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車暫借問

台灣版序
文/鍾曉陽

　　作為一個以寫作為業的香港人，我的寫作生涯上的許多「第一次」都發生在台灣。

　　在台灣第一次連載，第一次出書，第一次與年齡相當的文友交集，第一次擁有自己的讀者，第一次見證自己作家身份的誕生……對於一個在香港長大的孩子來說，那種經歷無異於喊一聲「芝麻開門」、而居然就有一道門在面前轟然打開。帶給我如此奇遇的作品，便是《停車暫借問》。

　　三十年後，「十八歲天才少女」的光環早已褪盡，我輟筆十餘年後又復筆，前頭正是一片未知數。然而，我始終很慶幸的是，哪怕我這輩子再也寫不出什麼了不起的作品來，心底依然會有那麼一份光輝的回憶，可以讓我在三十年後白髮之年，也許在某個異國小鎮的咖啡館，我至少有個故事可以跟鄰座的陌生人囉嗦絮叨：「哎，你知不知道，我年輕時寫過一本小說啊……」

　　感謝從一開始便毫不計較我是個硬闖進派對的「不速之客」、給予我無限友情和支持的台灣的友人們，感謝這次台灣出版界的朋友們的推動與努力，感謝眾多老讀者多年來的厚愛、新讀者的?容相待──不論是某時某地照過面的，或只是從出版社的銷售統計數據中索感知的。《停車暫借問》的再度面世，於我像是第二度「芝麻開門」的美好承諾，一如當年它在台灣首度面世的時候一樣。

導讀

彗星再來的時候──札記《停車暫借問》的前世今生 ∕詹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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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彗星，英語comet，語源希臘，是長髮的意思；中文的「彗」字，《說文》說：「彗，埽竹也。」可見都是描繪星體拖著長長的光尾，像是拖著細枝末稍的竹掃帚，或者像是女孩飄逸的長髮，造型奇特迷人，加上「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的奇觀現象，長久以來是激發人類無窮想像的神秘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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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彗星偶而劃過天際，百年難見，引起人們的猜疑和喟嘆，以為那是一期一會的燦爛奇遇或預知死亡的災難警言。後來我們才知道，天體彗星其實有再來的時候。拿最出名的「哈雷彗星」來說吧，我的同代人親眼目睹它的奇觀是在一九八六年的二月，但哈雷彗星其實是一種「短週期」的彗星（七十六點一年的週期），恆常來造訪，天行健自強不息。它上一次出現的時候是在一九一○年，時值宣統二年，溥儀還是天朝的末代皇帝，孫中山的民國也尚未建立，作家馬克吐溫和托爾斯泰都死在這一年，但這一年也誕生了曹禺、錢鍾書兩位未來的中國作家。下一次哈雷彗星預定再來的時候，將是公元二○六一年，我如果還健在，應該是一百零五歲的人瑞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記錄到它，則是在秦始皇七年（西元前二四○年），可見它佇在遠遠一旁，冷眼看著文明與帝國的興衰已經至少有二千年之久（這當然是蜉蝣人類的觀點，如果要用天文學的時間單位，也許我們就會說，它睨看這顆無聊的藍色星球至少是二千萬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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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特立獨行的彗星，行星根本就是生活規律、枯燥無趣的上班族。想想看，對那些每晚準時點燈、站崗終宵、卻又面目模糊的芸芸眾星而言，奇裝異服、放蕩不羈、出門遲遲不肯歸的浪子彗星簡直就是令人又妒又恨的「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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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後來當然也明白，鍾曉陽就是彗星，以及她母親口中的「隔路」，從來不肯規矩過上班生活，也沒有意思配合眾人的想像成為某一種容易辨識的作家，她只是偶然來到人間綻放光芒，然後就隱入她自己的橢圓形軌道。世人初次目睹她的奇觀是在一九八一年，一部全然沒有前兆來歷、彷彿突然從石頭裡迸出來的《停車暫借問》，惹得諸家評論既驚喜也驚疑。驚喜的是，天上掉下來妙年英才，十八歲就寫出了不可輕狎的世故和把握；驚疑的是，這些時日已遠、地方陌生的經驗是那裡來的呢？這些輕靈生動、詩情畫意的語言又是那裡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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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幸某些彗星在你有生之年還有再來的時候，《停車暫借問》如今又有二○○八年的修訂版再現。對我這樣的讀者而言，最大的驚奇與驚喜是，新書當中別有「新來的鍾曉陽」，也就是原書所未有的長篇後記〈車痕遺事〉。〈車痕遺事〉不僅展現了一位更老練通達、更深沈內歛的作家鍾曉陽，甚至坦白交代了某種意義底下的「前世今生」，使得上一個輪迴的猜疑，幾乎都得到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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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痕遺事〉描繪了作者上兩個世代的世居土地與亂世流離，但重心更在母親身上。來自印尼昆甸的父親在這篇長文裡只分配到一段，正像鍾曉陽自己說的「完全忘了自己的父系根源」，或者只是草草交代了生物父親的來歷，文化的與歷史的根源彷彿全來自母親。母親既然是根源，根源也本有根源，所以故事就從白山黑水的東北人外祖父、外祖母講起。講外婆的女真血緣，也講外公的山東窮村子來歷，講足衣足食的盛世豐年，也講日本人去、蘇聯人來、國民軍去、八路軍來的亂世災殃……。〈車痕遺事〉不動聲色地刻劃了一個庶民史觀的「黎民圖」，彷彿講自家瑣事，卻側寫了一個時代和一個世界。這種自然流露的對照性眼光，既是家世的、微觀的，也是世道的、大歷史的，這當然是鍾曉陽獨特的觀照才情，但也解釋了為什麼十八歲的作者會寫出一個故國河山的昔日情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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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西甯先生在一九八一年《停車暫借問》的原版序裡說她「是有仙緣在中國詩詞的養育裡呵護長大」，以此為鍾曉陽的語言特色做了註腳。腹笥的富饒詩詞當然是鍾曉陽左右逢源的文字風格：「家鄉，什麼是家鄉？家鄉是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信手拈來，渾然天成。但讀完〈車痕遺事〉之後，我卻覺得這個概括似乎是不夠的，鍾曉陽的語言養分遠比單一的「中國詩詞」來得複雜。〈車痕遺事〉裡鍾曉陽大量提到東北土話土詞，她從土詞裡建立起人物的血肉與生活的氛圍，土語方言甚至是接連「世界觀」的階梯，用這樣的語言描述的世界基本就不可能和另一個世界（也就是另一種方言）一樣。在鍾曉陽提供的一張昔日搜集寫作資料的筆記紙裡，年輕的她是如何小心翼翼記錄各種方言的語彙，她其實是有意透過這些方言「重建」那個她心目中的人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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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痕遺事〉最令人動容的，是鍾曉陽與母親的關係；她的母親是能直率拋出「王八犢子」招呼女兒的痛快人物，卻又是為女兒寫下生活細節供作寫作材料的細膩女性，作為作家的女兒寫下來的故事，其實是對母親家鄉的孺慕想像。鍾曉陽自己下結論說：「（這本書）是一幀文字鑲嵌的照片，裡面是我與母親的合影。」但我更愛比較形象化的一段：「我指著門柱問母親：是你家從前那門嗎？她說，是，就是那門。我又指著槐樹，是你家從前那樹嗎？她說，是，就是那棵。」這裡描繪的是一大一小的對話，但我讀起來，覺得是一面「文化續命」的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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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幾年後重讀舊書，看起來卻全是新的，細讀言外之意，卻發現讀者和作者都老了，但這種老去有著從容自在和心領神會，老去有時候不是衰退，而是抵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