓我們反省許多流行族群的論述。例如人類的象徵認知模式，似乎在規模較大的社群中才能產生「有價值的」產物。人類的舊石器時代，早期階段長達兩百多萬年，可謂舉步維艱，步履蹣跚，反映的是社群規模太小的事實。即使是至少在四萬年前就已出現的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社群規模仍然是決定物質文化水平的因素。至於必須聚合大量人口才可能創制文明的歷史事實，就不用說了。連我們現在振振有詞、煞有介事的所謂普世價值，其實都有發展的歷史。

　　自然史的底線是：族群是以獨佔特定資源為手段，以生殖為目的的群體。不同的人類族群可以視為人類認知模式的不同實驗。過去的文明史是個犧牲人文多樣性的過程。今後的文明史可能轉向嗎？

參考資料：
一、《槍炮、病菌與鋼鐵》，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
二、The Symbolic Species, by Terrence Deacon, 1997.

推薦序二

現代青年應該具備完整的世界觀

李家同（國立濟南國際大學教授）

　　我曾在某次演講中，談到印度的窮人還得向猴子要食物吃時，引發台下些許的笑聲，然而這真的那麼好笑嗎？世界上存在許許多多困境與矛盾，有些甚至引發流血衝突與戰爭，可是台灣的學生多半都不關心。這現象凸顯的問題在於，現在一般的學子都缺乏世界觀，但這也可能不是台灣獨有的現象——今天連英國的學生都可能不知道邱吉爾是誰，而美國人也因為缺乏歷史觀，竟沒弄清楚伊朗與阿拉伯人的世仇關係，曾經在招待伊朗國王時演奏〈阿拉伯之夜〉，讓伊朗國王當眾翻臉。

　　台灣的教育制度有著濃厚的政治取向，使得台灣的學生歷史觀念薄弱，在面對諸多國際事件及重大議題時，顯然無法做出即時反應。之所以無法了解世界重要的新聞資訊與各種訊息所要傳達的意義，可能是由於語言能力的不足，更多的原因則在於對不同文化與環境的缺乏了解。

　　雖然現在大學已經不是窄門了，升學壓力依舊如影隨形。學生讀著各種版本的教科書，至於文學、藝術、歷史、音樂等能啟發人文思緒的學習素材則普遍缺乏。在全球化的時代，人際交流頻繁，因此更能夠深刻感受到文化差異，也愈加發現我們的人文素養在面對來自全世界的挑戰時，是多麼的不堪一擊。

　　比方人們常說入境隨俗，但由於閱讀習慣上的失衡與世界觀的不足，對於不同文化、風俗、信仰、禁忌往往都一知半解。除了上述美國的外交笑話之外，如果錯將「蘇格蘭人」當成「英國人」，極可能引發對方的不快；年輕人常用的OK手勢，其實在中東帶有猥褻的意味；就連我們最習慣的握手，用的力道與時機在不同文化中也有著懸殊的差異。如果不能夠體認到這些認知與觀念上的異同，小則出醜，大則降低了個人，甚至是國家在大環境中的競爭力。

　　又如，過去的教育讓我們常以「國界」為經緯來理解世界，近現代的「國家」觀念與疆界劃分是政治思維的產物，而人類過往形成各個族群，卻是以宗教、語言、民族等等的異同為基礎；這兩者不能合拍，直接或間接造成了人世的紛爭、衝突不斷。這一點別說青年學子，恐怕很多成年人都不甚清楚。

　　我們生活在資訊發達、知識版圖迅速擴張的時代，世界不但是平的，也是息息相關，牽一髮而動全身。身為台灣這個海島型國家的大學生或青年人，應該對國際環境的變遷，以及人類面臨的問題有更多的認識。當你身處資訊傳達快速的環境時，如果在履歷表上只能填上一堆冷笑話，甚至對你想求職的企業文化毫無認知，你如何教面試官會再給你第二次機會？同樣的，在M型社會中，同時要面對來自大陸，甚至世界各地的競爭者，我們該如何加強自己的競爭實力？

　　面對各種媒介傳來的諸多訊息，我們不能只是當成八卦般人云亦云，要學習獨立思考與判斷的能力，增進自己的「世界觀」，才能培養出不被淘汰的實力。

　　閱讀會是最好的方法之一。一本好書帶給我們的收穫，不光是咀嚼優美的詞藻，或者是打發時間。閱讀兼具知識與趣味的好書，可以吸收到啟蒙智慧的知識，更可以擴大我們的視野。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行萬里路固然是難能可貴的經驗，但衡量每個人在時間與經濟能力上的不同，閱讀是最省力、最符合投資效益，而且能「知天下事」的方式。

　　因此，當時報文化邀我為「世界地圖」系列叢書寫一篇總序，我欣然允諾。從這個書系的策劃到執行，我們可以看到一群致力於推廣知識與文化教育的學者，用書寫來縮小不同民族之間的語言、文化隔閡，使得這套書具備了世界公民生活須知的特質。透過人名、民族、地名、常識、宗教、色彩及食物等多元角度，「世界地圖」叢書有系統地把我們平常透過不同媒體所獲取的片段資訊，整合成完整的宏觀圖像，從閱讀中建構完整的世界觀，對於增進青年人的人文素養饒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