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一部文化反思的奇譎之作
從明代中葉以後，中國歷經四次文化大反思（即李贄到黃宗羲時期、鴉片戰爭後、新文化運動、上世紀八○年代至今），其中尤以當今舉國的國學熱、歷史熱為甚（盛）。可時至今日，仍然沒有人能系統而令人信服地告訴我們：中國文化的真精神在哪裡？儒學的實質是什麼？中國封建社會為什麼會延續那麼長時間？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取向為什麼有偏差？中國為什麼沒有出現現代意義上的民主與科學？我們應該復興怎樣的文化？
本書作者認為：我們如今所處的時代，是人類文明史的又一個轉捩點。中國首先要跟上全球時代的步伐，然後，與全人類一同邁向一個嶄新的時代。但是，當今中國人在進行傳統文化大反思時，容易進入誤區：中國文化因長期受以儒學為主的傳統影響，對歷史的敘述主觀性的東西太多，以現代化眼光看過去，不僅謬誤甚多，而且矛盾百出，已經不僅僅是不能自圓其說的問題了。因此，今天人們在對傳統文化進行批判時，不知道捨棄什麼、弘揚什麼。以錢穆為代表的一批國學家們高度褒揚中國文化，而以柏楊為代表的文化學者又狠批中國文化。結果，我們講復興，仍然不知道復興什麼！其實，現在很多人，批儒也好、尊儒也好，首先就說不清「儒」的實質，甚至對「儒」不能下一個公認的定義。按照「存在就是合理」的說法，則中國兩千年封建統治，自有其合理之處，但「合理之處」到底在哪裡？合什麼樣的「理」？這「理」又從何而來？等等。所有這些問題，歸根結底，需要我們梳理清中國歷史的脈絡。否則，以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的博大幽深，很多人先事前定一「說法」，再找「資料」來佐證，自然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因此，有必要對中國歷史──嚴格地說是文化史──進行一次重敘。文化的總結、創造和傳承，傳播者是知識分子，中國的知識分子關於人生的意義和歸宿是「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而解讀傳統文化，首先是看傳下來的「書」，即看古人所立的「言」；再考察一些歷史事件，即古人所立的「功」；最後總結出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價值觀等文化核心問題，即古人的「德」。而我們批判中國文化，恰恰要尋著這條道上溯。即先看德，再看功，因為德影響了功，最後看言，言只是一種記錄、見解。
者提出，他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是「賦有天命的」，他要以獨特的表達方式、獨到的時代眼光、獨有的思想體系，一開新說，以達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之目的。他決定創造性地開創歷史文化大散文的另一種寫法：選取若干個被中國人塑造起來的偶像人物，以批判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價值觀；再選取影響中國歷史發展的若干大事件，以理清中國文明進程的脈絡；最後，選取若干本代表中國文化成果的書，以說明中國文化的真正價值所在。《拷問歷史》就是這樣的第一本書。
《拷問歷史》由大陸的中國言實出版社於二○○八年一月出版後，曾引起較大迴響，周非因此也被出版界譽為「思想臥龍」。在這本書裡，我們會看到作者稟屈原《天問》的探索精神、仿但丁《神曲》的博大體系、揚王充《論衡》的真知卓識、揮莊周《莊子》的如椽巨筆，穿越時空，以頗具時代性和系統性的歷史觀和價值觀，借中國傳統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十二位被神聖化或妖魔化的歷史人物之口，對中國文化的道德觀和價值觀作系統的批判。其中：
因黃帝而談中國文化之源，他說：黃帝實際上是中華民族文化意義上的先祖，反思中國文化必須從黃帝開始，才能找到源頭。從黃帝在被後人神化的過程中，可以看到中國文化的精華是怎麼被歪曲、喪失的。比如黃帝時代形成的四大制度雛形，就很好：領袖的推舉制、諸侯的分封制、官員的選拔制和經濟的自由制。但，所有這些制度，後來都是一代不如一代，比如，黃帝那麼下大力氣推廣新技術，後世有幾個朝廷或帝王那樣做了？相反，後世的人都根據自己的需要，隨意曲解黃帝。所以，黃帝說：我無愧為始祖，是子孫有愧於我！
因西施而談對女人和美的態度，書中寫道：你看過《荷馬史詩》吧，為了一個絕色美女海倫，特洛伊戰爭打了十年。可是，當元老院的元老們看到海倫時，他們說了什麼──一個字：值！這就是西方人對美女的態度。而我們呢？《二十四史》裡，充滿了「禍水」的字樣。這樣的審美觀、價值觀、史學觀，難道不是病態的嗎？文章分析了西施各種傳說的歷史心理文化背景，特別是為什麼中國人會讓西施嫁給范蠡，發人深省。
魯班而談中國為什麼沒有產生現代科學技術，層層剖析了哲學關注、沒有真正的私有制、尚古、邏輯方法、地域等五大原因，可以說是當今關於「李約瑟難題」的一篇最完整的解答。文章從張衡的遭遇說起，結論卻是「中國文化有科學精神」，讓人感歎又振奮。
因孔子而談儒學的由來和演變，追述了中國儒學產生及演變過程，即產生於「亂世裡的夢」，經過了由貴族子弟的修養之學到統治者的治國之學再到政教合一的大一統教義三次演變過程，分析了形成儒學占統治地位的中國文化之哲學基礎和社會背景。系統批判了儒學教義中的「仁義禮智信」倫理道德規範。將孔子對中國文化的意義高度概括為一句話：中國五千年歷史，前半部由我改纂、後半部因我改變。
因華佗而談生命意義，提出了重視、熱愛生命為人類最高道德。中醫現代化只是一個偽命題，並指出了當今「中西方文化對比」中的重大誤區──將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文化進行對比。
因關羽而談中國文化之崇文抑武，關羽為什麼會成為中國人的「武聖」，特別是成為中國的「財神」？這和中國儒文化太弱有關。孔子是很英武的，他其實是武士的後代。孔子的「六藝」裡，就有「射」，他培養的學生是朝德智體美方向發展的，但後來，他好的思想逐漸被丟棄，到明代以後，文人的形象已經完全演變成一個「文弱書生」了。中國從「崇文抑武」的宋代以後，一直挨打，因此，人們的精神上，在文聖孔子之外，需要一個「武聖」。而在明清以後，中國東南沿海工商業興起，私有財產得不到保護，朝廷一紙令下，富可敵國的大商人如沈萬三不僅會傾家蕩產，還有性命之虞。所以，中國的財神，不是送財的，而是保財的。保住財產是中國人的首要需求。
因諸葛亮而談智謀，提出了中國最發達的文化是「智謀文化」，知識分子為了當謀士、為了功名，而喪失了獨立性。
因楊廣而談帝王命運，為楊廣的「四宗大罪」做了有力的辯護，基本上為「千古第一暴君」隋煬帝徹底翻案，並從史學角度告訴人們，歷史往往不可信，〈楊廣傳〉是一部「敵人寫的歷史」──李唐王朝為了證明自己奪取江山的正確性，必須把對手寫成一個十惡不赦的大壞蛋。所以，歪曲歷史成了很自然的事。
因李白而談文學及文人的命運，發現了李白的痛苦之源，即中國知識分子深陷於追求自由與追求功名的矛盾痛苦之中，本篇還提出振興當今文學的「大文學觀」。
因王安石而談改革，對比了中國歷史上最為著名的三次大變法運動──商鞅、王安石及戊戌變法，還對比了二王（王莽改制），提出了「宋代是中國歷史發展的轉捩點」，而「王安石的新法基本上都是倒退」，原因是「國有化」代替「私有制」。
因包拯而談官本位，列舉了「當清官的八大條件」，從而反證出在封建帝國制度下，不可能有清官。對中國產生官本位原因，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因秦檜而談歷史上政治人物的下場，文章從《聖經》中「亞伯和該隱的故事」說起，認為「忠、奸都是天定的」，南宋滅亡以及岳飛、秦檜的結局也都是歷史注定的。
全書處處閃爍著思想的火花。其中一些立論，已經不僅僅是給人耳目一新，而是發人深省、讓人頓悟！它徹底地、系統地顛覆了中國傳統社會兩千多年來受儒學統治下的歷史觀、道德觀和價值觀！
該書不僅採用了「穿越時空的對話」新方式，而且文章集描寫、敘事、抒情、議論於一體，熔思想性、藝術性、知識性和趣味性於一爐，如果歸類，實在不好說是文學、史學還是哲學。
後記
中國文化大審判
為什麼能讓古人說話
宗教故事裡，神仙們跨越時空聚在一起的場景很多。比如我們道教裡的八仙，就是不同時代的人，但他們聚到了一起，然後，又走到後來的朝代裡去人間做很多事。佛教裡的菩薩們，也常常如此，比如觀音，他隨時可以化個身，來到任何時代、任何地方。
文學藝術裡，這樣的事，自然更多。不僅所有的神話，都是這樣──西方的《荷馬史詩》、《神曲》，中國的《西遊記》、《聊齋志異》──就是現實主義作品如《紅樓夢》，裡面其實也是明朝的人物在說著、做著清朝時的事呢。
哲學也是這樣，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莊周的〈逍遙遊〉，裡面人物都是跨越時空地對話、討論。
天地人生的道理，有四種形式進行思考與表現，即前面所說的宗教、文藝、哲學，另外一個就是科學。那麼，科學可以跨越時空嗎？偉大的當代科學告訴我們：可以！跨越空間已經變為現實，因為不僅全球之內，就是太空裡，也是可以隨時對話的。而跨越時間呢？現在已經肯定，有一個時光隧道。當然，要實現這一條，還有待時日。
人們為什麼要進行跨越時空的對話呢？因為一個人的思考，常常受時空的局限。大智慧者，總想瞭解一下，如果換一個時空，他所得出的結論是怎麼樣的？他的思想，在另一個時空座標裡，會是什麼結果。
如果我們能建立一個「思想函數」，那麼，孔子就可以在兩千五百年前演算出他的思想對後人產生的影響。他思想的出發點，是怎樣一次次被時空的因素所影響而走出一條他想像不到的曲線，最後的落腳點竟與他的出發點相距甚遠！軒轅黃帝也會發現，他的後代怎麼走出了一條他意想不到的扭曲的發展曲線軌跡來。
這個函數，我們至今還沒建立起來，自然也怪不得古人。但如果我們要建立這樣的函數模型，就得把我們五千年的歷史，作為已知條件，從而進一步地進行推理、論證。
人類的想像力，遠遠超出邏輯推理的範圍；然而，科學定理所推導出的結果，有時也大大異乎人們的想像。
我們為什麼不能請古人，特別是古聖賢來我們這個時代說說話呢？
為此，我可以像但丁寫《神曲》那樣，開一個科幻小說似的頭：
在我人生中途的時候，
我忽然來到時光隧道的這一頭。
陽光瀉洩在生機勃勃的花草上，
我沿著智慧樹蔭信步悠遊。
在那一排排光耀千古的祠廟前，
先聖先賢們一個個在向我招手。
他們在看到中國的現狀後，
有很多的想法要和我探討研究……
從但丁的《神曲》開始的
我寫了很多批判傳統文化的文章，但總覺得不夠系統、不夠有力，所以，一直棄而未用。直到「我人生的中途」，我再讀但丁的《神曲》。
但丁創作了《神曲》，被譽為「中世紀最後一位、文藝復興第一位」的劃時代人物。為什麼？因為這本書裡，對整個西方中世紀的道德觀和價值觀進行了重估！
很少有人讀懂《神曲》，連魯迅似乎都沒怎麼懂，因為他覺得地獄裡太淒慘恐怖，因而沒能「走到天國」（即沒有讀完）。他們不明白但丁為什麼寫地獄、煉獄、天堂，還把那麼多歷史人物放進去。以為那些歷史人物僅是一個道具。大部分人認為寫「三界」是一種象徵，說人的靈魂要經過如許過程。當然這有道理，但卻太膚淺。
《神曲》的意義在於把很多歷史人物放進三界裡不同的地方，也就是對這些歷史人物進行評判，一種全新的道德觀、價值觀的評判！這種評判標準，與中世紀時普遍認同的評判標準迥異其趣！唯其如此，才叫「吹響文藝復興的號角」！
可惜的是，我們對西方歷史人物知之太少，特別是對義大利歷史人物。就如同屈原的《離騷》，裡面寫了很多楚國的神話或巫術人物，我們讀起來就要靠注釋，西方人讀起來，會很茫然。這是文化背景，也怨不得那些讀者。就比如我們到衣索比亞，對一個土著姑娘讚歎道：「你真是西施」。或對一個無能的長官說：「你是阿斗啊！」他們一定很茫然，如果我們對他們解釋一下，說西施是中國美女、阿斗是一個無能的皇帝，他們也僅僅知道剛才的話是一種讚美或譏諷，而沒有什麼更深的理解。
然而，這一點也不影響《神曲》的偉大。如果但丁是中國人，《神曲》裡寫的都是中國歷史人物，而且用的全是「五四」時期反傳統──實際上是反自漢武帝以來的儒學思想為主的傳統道德觀和價值觀──的觀念，對他們進行重新評判，作為中國人的我們，會毫不猶豫地把「劃時代」這頂桂冠給他戴上！
中國的造神運動
我們長期以來所謂公認的道德觀、價值觀有問題，這個問題就是：它們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真義！
這裡說的長期以來，是指從漢武帝以後，也就是儒學思想的統治時期。實際上，是儒教的統治時期。相當於西方的中世紀。
「儒教」的說法，是有爭議的；比之於西方中世紀，更會有人大不以為然，而且確實能振振有辭地予以反駁。理由是什麼呢？是一些人，把中西方的對比，當做了一種類比。
例如，有人寫了本《中國儒教史》，說到儒教，立論者就從西方宗教學出發，從教義、神系、傳教方式、組織形式等，找出種種證據，但卻往往有牽強成分，最大的問題是，「儒學」本身在外表是無神論的。這裡的「神」是指具有人格的「神」。但儒學裡有一個「天」，這個「天」，既是精神的──代表公正評判執行者；也是物質的──代表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所以，有「天道」、「天理」這兩個詞。而駁論者也是抓住這一點，也是從西方宗教學原理出發，進行類比，發現不當，從而推翻「儒教」之說。
但我們要換一個角度。從宗教統治的結果和目標來看，我們會發現，這種結果就是「用一種統一的、虛偽的、反人性的道德觀、價值觀來束縛人的行為」。注意：是束縛人的行為，而不是思想，因為在這種統治下，有人的思想還是開小差的，他們有的是叛逆、有的是利用。
儒教統治，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思想上的「天人合一」導致政治上的「政教合一」。外國的皇帝要登基，由教皇代表上帝為其加冕；中國的皇帝則自己代表天，舉行儀式給自己加冕，從而「奉天承運」地成了當然的大教主。官員們則是教士，讀書人是信徒。但不能和西方基督教完全地類比。因為中國所有的信不信儒教的人，其實都沒有「教」這個概念的。作為大教主的皇帝，他自己也不清楚他這個職位，所以，他有時也會信道教、信佛教、信天主教、信伊斯蘭教，乃至於同時信幾個教。
中國的儒教既然從現代哲學角度來說，屬於無神論，它自然就沒有「神」，但沒有「神」怎麼能稱為「教」呢？有辦法，還是「天人合一」的辦法，除了上帝是「天」外，其他「眾神」就是由「人」來擔當此任，並取名為「聖」。第一位的，相當於耶穌的叫「至聖」，其他各有所司的人，即相當於耶穌下面那些聖徒的人，可分別按他們所司內容叫「武聖」、「智聖」等，比聖次一點的，叫「賢」。聖賢們主要幹什麼呢？就是「代天而語」、「替天行道」。他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就是最偉大的人，像周公、孔子，是為天下人建立道德規範；次偉大的人，像周武王、諸葛亮，就是為國家社稷、黎民百姓建功立業；再次一些偉大的人，像司馬遷、李白，就寫寫詩文。反之亦然：西方宗教裡有魔鬼，中國也有這樣的元惡，如隋煬帝、秦檜等，專做殘害聖賢、危害國家、塗炭百姓的事。
這些「聖賢」，或乾脆叫「神」吧，因為他們確實與平常人不一樣，有著「天資之德」或「天縱之才」，這種「天人合一」的方式，常常把那些治學的歷史學家搞得暈頭轉向，因為他們的形象，與歷史人物已經大相徑庭，不僅沒有史籍做證，也不合生活和歷史邏輯。然而，這些史家不知道，他們已經是「神」了。是「教」把他們造出來的。為了「教」的緣故。
第一個造神大師當首推儒教第一聖的孔子。他一口氣造出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七個大聖；緊接著，「亞聖」孟子，也開始造神，首造孔子，然後是一些小聖，或稱之為「賢」的人，如伯夷、叔齊之流。後世人，更是根據不同的需要，造神不止。
造神的方法也各異，而且與時俱進。孔子是刪改史書，即根據需要，在給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編講義時，對史書直接改編。他有這個權力，後來秦始皇又幫了他一次忙，把很多不利的資料燒了，把不合乎他觀點的人──當然也包括合乎他觀點的人──給活埋了。到了漢代後，剩下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他的嫡傳徒子徒孫，人們自然對他編的歷史信以為真了。孟子只能造些小聖，因為這些人，史書載之不詳，不怕人不信。但到後來，改編史籍肯定行不通了，於是，就通過野史、小說、戲劇來編。這樣反而受眾更廣，誠如蔡東藩所說的，看《二十四史》多沒勁，當然小說閱讀起來更好！
現在影視歌壇有個「造星運動」，這個「星」，指的是名人。其實，把我們古代這種「造聖運動」說成是造星運動，也是很恰當的。儒教的上帝既然是天，這些眾「神」便如滿天的星辰。古人確實就這麼稱的，說他們是「星宿下凡」。
可見造星運動，古已有之。現在有哪樣新鮮事物、高科技玩意兒，中國古代沒有過呢？電腦原理，不就是二進位嗎，那不是我們最古老的《易經》中的陰陽說嗎！中國文化，真是博大精深啊！──當然，這是題外話，扯遠了。
傳統的道德觀、價值觀其實很混亂的
一個時代的道德觀、價值觀，集中體現在對歷史人物的評判上，特別是歷史明星，因為他們是楷模，道德的楷模、功業的楷模。比如，仁愛、信義、忠孝、智勇、清廉、淡泊、才華、功名，都是中國人推崇的優良的道德品質或最有人生價值，往往集中體現在他們身上。造星，就是為他們造出一層層這樣高道德、高價值的光環。但殊不知，這些傳統的道德觀、價值觀，是很混亂的。
至少有有三個問題，懸而未決，那就是：孰大孰小、孰輕孰重、孰真孰偽。
第一個問題是：這些詞表面上看上去，是一個明確的概念，但在每一個具體環境裡，卻是有不同解釋的，往往產生邏輯悖論。以過去社會裡的「忠」為例，忠，有忠於國家、忠於朝廷、忠於主人。關羽投降曹操時說他是「降漢不降曹」，既然「降漢」，說明他原來跟著劉備幹是「反漢」或「叛漢」的，特別是他後來又離開曹操，回去找劉備，就是再次叛漢；但劉備是他的主人，他死活要跟著劉備，說明他不僅是「義」，也是「忠」，即忠於主人，所以，歷史上把他當成「忠義」的化身。這樣，他的這個忠，就互相矛盾了。岳飛為了國家民族的存亡，抗擊金兵，可以說是「忠」了，反之，謀害這個「忠」臣的秦檜，就是對國家不忠；但反過來，秦檜殺岳飛，是接受皇帝的旨意，而且為了皇帝名譽著想，他把殺忠臣的名──罪名或者是罵名──一個人背下來。這樣對皇帝，可謂是極「忠」的。可見在秦檜身上，忠與不忠，也是矛盾的。於是，就有人把「忠」分為「大忠」和「小忠」，說忠君比之忠國，是小忠，所以秦檜還是壞蛋。那麼，為了國家統一、黎民安樂，是不是比忠於一個昏君、庸君更是大忠了？既如此，則劉備他們就不應該另樹一幟，搞分裂，引起戰爭，而應該支持曹操這樣的能人，取代無能的漢獻帝，讓天下一統。大一統也是儒家的最高道德標準之一啊！我這裡只說了「忠」，其實，其他方面，也有同樣的問題。最後，孰大孰小，誰「嘴大」，誰說了算。
第二個問題是，各種道德和價值標準之間往往有很大的衝突。西施作為救國者，是英雄；作為國王后妃，是「禍水」；作為女人，又是個「失貞」者。孟子時，就有人針對他常說的「忠」與「孝」，給他出了個難題，問他：如果一個君王，他父親犯了死罪，應該怎麼辦？殺吧，殺父親是何等的不孝！不殺吧，就是對國家不忠。──其實還有對百姓不「仁」，因為不懲辦惡人，怎麼安民呢？當然，這一點那人沒問。自以為聰明的孟子想的方法是：國王拋棄王位，馱著老父親到人跡罕至的東海之濱隱居起來。這其實很有問題，一是他不為國家服務了，是不「忠」；二是與惡人同居，是不「義」；三是棄眾臣與子民於不顧，是不「仁」；四是不打招呼就擅離職守，沒有規矩，那時叫不「禮」；五是徇私枉法，包庇親人，顯然不是清正的行為，叫不「廉」；六是不敢面對這種嚴酷的現實，採用逃避的態度和行為，是不「勇」；七是放棄功名富貴，埋沒自己治國之才，也是不「智」；八是丟下兄弟姊妹不管了──就不說他有沒有老母親，或是不是馱著老母親一道逃──叫不「悌」；九是自己定的法律自己不執行，叫不「信」；十是認賊作父，不知羞恥，是不「恥」。你看，儒家宣揚的「仁義禮智忠信勇悌廉恥」等美好品德，被孟子這一招全破壞了。為了一個「孝」，結果違反了其他十大道德！後來就有一種說法是「忠孝不可兩全」，何止忠孝如此，各品德之間都是如此。但不能兩全時，如何取捨呢？從來沒有定論。所以，孰輕孰重，還是那句話：誰「嘴大」，誰說了算！
第三個問題是，這些道德層面的東西，還是要通過行為表現出來，為人所見，從而得到認可的。得到認可，有沒有回報呢？如果沒有，除了極少數聖人，芸芸眾生就不會再去進行高尚的行為了，那社會還怎麼提倡這些道德價值標準呢？反之，如果有回報，那就會有人利用它，做一些很虛偽的道德行為來博取回報。這是一對很大的矛盾。孔子時代，魯國有個規定，誰要是在國外見到被賣身為奴的魯國人，把他贖回來，國家將補償他的全部贖金，而且另有獎賞。孔子的學生，是個做生意的，能跑很多國家，當然，他也很有錢。他贖回了一些人，但不去領國家的補償和獎金。別人就開始讚賞他品德高尚，「義贖同胞」。孔子卻說：這種「美名」不能宣揚！因為如果以此為美德，則以後人們贖人時，都不去領賞了，這樣一來，沒錢的人，誰還願做這樣的事？就是願，也沒這個能力啊！──可見他老人家，對道德的認識是很清醒的，不是後人說的那種腐儒的作派。還有個流傳很廣的故事，說周武王死後，兒子成王年幼，由他的叔叔周公輔政，結果，日理萬機的周公，被說成是大權獨攬、挾天子以令諸侯、甚至要奪取王位的大奸臣，幸虧成王沒殺他，只是罷了他的官。後來，冤案昭雪，周公也成了歷史大聖人。王莽在篡位以前，表現得十分謙恭好學、勤政廉政、而且無限忠於小皇帝，直到他陰謀成功，人們才看到他那「奸臣」的真面目。對這兩個人，史家評論說：如果他們早點死了，誰能辨得了真偽？那他們的名聲正好掉了個個兒。歷史上這樣沽名釣譽之輩太多，當然，實心眼吃虧的也大有人在。至今，還有人說海瑞廉潔、罵皇帝，也許就是為了一個「名」，而這個「名」，在明朝確實有時能讓人一路高升，海瑞也曾因為敢得罪權貴而官位連升三級，且名滿天下。所以，歷史往往對很多人，難有定論。那麼，孰真孰偽，好像還是那句話：誰「嘴大」，誰說了算。
歷史人物的三大審判者
那麼，到底誰「嘴大」呢？也就是說，對歷史人物最有審判權的人是誰呢？
審判者很多，但最有審判權的，是三個：統治的需要、情感的需要和時代進步的需要。
第一是統治的需要。統治者覺得，他要加強統治，需要確立怎樣的道德標準和價值取向，他就會按照他的這種標準來評判歷史人物。漢朝大一統後，為加強中央集權，就提倡「尊王」的思想，孔子得到了極高的評價，被列為聖人。凡搞「大一統」的人，如堯、舜、禹、湯、周公等，都是聖人。楚漢相爭，劉邦戰勝項羽了，所以，尊黃帝為至聖至尊、無所不能的人類始祖，而炎帝則被晾在一邊，甚至有人說他和共工一樣是搞叛逆的。我們今天說「炎黃子孫」，炎還在黃前，但炎帝是被黃帝打敗了的人，就如同項羽是被劉邦打敗了的人，成則王、敗則寇嘛！黃帝始祖的地位是在漢朝確立的，秘密就在這裡。很多史家沒有發現。孟子從漢朝起被列為孔子後面的「亞聖」，但被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從聖位上拉下來，並踩上一隻腳，批倒批臭。原因是他說了一句對老朱獨裁統治極為不利的話，叫「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就是我前面講的「忠」的大小問題，他老先生給排了個序，說是黎民百姓最重要，國家和朝廷算第二，皇帝老兒不算什麼。那意思很明顯：人民安居樂業才最重要；政府要是管理不好，就換屆；皇帝不好嗎，立即重新挑選。他還加了一句威脅的話在後面：老百姓如水，朝廷是船，「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聽清了吧，當皇帝，不好好為老百姓著想、辦事，那就自取滅亡。那個朱獨裁如何受得了這等教訓，所以，立即宣稱孟軻是「亂臣賊子」！中國最大的統治者是皇帝，皇帝的「嘴」當然是最大的了。他不僅用真槍實彈，也用糖衣炮彈，來統一天下人的道德標準和價值取向。其中修改和重釋歷史，是矇騙的辦法；制定法律和制度，是強制的方法；給你功名富貴，是誘導的辦法。天下在他的掌握中，辦法當然多多了。
第二是情感的需要。情感總是和時代背景、生存環境、個人經歷以及愛好修養有關係的。而文人，特別是被後世稱為「史家」的文人，是記載歷史的，最有歷史解釋權。他們會根據一定的情感，自覺和不自覺地評判古人。司馬遷受了宮刑，自然對漢家天子不會有好言語，相反，對漢家的敵人，就要褒揚了；更何況，他本人的思想，受道家的影響不差於儒家，意識形態上也不會和朝廷一致。不僅不和朝廷一致，和後來的史家也不一致，因為後來的史家，絕大多數是儒教徒，所以，他們總是對司馬遷有微言的。中國人，還有一個感情心理，就是同情失敗者，所以，一個失敗者，只要做了一些有利於歷史進步的事、建過一些大的功業，大多數是被當好人來判的，如項羽。其實，他肯定是一個大暴君，獨斷專行、狂妄自大、則愎自用、殺人不眨眼而且是濫殺無辜、還特別不講信用，但在歷史上，他還是一個英雄。相反地，曹操即便是英雄，前面還要加上一個「奸」字，叫奸雄，原因就是他很成功，自己功成名就，兒子還當了皇帝，歷史評價就低點吧。但對呂不韋，態度就很曖昧，因為前半生他是成功的，後半生是失敗的，他對國家做了貢獻，但整個又是玩陰謀起家的。所以，無法評價，史家往往是各執一辭或閃爍其辭，從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各自的情感來。那麼，史家如何能不顧史實呢？其實，史實是不需要改變的。一個人一生不止做一百件事吧，倘若是一百件吧，九十件好事、十件壞事，這人可算好人，但寫歷史只能選寫其中的十件事，如果你恨他，這十件事中，就寫他三件好事、七件壞事，你看他是不是一個壞人！反之亦然。
第三是時代進步的需要。這是西方人的觀點，「五四」以後，深入國人之心，以為找到了評價歷史人物的「不二真諦」！其實，由於時代的局限，對「進步」的理解是不一樣的。按農耕文明的理念，大一統相對於諸侯割據是進步的，所以，秦始皇就是一代偉人；按現在改革的精神論，王安石就是「十一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家」；按民族大團結精神論，王昭君就是和平的使者。古人也受時代的局限，所以，不能說岳飛就不是愛國英雄。因為在他那時的眼光裡，大宋疆土內，就是中國，保衛這個疆土，就是愛國、衛國。屈原也是，在他心目中，楚國就是祖國，秦國就是敵國。他沒法設想他們是中國的湖南省和陜西省。隨著時代的進步，這種評價還會循環。隋煬帝勞民傷財地開運河，以儒家「愛民」標準論，他是暴君；但以對促進歷史文明進步論，他是犧牲一代，造福萬代；而以今天的人文精神論，他又是個泯滅人性的傢伙。但中國自漢至清兩千年，思想並無革命性的進步，基本上是處在儒家思想統治下的，所以，大部分標準是一致的，因而，《二十四史》也能一以貫之，而且不是進步，是不斷地退步！它們對大臣有一個標準：忠君愛國。哪怕這是個黑暗的朝代、昏庸的君王，他都是忠臣、是好人；無論你品質多麼優秀、才能多麼了不起，只要你代替了你的主子，就叫篡位，就是大奸臣，這對三代的禪讓制是不是倒退？漢唐時人認為，忠於朝廷、有執政之才安民之策、為國家建功立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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