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這篇小說的胎動，說來堪驚，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儘管如此，胎動期間的一些印象，至今記憶猶新，現在說出來，讀者可以當作參考材料，就像當代影碟製造中附贈的拍片花絮。不過，對我自己，卻更像是悼亡。
一九七七年，赤道南面的冬天，一個週末的夜晚，李我焱和張北海兩家人在我家歡聚。一共十一口人，六大五小。我焱和我們家，四個孩子都是五到八歲，北海的獨子，取名南山，也十歲不到，飯後照例鬧得天翻地覆，不到一個小時，都累昏了，全搬到床上，拉下蚊帳，睡了。
孩子們忽然成了「靜物」，放空了的大人，才有可能心潮澎湃，尤其是，微醺狀態尚未完全醒來。
那晚上，我們生了爐火，女人都聚在臥房說體己話，三個男生，端著酒，看著火，忽然不著邊際起來，於是而有了「盍各言爾志」的片刻。
「我要寫一部長篇！」
這個意念，完全不知道是如何鑽進我腦袋裡面的，只記得，自從說出了口，便好像刺青一樣，永遠洗刷不去。
生活在非洲南緯四度的熱帶稀樹乾草原環境，如何想像一九六○年代的臺北？成了當時最大的難題。我甚至連郵筒的樣式，都無法準確回憶。這種尷尬，反映在小說〈序曲〉裡面的一個場景。第一稿寫的孫中山銅像，原是坐著的，一九八三年，我終於解除了黑名單身分，回到分別十七年的臺北，頭一件事就是往西門町逛，發現國父原來站在中山堂前。
我的初稿，不能全靠記憶，還需要情緒。解決的辦法也相當原始。行囊裡面發現一個寶貝，一張三十三轉的臺語歌曲唱片。挑出自己最喜歡的《港都夜雨》，我就錄這一首，重複錄了兩面，加起來一共九十分鐘。歌手的名字叫胡美紅。
如果你讀此書感覺到一些風塵飄泊與疏離無奈的氣氛，那多數是因為寫作時始終有這首歌陪伴下筆。總之，鄉愁引來的立志書寫，書寫中，鄉愁自必浸染瀰漫。
如今，三十年過去了。我焱已經作古，他唯一的兒子，跟我家老大同班上學，由於嬰兒期正值保釣高潮，家裡「人煙」稠密，得了氣喘症，小學剛剛畢業就不幸夭折，妻子則患老人癡呆症，誰都不認了。北海夫婦雖同居紐約，一年也難得碰一次頭，最近見面是在我家老大的婚禮上，那天，我看見他聽老二演說兄弟童年往事，眼睛濕潤了。一九七二年，北海跟我一道開車橫貫美洲大陸，妻小都躺在租來的旅行車後艙，一路遊山玩水兩個禮拜，前往聯合國報到。當時的老二，才半歲上下，胖嘟嘟的，成了北海的最愛。
那麼，在老朋友面前立誓完成的這部作品，現在重新出版，對我而言，是否只有懷舊悼亡的意義？
坦白說，書雖然寫了二十本，這本是我唯一可以稱之為「暢銷書」的作品。
「暢銷書」這個用語，在我們的文化環境裡，其實是個「貶詞」，多少有點譁眾取寵的味道。然而，細審《浮遊群落》的內容，好像又不盡然。它的發表和出版，經歷過一些曲曲折折。最初只能在香港的左派雜誌《七十年代》連載，接著又在《新土》刊登。《新土》雜誌是海外華人刊物，出版在紐約，發行範圍在美國，因此不受當局管轄。第一次進入臺灣，還需要黨外人士護航，康寧祥先生辦的《亞洲人》是冒著查禁危險發表的。成為書的形式，也有類似過程，香港出過一次，臺灣先後出過三次。冒險第一次在臺灣正式出版的遠景沈登恩兄，曾被叫到警備總部去問話。
那麼，是因為「離經叛道」才「暢銷」的嗎？
其實未必。
幾十年來，臺灣始終存在著一種屬於年輕人的「次文化」，本應是人類學的豐富園地，卻好像很少看見我們的學者專家討論研究。六十年代的「反叛」，七十年代的「出走」，八十年代的「創業」，九十年代以來的「從政」，不論是威權體制下的「潛流」，還是目前已成氣候的「顯學」，這種「次文化」，表現了臺灣一代又一代的生命力。這種「潛流」或「顯學」，絕不是普通的社會現象，而是推動臺灣歷史向前摸索前進的基本力量，說它是臺灣的命脈，也不為過。
為什麼臺灣年輕人的「次文化」不同於其他社會的同類現象，而能展現推動歷史前進的巨大力量呢？我有一個不同於流俗的特別解讀。
臺灣知識界，一向耽溺歷史悲情和族群矛盾，彷彿這些特殊遺產，只能帶來問題和煩惱。為什麼不能逆勢操刀，何妨調轉頭來，從另一個方向觀察。
不正是由於特殊的歷史反覆和激盪，人的腦袋才變得更加複雜更加細膩嗎？不正是由於族群之間的不同風俗習慣、思維方法以及態度經驗和行為，才有今天的大熔爐效應嗎？
《浮遊群落》寫的是年輕人，當初創作時，心裡的讀者對象也是年輕人。然而，今天又校讀一遍，感覺自己無意中抓住了一部特殊時代特別地方的浮世繪式的風情畫。日譯本書、專研臺灣文學的岡崎郁子女士曾對我說：這本小說幫助她認識六十年代的臺灣，而且，好像除了這本，她沒看到過其他專以六十年代臺灣為主題的書。
岡崎教授的話，讓我慚愧，因為我只是憑著記憶粗糙地提供了一個搖鏡頭平面圖，真正深挖廣掘的工作，仍有待有心人的努力。六十年代是臺灣跨過經濟起飛門檻的關鍵時代，與之同時開展的文化、社會、政治動態，包羅萬象，引人入勝，是理解臺灣和兩岸未來的重要關節。
這麼看，重印此書，就不是沒有新意了。
最後，還有兩句話要說。
這麼些年來，聽到不少讀者反映，每每有所謂的人物「對號入座」問題。這一點，其實是莫須有的。小說創作無法脫離創作者的知識素養和個人經驗，理所當然，但是，人物典型刻畫，不是「複印」，也非「石膏寫生素描」，所有「個人經驗」都必須服從創作理念的整體要求，這是一個藝術過程，也是文學常識。
另外，《浮遊群落》原計劃是個三部曲（結尾部分寫到小陶與方曉雲同機赴美，就是預留的伏筆），一直無法兌現，跟時代變化和個人生活變遷，都有一定關係。不過，去年冬天，終於還願。完結篇與原始構想天差地別，故事和人物也無聯繫，只是精神貫通。新作的題目是《遠方有風雷》，就是這個「作品集」的下一本書，不久當可與關心的讀者見面。
二○○九年十月九日 寫於紐約無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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