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譯本序 申慧輝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 1899-1977）是一位世界知名的作家，一個語言天才。他出生在俄國，兒時就掌握了英語和法語，對語言有十分敏銳的感受力。這種能力對他後來的文學創作頗有影響。在他的文學創作中，生動、典型的人物形象，幽默詼諧的語言風格，及至揶揄的模仿，撲朔迷離的象徵，深藏若虛的暗示，以及隨心所欲、變化多端的技巧，為當代英語文學增添了一抹豐富的色彩。
納博科夫早年用俄文從事文學創作，一九四○年移居美國後開始轉用英文寫作。一九五五年《羅麗泰》(Lolita)問世，為他帶來廣泛聲譽。此後他專事創作，並將早期作品譯成英文。他是一位多才多產的作家，一生創作了長篇小說十七部，詩歌四百餘首，短篇小說五十多篇，並有詩劇、散文劇及譯著數部，其中包括對譯著的研究和詳注。
納博科夫曾自詡為康拉德式的大作家，這也許可以算作他的自我評價。實際上，他和康拉德是不同的。談到康拉德，人們首先想到的是他對生存的嚴肅探究，對人性的深刻認識；而說到納博科夫，最突出的莫過於他的幽默和機智，以及他那超群的語言才華。然而，僅僅看到納博科夫的文學才華和創作成就還不足以瞭解其人其作。他畢竟是一個社會的人，他的社會存在和生活經歷對他有著不容忽略的影響。他是一個﹁白俄﹂，蘇聯十月革命爆發後隨全家流亡國外。這段經歷決定了他的政治立場，使他敵視社會主義蘇聯，儘管這並未妨礙他對俄羅斯文學的熱愛。不過，他在文學創作中不涉及政治，避免正面談論人生哲學，大概與他的這些經歷不無關係。
納博科夫崇尚純藝術。他稱文學作品為神話故事，強調作品的虛構性。這從一個方面說明了他的藝術觀。對於他的藝術觀，也許可以這樣概括：在文學創作中，藝術高於一切，語言、結構、文體等創作手段和表現方式，要比作品的思想性和故事性更重要。拿這個觀點去分析他的作品，無論是曾被冠之以﹁淫書﹂的《羅麗泰》，還是迷津遍布、極盡嘲弄諷刺之能事的《幽冥的火》(Pale Fire)，就都不至於感到迷惑或不解了。
瞭解納博科夫的藝術觀，有助於閱讀這部《文學講稿》。不同於他的文學創作，在這部《文學講稿》中，納博科夫以簡潔明晰的語言、深入淺出的方式，明確地表達了他對所討論作品的看法。可以說，觀點鮮明獨到是這部《文學講稿》的一個特點。《文學講稿》的另一個特點，是從文本出發，從分析作品的語言、結構、文體等創作手段入手，抓住要點，具體分析，充分突出了作品的藝術性，點明了作品在藝術上成功的原因。《文學講稿》還有一個特點，即頻繁地引用了作品的原文。這一方面保留了此書原為課堂講稿的本色，另一方面也具體說明了作者的見解是如何形成的。饒有意味的是，經過納博科夫的講解，作品中那些原來並未顯示出深長意味和特殊價值的文字，就像突然暴露在陽光之下的珍珠，驟然發出絢麗的光彩。
說到這裡，似乎有必要重提一下納博科夫的才子氣質。納博科夫是一個聰慧敏感、才氣四溢的藝術家。他的文學及語言修養是超乎常人的。不僅如此，他在昆蟲學方面的研究工作也培養了他的邏輯性和嚴謹性。因此，在他的身上，藝術家的氣質和科學家的特點巧妙而和諧地結合在一起。也正是他的這些特質，使他分析起結構複雜、內容豐富的文學名著時，如魚得水、應付自如。無論是普魯斯特對逝去年華的繁複追憶，還是喬依斯筆下錯綜迷離的人物、事件，都能得到明白的解析。不僅如此，納博科夫以其聰睿的感知力，在分析具體作品的同時又點出了作品之間的承繼關係，使我們從中瞭解到《尤利西斯》這部奇書的出現，不僅應歸功於它的作者喬依斯，它也是歷代文學家多年的創作經驗和成就的積累與沉澱；而福樓拜在《包法利夫人》中運用的多聲部手法，無疑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
《文學講稿》是以納博科夫在二十世紀五○年代的文學課講稿為基礎的。那個時代正是新批評理論在西方文評界盛行的時候。可以說，《文學講稿》注重對文本的分析恰好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特點。那麼，對於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讀者來說，《文學講稿》能夠給予我們什麼提示呢？它也許會促使我們進一步增加將文學理論的研究，具體運用於作品批評的自覺性。許多有識之士都已經注意到，國外文評的新流派、新理論已經被陸續介紹到中國，理論專著也已有不少被譯成中文。但是，在如何具體運用現代語言學等新學科，以給文學批評帶來各種新角度、新方法和新成就方面，我們的介紹工作做得還很不夠，這就使我們無法真正瞭解和借鑒他們的那套﹁方法學﹂。《文學講稿》可說是運用新批評理論對作品進行具體分析的一個範例。它的作者是當代的著名作家，被評論的作品都是世界知名作家的傳世佳作，而且講稿觀點鮮明，分析具體，具有較高的借鑒價值──儘管此書本身並非沒有短處。
倘若這部書能給讀者以啟迪和思索，能使更多的人認識到，作為藝術手段之一的語言是多麼的豐富，又是多麼的富於變幻，它具有多麼複雜的功能和可以挖掘的表現形式，在文學藝術的殿堂裡發揮著何等重要的作用，那麼，我們翻譯此書的目的就達到了。
附錄二：跋 （納博科夫 著）
在目前這種極端令人煩惱的世界條件下，你們當中會有一些人覺得研習文學，尤其是研習結構與風格，是對精力的一種浪費。我的看法是，對於某種性情的人來說── 我們都有不同的性情── 無論在哪一種環境裡，研習風格都會是浪費精力。除此而外，我覺得任何頭腦，無論有藝術傾向或實際傾向的，總會有某種感知的細胞能夠接受超越日常生活可怕煩擾的事物。
讓我們吸收養分的這些小說不會教給你們處理生活中任何明顯處理問題的方法；它們也不會在辦公室或軍營、廚房或嬰兒室裡幫上什麼忙。事實上，我試圖和你們分享的這些知識不過是純粹的奢侈品。這些知識既不會幫助你去理解法國的社會經濟，也不會幫助你去明白一個少女或少男的內心秘密。但是，如果你聽從了我的教導，感受到了一個充滿靈感、精緻的藝術品所提供純粹的滿足感，這些知識就幫到了你們。而這種滿足感轉過來又建立起一種更加純真的內心舒暢感，這種舒暢一旦被感覺到，就會令人意識到，儘管生活中有各種各樣的跌跌撞撞和愚笨可笑的錯誤，生活內在的本質大概也同樣是靈感與精緻。
在這門課中，我試圖揭示這些精采玩偶── 文學名著── 的構造。我試圖把你們造就成優秀的讀者。讀書不是為了幼兒式的目的，把自己當作書中的人物；也不是為了少年人的目的，學習如何去生存；更不是為了學術的目的，沉迷於各種各樣的概念當中。我試圖教給你們為了作品的形式、視角和藝術去讀書。我試圖教給你們去感受藝術滿足的戰慄，去分享那份作者的情感，是那種創造的喜悅與艱難，而非是作品中角色的情感。我們沒有圍繞著書去談論關於書的事，我們直接走到一部部名著的中心，走到作品活生生的心臟當中。
現在這門課就要結束了。和這組同學一起學習特別愉快，那是由我的聲音之源和許多耳朵組成的花園之間的交往。這些耳朵有的傾聽著，有的緊關著，大多數具有很強的接受能力，少數幾個則僅僅是擺設品，但是所有的都通人情，神聖不凡。你們當中會有人在畢業以後繼續閱讀名著，也有人則不再問津。如果有人認為他無法培養起閱讀大師作品樂趣的能力，那麼他根本就不必閱讀。畢竟在其他領域裡也有其他的刺激：純科學的刺激和純藝術的愉悅同樣令人愉快，關鍵是去體驗在任何思想或情感領域裡的激情。假如我們不知道如何激動，假如我們不去學習，如何將我們比平常時的自己稍稍提高一點點，進而去品嘗人類思想所能提供最珍奇、最成熟的藝術之果，那麼我們就可能失去生活中最美好的東西。
前言 〔美〕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出生於一八九九年，生日與莎士比亞相同。他的家庭是聖彼德堡(現在的列寧格勒)的一戶富裕的貴族。實際上，他家族的姓氏可能出自阿拉伯文中與此詞同根的﹁nabob﹂一詞，這個姓氏是十四世紀時由韃靼王子納博科.莫爾扎(Nabok Murza)帶入俄國的。十八世紀以來，納博科夫家族的成員一直出任軍界及政界中的高級官員。我們這位作家的祖父德米特里．尼柯拉耶維奇是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和三世的司法大臣；其子弗拉基米爾．德米特里耶維奇(Vladimir Dmitrievich)放棄了可能在宮廷裡任職的前途，卻以政治家和新聞記者的身分，參加了那場注定要失敗的俄國立憲民主的鬥爭。這位富有戰鬥精神的勇敢的自由主義者於一九○八年被捕入獄，被關押了三個月。然而他一如既往，依舊將他和他的小家庭生活維持在上等社會的奢侈水準上：他們或住在他父親坐落於聖彼德堡上流社會的海軍部大樓地區蓋的那幢市內宅第，或住在鄉間別墅維拉，這幢別墅是他妻子嫁妝的一部分、從極其富有的娘家魯卡維什尼科夫家族帶過來的。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是他們的第一個存活下來的孩子，他的弟弟妹妹們證實說，他從父母那裡得到的愛護和關心是最多、無人可及的。他年少早慧，活潑而有生氣，兒時多病但後來體格強健。他家的一位友人還記得，他是一個﹁身材細長、比例勻稱的少年，生著一張富有表情、充滿生氣的臉，一雙追根問柢的慧眼，眼中總閃著嘲弄人的火花﹂。
弗.德.納博科夫是一位有些親英的人，他的子女不僅學習法文，還學習英文。他的兒子在回憶錄《講吧，回憶》(Speak, Memory)中自稱：﹁我在能夠閱讀俄文之前就學會閱讀英文了。﹂他還記得小時候那﹁一連串的英國保母和家庭教師﹂，以及從不間斷的、有趣的盎格魯—撒克遜手工製品：﹁各種各樣好吃好玩的東西從涅瓦大街上的英國店鋪裡源源不斷地來到家中：水果蛋糕、鼻鹽、撲克牌、拼圖遊戲、帶條紋的運動夾克、滑石粉色的網球。﹂在這部《文學講稿》裡所提及的作家當中，狄更斯可能是他最早接觸的一位。四十年之後，納博科夫在給艾德蒙．威爾遜的信中這樣寫道：﹁我父親是一位狄更斯專家。有一陣子，他逐段地對我們這些孩子朗讀狄更斯的作品，當然是英文本的。﹂﹁也許當我還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時......在鄉間別墅度過的陰雨連綿的夜晚裡，他對我們朗讀《遠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使我後來從精神上抵制重讀狄更斯。﹂是威爾遜在一九五○年將他的注意力轉向《荒涼山莊》的。納博科夫曾對《花花公子》的一位採訪記者談起他在少年時代所閱讀的書籍：﹁在聖彼德堡度過的十歲到十五歲之間的五年時間裡，我所讀過的英文、俄文和法文的小說及詩歌肯定比我一生中任何一個其他五年當中都讀得多。我特別欣賞威爾斯、愛倫坡、白朗寧、濟慈、福樓拜、魏爾蘭、藍波、契訶夫、托爾斯泰，以及亞歷山大.勃洛克。對於另一個層次的作品，我的英雄人物是斯卡利特.平珀乃爾、菲利斯.福格和夏洛克．福爾摩斯。﹂這後一類作品有助於說明，為什麼納博科夫在他所講授的歐洲經典作品的課程中，竟包括了史蒂文生的《化身博士》，他選擇了這個維多利亞晚期的霧氣繚繞的哥德式作品，儘管很讓人驚訝，但講稿卻是十分引人入勝的。
那位身體強壯、一直受到懷念的家庭教師﹁法國小姐﹂，在小弗拉基米爾六歲的時候就來到納博科夫家居住。她用流暢的語調向她的學生朗讀法國小說(﹁她那纖細的聲音極快地讀著，從不減弱，從不停頓，也從不出錯﹂)，雖然《包法利夫人》不在她開列的書單上。﹁我們讀了所有的作品：《索菲的不幸》、《環遊世界八十天》、《小東西》、《悲慘世界》、《基督山恩仇錄》，以及其他許多。﹂毫無疑問，《包法利夫人》是家中藏書之一。一九二二年在柏林一家劇院裡，弗．德．納博科夫被毫無意義地殺害了，這之後，﹁一位曾和他一起騎自行車去黑森林旅行的同學，把《包法利夫人》寄給我寡居的母親，我父親當時一直把這本書帶在身邊。書的襯頁上寫著﹃法國文學中一顆卓絕無比的珍珠﹄── 這個評價至今仍然適用﹂。此外，在《講吧，回憶》中的另一處，納博科夫提到他閱讀描寫美國西部人的愛爾蘭作家梅恩．里德(Mayne Reid)的作品時的歡喜心情，並提到里德筆下一位被眾人圍繞的女主人公手裡拿著長柄眼鏡：﹁後來我發現，那個長柄眼鏡在包法利夫人手裡，然後安娜．卡列尼娜又拿了它，再之後它成為契訶夫筆下那位有哈巴狗的女士的財產，並且被她丟在雅爾達的碼頭上。﹂他大約是在什麼年紀首次閱讀福樓拜研究通姦的經典作品的，對此我們只能加以猜測，可能年紀並不大。他第一次閱讀《戰爭與和平》時才十一歲，那是﹁在柏林，我們那套昏暗的洛可可風格的公寓裡，門窗對著黑暗潮濕的後花園，花園裡長著落葉松，我坐在土耳其式沙發上，落葉和書中的格言一起，永遠保留在書頁中間，就像一張舊明信片﹂。
就在十一歲這一年，一直只在家中由家庭教師教育的弗拉基米爾，被送進聖彼德堡一所相對而言還算進步的學校鐵尼塞夫。在那兒，老師指責他﹁不適應環境，『好表現自己』(主要是在俄文作業裡處處點綴上英文和法文字眼，這些字眼是我自然而然想到的)，以及我拒絕使用洗手間裡又髒又濕的手巾，以及打架時我用指節攻擊人，而不像俄國職業拳擊手用拳頭的下側像打耳光那樣揮拳﹂。鐵尼塞夫學校的另一位名叫奧西普．曼德爾斯塔姆的男學生，稱那裡的學生是﹁小苦行者，在專為孩子們辦的修道院裡的小修道士﹂。俄國文學的學習重點是中世紀俄文：受拜占庭的影響，古代的編年史，接下來是對普希金的深入學習，及至果戈理、萊蒙托夫、費特、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和杜思妥耶夫斯基不在教學大綱之列。至少有一位教師讓這位年輕的學生留下了強烈的印象：他是弗拉基米爾．希皮厄斯，﹁一位儘管有點深奧、但卻是第一流的詩人，我極為欽佩他﹂。十六歲時，納博科夫出版了一本他自己創作的詩歌集，希皮厄斯﹁把一本詩集帶到課堂裡來，對我所寫的那些最為浪漫的詩行進行激烈的嘲笑挖苦(他是一個有紅頭髮、精力旺盛的人)，引起大多數同學狂歡般的起鬨﹂。
正當納博科夫的世界土崩瓦解的時候，他的中級教育結束了。一九一九年，他的家庭成員都成為流亡者。﹁我和弟弟被安排去劍橋上大學，我們得到的獎學金不是對才智的認可，更多的是對政治磨難的補償。﹂與在鐵尼塞夫學校的學習很相似，他學俄國文學和法國文學，還踢英式足球，寫詩，和好幾位年輕小姐談情說愛，而且一次也未曾光顧大學圖書館。在對大學生活的散亂回憶裡，他記得有一個同學﹁P.M.猛地衝進我的房間，帶來一本剛剛從巴黎偷渡來的《尤利西斯》﹂。在《巴黎評論》的一次訪問記中，納博科夫說出了這位同學的姓名，他叫彼得．姆洛索夫斯基；並承認說，直到十五年之後，他才把那本書讀完，那時他已﹁極其喜愛它﹂。三○年代中期，他和喬依斯在巴黎見過幾次面。喬依斯還曾參加過一次納博科夫的朗讀會。這位俄國人是臨時頂替一位生病的匈牙利小說家的，聽眾是一群牛鬼蛇神、成分雜亂的人：﹁令人難忘的安慰來自這樣一幅奇觀：喬依斯坐在匈牙利足球隊員當中，交叉雙臂，鏡片閃著微光。﹂另一次不吉利的會面是在一九三八年，他們兩人與其共同的朋友保羅和露西．雷昂夫婦一起吃飯。納博科夫沒有記住他們談話的內容，他的妻子薇拉回憶說：﹁喬依斯詢問俄國﹃蜂蜜酒﹄(myod)的確切成分，每個人的回答都不一樣。﹂納博科夫懷疑作家間的這類社交聯繫，並在他早期給薇拉的一封信裡，詳細描述了傳說中喬依斯和普魯斯特間唯一一次毫無成果的會面，是怎樣被描寫得走了樣。納博科夫是在何時首次閱讀普魯斯特的？英國小說家亨利．格林在回憶錄《打起行李》中寫到二○年代初期的牛津：﹁所有的人都裝作關心優秀文學，懂法文的人都知道普魯斯特。﹂劍橋好像也一樣，儘管大學生納博科夫對他的俄羅斯人身分已經著迷到了無法擺脫的程度：﹁我害怕由於異國的影響而失去或玷污我從俄國帶出來的唯一財產── 她的語言，這種恐懼變得極為可怕……﹂在一九三二年，當他首次同意由里加報紙的一名記者刊登訪問稿的時候，他否定了在柏林居住的數年給他的作品任何德國影響的暗示，他說：﹁談談法國的影響更為恰當：我喜愛福樓拜和普魯斯特。﹂
儘管納博科夫在柏林居住了十五年之久，按照他本人對語言的高標準，他從來沒有學習德文。﹁我說德文和閱讀德文的能力都很差﹂，他對里加的來訪者這樣說。三十年後，在為巴伐利亞廣播公司拍攝電影專訪時，他詳細地談到了這個問題：﹁初到柏林時，我被一種莫名的恐慌所困擾，唯恐學會了流暢地講德文，就會以某種方式給我珍貴的俄文根基帶來缺陷。事實上，我生活在一個封閉的俄國流亡者的圈子裡，接觸的是俄國友人，閱讀的全部是俄文報紙、雜誌和書籍。我對當地語言的唯一侵擾是那些客套話，即和我的房東或女房東，以及買東西時必須說的那套常規語言：我想要一點火腿肉等等。當時我沒有學好德語，現在頗感遺憾，這種遺憾出自文化角度。﹂然而，他在少年時代已經接觸了德文的昆蟲學著作，他的第一項文學成就是為一位俄國的音樂會歌唱家將海涅的幾首詩譯成克里米亞語。在他的後半生裡，在懂德文的妻子的幫助下，他校對個人作品的德文版本，並在他關於《變形記》的講稿中大膽地改進薇拉和愛德溫.米爾的英文譯本。在他的那本頗具卡夫卡風格的小說《斬首的邀請》(Invitation to d Beheading)的譯本前言中，他宣稱在一九三五年創作這部作品之前，他沒有讀過卡夫卡的作品，對此是沒有理由表示懷疑的。一九六九年，他對英國廣播公司的採訪者說：﹁我不懂德文，因此，在二十世紀三○年代之前，當卡夫卡的《變形記》在《新法蘭西評論》上登出之前，我無法閱讀他的作品。﹂兩年後，他對巴伐利亞廣播電臺說：﹁我像讀荷馬和賀拉斯的作品一樣讀歌德和卡夫卡。﹂
在這部講稿中，納博科夫講到的第一位作家是他最後選中的題目。通過《納博科夫—威爾遜通信集》(The Nabokov-Wilson Letters，哈波及羅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可以較準確地瞭解這件事的前前後後。一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納博科夫在康乃爾給艾德蒙.威爾遜寫信，當時他剛剛在康乃爾大學開始學術生涯：﹁明年我要開一門﹃歐洲小說﹄課(十九及二十世紀)。你會建議教哪些英國(長篇或短篇)小說家？我起碼得講兩位作家。﹂威爾遜馬上回信說：﹁關於英國小說家：依我之見，兩位無可比擬的最偉大的(喬依斯是愛爾蘭人，故不在此例)小說家是狄更斯和珍．奧斯汀。如果你沒有重讀過他們的作品，設法重讀一次，讀狄更斯的晚期作品《荒涼山莊》和《小杜麗》(Little Dorrit)。珍．奧斯汀的作品值得全部重讀一遍── 即使她的小品也是出色的。﹂五月五日，納博科夫回信道：﹁謝謝你對我的小說課提出的建議。我不喜歡珍，事實上，我對所有的女作家都抱有偏見。她們屬於另一類作家。怎麼也看不出《傲慢與偏見》有什麼意義......我準備用史蒂文生代替珍.奧。﹂威爾遜反對道：﹁你對珍.奧斯汀的看法是錯誤的，我看你應該讀《曼斯費爾德莊園》......我認為她是六位最偉大的英國作家之一(其他五位是莎士比亞、米爾頓、史威夫特、濟慈和狄更斯)。史蒂文生是二流作家，我不懂你為什麼這麼喜歡他── 儘管他確實寫過一些相當優秀的短篇小說。﹂而納博科夫則一反其個性，繳械投降了。他在五月十五日寫信道：﹁我已經讀了一半《荒涼山莊》── 速度很慢，因為我必須為課堂討論作許多筆記。了不起的作品......我已經拿到一本《曼斯費爾德莊園》，我想我也會在我的課上用它。感謝這些極其有益的建議。﹂六個月後，他帶著幾分欣喜給威爾遜寫信：
我想就你曾建議我和學生討論的兩本書做一個期中彙報。關於《曼斯費爾德莊園》，我要學生閱讀書中人物提到的作品：《最末一個行吟詩人之歌》的前兩個詩章，庫珀的《任務》，《亨利六世》的幾個段落，克雷布的故事《分離時刻》(The Pavting Hour)，約翰生的《好閒者》數篇，布朗關於《一斗菸》(對蒲柏的模仿)的通信的幾個片段，史特恩的《感傷旅行》(整個﹁大門── 無鎖﹂的段落出自這裡，以及燕八哥等)，當然還有英奇博爾德夫人的那個無與倫比的譯本《情人的誓約》(一聲尖叫)...我想我所得到的樂趣比我全班學生所得的還多。
在初到柏林的幾年裡，納博科夫靠教授五門互不相干的課程維持生活：英文、法文、拳擊、網球和詩體學。在流亡生活的後幾年，他在柏林和布拉格、巴黎、布魯塞爾等流亡者集居的中心舉行公開朗讀會，所賺的錢比他的作品在俄國的銷售所得還多。正由於他缺乏高等學歷，因此，當他一九四○年來美國時，他對以講師職位作為收入的主要來源一事，並非毫無準備，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羅麗泰》出版。一九四一年，他在威爾斯利大學首次發表了內容多樣的系列文學講座，其中包括《關於讀者的幾個確鑿事實》、《流放的世紀》、《俄國文學的奇異命運》，以及此書附錄收入的《文學藝術及常識》。一九四八年以前，他和他的家人住在劍橋(在克雷吉廣場八號，這是蒙特勒城的豪華旅館在一九六一年允許他永久居住之前，使用最久的位址)，他的時間則分別用在兩項學術職務上：威爾斯利大學的永久講師，以及哈佛大學比較動物學博物館的昆蟲學研究員。在這些年當中，他工作極為賣力，曾經兩次住院治療。除了把俄文語法的成分一點一滴地灌輸到年輕姑娘的頭腦裡，和思考蝴蝶生殖器的細微構造之外，他也將自己塑造成一名美國作家。他出版了兩部小說(有一部是在巴黎用英文創作的)，一本關於果戈理的古怪而機智的書，以及在《大西洋月刊》和《紐約客》上刊登的短篇小說、回憶錄和詩歌，這些作品充滿獨創性和熱忱，引人注目。對他的英文作品表示讚賞的人數不斷增加，莫里斯．畢曉普是其中之一。這位輕鬆詩歌的鑑賞家是康乃爾大學拉丁語系語言系的系主任。他發動了一場將納博科夫從威爾斯利大學招聘過來的成功運動。納博科夫在威爾斯利的講師職位既不安穩，報酬也不高。根據畢曉普的回憶《納博科夫在康乃爾》(《三合一季刊》，一九七○年冬季號，第十七期；納博科夫七十壽辰專輯)，納博科夫被授予斯拉夫語副教授職務，先講授﹁俄國文學的中級閱讀課以及高級專題課，通常是普希金，或者是俄國文學的現代主義運動......由於他的俄文班人數必然很少，甚至少到不起眼的程度，他便又被指定講授一門英文課：歐洲的小說大師。﹂按照納博科夫的話，第三一一─ 三一二號文學課素來以諢號﹁髒文﹂著稱，這﹁是一個遺留下來的笑話：這個諢號被用來描述我的前任的授課者，他這個憂傷、耐心、貪杯的傢伙，對作者的性生活比對他們的作品更感興趣﹂。
羅斯.韋茨斯蒂昂是一個曾經聽過這門課的學生，他為《三合一季刊》的專輯寫了一篇回憶老師納博科夫的深情文章：﹁納博科夫總是將﹃ｒ﹄發成捲舌音，他說：﹃擁抱全部細節吧，那些不平凡的細節！﹄﹂他的嗓音就像貓舌頭那種帶倒刺的舔吻。這位老師堅持說每個譯本都有改動，總要在黑板上畫一個古怪的圖，然後裝出一副懇求的樣子，要學生們﹁精確地臨摹我畫的這個圖﹂。他的口音使全班半數的學生把他說的﹁簡練的﹂記成﹁劇前的﹂。韋茨斯蒂昂得出這樣的結論：﹁納博科夫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師，這不僅因為他把這門課教得很好，而且還因為他善於舉例說明問題，並能激發起學生對這門課的極大興趣和喜愛。﹂另一位聽過第三一一─ 三一二號文學課的學生，回憶納博科夫在開學時總要說的話：﹁座位都已經排了號。我希望各位選好座位，不再更換，這是因為我想把你們的名字和你們的相貌聯繫起來。大家對各自的座位都滿意了嗎？很好。不說話，不吸菸，不編織，不讀報，也不要睡覺，看在上帝的份上，請記筆記。﹂考試之前，他會說：﹁一副清醒的頭腦，一份試卷，加上墨水和思考，簡寫熟悉的姓名，例如包法利夫人。不要用修辭掩飾無知。除非有醫生的證明，否則任何人也不得上廁所。﹂他是一個熱情洋溢、熱心教學、富有感染力的老師。我的妻子曾經是納博科夫最後教的、即一九五八年春秋兩個學期、那班學生中的一個；這之後因《羅麗泰》使他突然富裕起來，他就此告假，一去不復返。她被他深深地吸引了，有一次她發著高燒去聽課，課後馬上就被送進了學校醫院：﹁我覺得他能教會我如何讀書。我相信他能給我足以讓我終身受益的東西，而事實確是如此。﹂直至今日，她仍然不能認真閱讀湯瑪斯．曼的作品，而且絲毫也沒有放棄她從第三一一─ 三一二號文學課上學到的主要教義：﹁風格和結構是一部書的精華，偉大的思想不過是空洞的廢話。﹂
即使是納博科夫為數極少的得意門生，也會成為他惡作劇的犧牲品。當我們的拉格爾斯小姐還是二十歲的溫柔姑娘時，一次下課後，她走回教室，在一堆散扔在那裡的標著﹁預考﹂的試卷中尋找她的答卷。她沒有找到，最後不得不走到老師面前。納博科夫高高地站在講臺上，過分專注地收拾著講課稿，似乎沒有注意到她。她說了句﹁對不起、打擾您﹂了，然後說她的答卷好像不見了。他彎下腰，揚起眉毛：﹁妳叫什麼名字？﹂她告訴了他，然後他就像變戲法一樣，突然從背後拿出她的答卷，答卷上批著九十七分。他告訴她：﹁我想看看天才長什麼樣子。﹂隨後他冷靜地上下打量她一番，她滿臉通紅，這就是他們談話的內容。順便說一句，她並不記得這門課被叫作﹁髒文﹂。在校園裡，這門課被簡單地稱為﹁納博科夫﹂。
在他退休七年之後，納博科夫帶著複雜的感情回憶他的教學生涯：
我的教學方法妨礙我與學生之間的真正接觸。他們最多不過是在考試時還給我一些我的思想......我曾試圖通過在大學廣播中播放我的講課錄音，來重現我在講臺前的形象，但這只是徒勞。另一方面，我深為欣賞在我講課的某一時刻，從課堂的此處或彼處熱心的人群中，傳來表示讚賞的輕輕笑聲。我所得到的最好報償，是那些在十年或十五年之後給我寫信來的學生，他們在信中說，他們現在明白了，當時我給他們上課時，要他們設想一下翻譯錯了的愛瑪．包法利的髮型和薩姆沙家中房間的布局等是什麼用意……
從蒙特勒豪華旅館遺留下來的五釐米長、三釐米寬的卡片上可以見出，他不止一次地在接受採訪時允諾，出版一本以在康乃爾大學講課的講稿為基礎的書，但是(由於他正在寫作其他著作，如帶插圖的論文《藝術蝴蝶》(Butterflies in Art)、小說《蘿拉的原型》(Original of Laura))，直到一九七七年夏天，當這位偉人逝世的時候，這項計畫仍然懸而未竟。
現在，這些講稿已經精采地蒐集在此了。它們依然帶著課堂的氣息，這種氣息一經作者本人修改便可能被刪去。無論以前聽說過或是讀過多少關於這些講稿的情況，誰也無法預言它們所顯示的那種引人注目、駕馭一切的教學熱情。那些年輕人，那些女性聽眾，集合在一起，聆聽教員急切而熱烈的講話。﹁與這班學生的合作是一件令人甚為愉快的交往，這是我的聲音之源與耳朵組成的花園彼此之間的交往。這些耳朵有的傾聽著，有的緊關著，大多數具有很強的接受能力，少數幾個則僅僅是擺設，但是所有都頗通人情，神聖不凡。﹂我們常常會聽到大段的朗讀，就像小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諾維奇聽他的父親、母親和法國小姐給他朗讀一樣。在閱讀這些引文的時候，我們必須想像朗讀者的音調，那富有感染力、低沉的話語所帶來的愉快，以及這位後來雖已禿頭、身材魁梧，但過去卻曾是一位運動員的教師的戲劇才能，他繼承了俄國人華麗的口語表達傳統。在書中的其他地方，文字的抑揚、閃光的機智、嘲弄，以及令人興奮的細緻分析俯拾皆是，這是一種清澈流暢的口語散文，毫不費力便已經才氣四溢，並常常充滿了隱喻和雙關語：在遙遠而線條分明的五○年代，對於康乃爾那些幸運的大學生們來說，這種對不可抗拒的藝術感受力的表現是多麼的令人眼花撩亂。作為文學批評家，納博科夫在英語世界中的聲望，是建立在他對普希金的作品頗費功力的不朽譯介，以及傲慢地對佛洛伊德、福克納和曼(Mann)的不予考慮之上，這一聲望如前所述，也受益於這些豐富而耐心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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