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話
就中學教師而言,本書對其深入講解《論語》甚有助益,從而可提高他們國文之人文精神教學的品質,並能吸引學生對文化的喜愛,不再視道德為黏滯的教條。就文史哲之研究者(含大學、博、碩士班之教師與學生)而言,本書亦可讓他們深入了解儒家生命學問的奧蘊,從而掌握到中華文化的主流特質。就一般讀者而言,本書可指引他們走往有意義的人生方向,培養出積極進取的道德情操。
作者前言
論及文化,《論語》內容牽涉廣泛,剋就現實存在的層面言,它乃是一由社會規範和行為模式所構成的體系,此中包涵了民間習俗、習慣、價值系統、信仰與態度、思想型態、生活方式、典章制度及創作物或製造品的風格等等,亦包涵了宗教、哲學、科學、歷史、文化、技藝……等等的文明成就。在如此千頭萬緒的文化現象中,吾人如真想了解其文化的特質,乃必須先掌握到貫注於其間的文化精神而後可。蓋文化是由人所創造的,是人之精神活動的表現,不是脫離人而獨立地擺在外面的死東西,只有把其內在於文化的精神收歸到自己生命中來,以與之相互照面,通透不隔,才能如實地了解文化的特質,亦才能看到它的發展方向與理想。
中華文化自周公承繼了歷史傳統,而去蕪存菁地加以一番變革與創新以來,即已明顯成為一能把握生命之富有人文精神的文化特質。可惜到了後來,由於世衰道微,禮壞樂崩,周文出現了亂象,而逐漸淪為一種徒具外在形式而缺乏實質內涵的文弊。於是先秦之際,百家爭鳴,都想為中華文化尋找新的出路:此中道家以致虛守靜為修證工夫,其主要目的是要恢復自在的心境,求得心靈的自由,以達到逍遙無待、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境界。可惜他們只重視個體性的精神自由,卻不免對社會的禮樂教化、國家的政治責任輕忽而不加重視。而墨家提倡兼愛、非攻、勤勞、節儉,顯見他們注重社會正義、國際和平,嚮往一個愛無差等的社會;但亦不免疏忽了禮樂教化、典章制度以及國家的價值與責任;同時在墨者集團的嚴格紀律下,個體性的價值與生命獨立的地位,更難獲得伸展、實現與保障。至於法家,由於他們特重君國之利,遂把人視為「耕以富國,戰以強兵」的工具,對個人的人品、節操、才學、藝能,則一概加以貶抑甚至抹煞,對社會的倫理道德、禮樂教化,亦採取敵視的態度,而主張「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其只重視國家,輕忽個人與社會,顯然可見。總之,道、墨、法三家皆有所偏,有得有失,他們雖對周之文弊提出了批判性的主張,卻也無法真能達到「以質救文」的目的,而使中華文化成為一可大可久的文化特質。只有儒家看出周之文弊,不在本質上的偏失,而在本質之未能透過外文以如實地彰顯,故毅然把原本就擺在那?而其他諸家卻不要的那個大傳統承繼起來,發揚之,光大之,使整個人間之常理常道得以因此而更為凸顯,人之生命與歷史文化亦更得以走向真實的境域,而展現其意義與價值。有了這樣的大中至正,無所偏倚,個人方面的人格、品節、思想、才藝,社會方面的人倫道德、禮樂教化、公益事業,國家方面的建國創制、設官分職、以及保民養民的政治舉措,這三方面乃能兼容並顧,而一一予以成全。
儒家既是秉常理常道以求人之生命與歷史文化展現其意義與價值,則它所講的便是與天地接契、與人之良心善性合一的生命學問,故具普遍性與永?性,因而成了中華文化的主流。它不是不一時之見,不是一家之言,不是一套專門的客觀知識,而是我們天天要過著合理生活的一個依據。離開了它,人就難以表現生活的意義,難以成就人生的價值;離開了它,中國社會便會喪失文化的大傳統,變得沒有文化理想,沒有倫理綱常,而成為沒有禮義政教的國度。此所以漢武帝要「罷黜百家,獨尊儒學」;此亦所以魏晉之後,有道家的復興,又有南北朝隋唐之佛學的鼎盛,而仍撼動不了儒家在中華文化中的「主位性」。
孔子是儒家的宗師,他在日常生活中之「義精仁熟」的言行表現,在在成了儒學之實踐者的「現身說法」。而《論語》又是孔子及其門人之平實的生活語錄,故讀《論語》,可讓吾人從中體會中華文化的精神生命,窺探得中華文化的堂奧,從而了解儒學之闡述天地、人間之常理常道所表現之「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