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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為提早面對競爭,你會讓六歲兒子去找工作(自由貿易)?還是繼續求學(保護主義)?
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邪惡三位一體?
佛里曼說:「世界是平的」。本書告訴你:「平的世界背後是赤裸裸的謊言」

  張夏準,劍橋大學韓裔經濟學者,最近十五年經濟學界最令人興奮的思想家。

  本書授權十餘國:英國、美國、台灣、中國、南韓、義大利、巴西、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印尼、拉脫維亞。漂亮的銷售成績,讓他躋身暢銷作家之列。

  揭開資本主義的幕後祕密:英、美等國過去依賴高門檻保護措施創造經濟霸權,在成功前從未實施自由貿易,卻枉顧自身經濟成長歷史,施壓發展中國家走未經驗證的路。富國為何要向貧國洗腦:「自由貿易必定致富」?

  一九八○年代以來,全球奉行自由市場的核心信念。但我們似乎忘了,台灣、日本及南韓皆是在政府干預及保護下實現經濟奇蹟。就連歷史上最成功的兩大經濟體:英國及美國,也深具保護主義色彩。

  不幸的是,這些攀上富裕巔峰的富國和機構,為了防止開發中國家依循其保護政策的成功模式,會成為自己的競爭者,於是把當初賴以發跡的「階梯」一腳踢開,成為「壞薩瑪利亞人」,宣稱自由貿易是致富的關鍵,主張降低關稅、放寬外資規範、開放資本市場、民營化國有企業……,以構成一個全球平等的貿易市場。因此,自由貿易實際上只是富國在「競技場平等化」的大名之下,所建立的一個圖利本身的新國貿系統。

  作者張夏準是劍橋大學的韓裔經濟學者,被譽為「最近十五年經濟學界最令人興奮的思想家」。他以透明的經濟發展史、鮮明的對比分析及可靠的數據,一一揭露被掩蓋遺忘的致富進程。揭示英美歷史上的高額關稅、減少外資規範背後的陰謀、開放資本市場所帶來的金融風暴,一再提醒我們自由貿易絕非萬靈丹,同時也不見於這些富國經濟發展的歷程。

本書特色

  *經濟學領域新崛起的傑出作者,正面抨擊《世界是平的》自由貿易的正統說法,清新而和一般大眾想法相反的世界資本主義史。

  *作者被譽為「最近十五年經濟學界最令人興奮的思想家」

  *封面以「糖衣」的概念來設計:以糖色的書衣包裹書,打出三個洞,顯現底下陰暗的黑色書封,來分別代表三大組織(WTO、IMF、Word Bank)。

作者簡介

張夏準(Ha-Joon Chang)

  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家、韓裔經濟學者,過去二十年來教授和研究經濟發展以及全球化相關議題,被譽為「最近十五年經濟學界最令人興奮的思想家」。他曾為世界銀行、亞洲發展銀行、聯合國各機構、以及巴西、加拿大、日本、南非、以及英國和委內瑞拉等國家擔任顧問。發表的文章和著作為數眾多,其中包括《踢開梯子:歷史觀點的發展策略》,這本書於二○○三年贏得謬爾達獎(Myrdal Prize),並翻譯成七種語言。二○○五年,他和哥倫比亞大學的理查.尼爾森(Richard Nelson)共同獲得列昂替夫經濟學獎(Leontief Prize)。自一九九二年起,他便參與《劍橋經濟期刊》的編輯團隊。

譯者簡介

胡瑋珊

  國立中興大學經濟學學士,曾任英商路透社財經新聞編譯、記者。譯作三度獲經濟部金書獎殊榮。目前專事筆譯與口譯,譯作三十餘本,類別廣及財經、企管、科技、勵志各領域,其中《知識管理》、《與高效能有約》及《GEM電子共同市場》分別獲得九十、九十二和九十三年度經濟部金書獎。其他譯作有《看見價值:巴菲特一直奉行的財富與人生哲學》、《門口的野蠻人》、《魔鬼都在數據裡》、《杜拉克的最後一堂課》、《星巴克模式》、《長尾理論》、《蘋果是方的》等。

 

目錄

瞿宛文推薦文:如何讓更多後進國家成功發展經濟
謝辭

序 言 莫三比克的經濟奇蹟
    怎樣逃脫貧窮

第一章 重探凌志與橄欖樹
    有關全球化的迷思和事實

第二章 丹尼爾.狄福的雙重人生
    富國如何致富?

第三章 我六歲的兒子應該找個工作
    自由貿易是萬靈丹嗎?

第四章 芬蘭人和大象
    我們應該管制外資嗎?

第五章 人們互相剝削
    私營企業好,公營企業就不好嗎?

第六章 一九九七年的視窗九八
    「借用」點子不對嗎?

第七章 不可能的任務?
    財政穩健政策會太過頭嗎?

第八章 薩伊與印尼
    我們應該對貪污腐敗、不民主的國家置之不理嗎?

第九章 懶惰的日本人和不老實的德國人
    有些文化是否不利於經濟發展?

後 記 聖保羅,二○三七年十月
    情況會好轉嗎?

註釋
譯名對照表

 

推薦序

如何讓更多後進國家成功發展經濟

  這是一本很有趣很好讀的書,經濟學者包括筆者在內,多半沒能力寫出這麼通俗易讀的書。不過,這本書更重要的價值當然還是在於它的內容及所傳達的訊息。作者針對當今世界流行的經濟發展的政策處方,一一展開針鋒相對的批判,並提出相反的主張。既然它所批判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在近二三十年來,早已隨著全球化自由化的風潮而深入人心,對其提出通俗易懂的批判,也是極為需要的工作,而這本書確實把這工作做得很好。

  在國際經濟學界中,南韓出身的張夏準已是現今經濟發展領域中的重要學者之一。他在劍橋的博士論文是對產業政策理論很完整的整理,出版後即廣受注目並讓他在劍橋順利得到教職。其後他持續發揮無窮的精力,從各方面推展對主流發展經濟學的批判。除了就當前重要理論議題進行論辯之外,更是聚焦於經濟發展相關的政策議題,參與各回合的重要論戰,企圖影響經濟政策以幫助後進國家的發展。再則,他積極進行推廣工作,譬如持續在劍橋舉辦非主流發展經濟學的年輕學者的夏令營等,並且勇於面對社會,廣泛參與媒體活動(讀者可在youtube上找到他的身影)。他也已經出版了數量驚人的理論性及通俗性的著作,可稱的上著作等身。

  他這本書是處理一個重要的議題,即後進國家如何發展經濟,討論主軸聚焦於當今主流的經濟思潮與政策處方,對其提出批判,並藉此推出另類方案。

  最近二三十年來,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成為世界主流,其認為市場越自由越好,政府干預則越少越好,這思潮配合著「全球化」的現象,好似成為必然的趨勢。正如凱因斯所強調,理論會有極大的影響力,當眾人都相信「市場越自由越好」,認為這樣做才是「正確」的時候,這對政策具有極大的推力,會高度影響經濟走向。

  不過,不需要研究思想史,也會知道經濟思潮也會有流行,流行會有變化。只是在流行的當時,眾人會認為主流思潮是唯一正確的理論。要瞭解思潮的變化,更必須瞭解這變化的來由,是什麼樣的政治經濟力量,影響了思潮的變化。

  在二次大戰結束後,殖民地逐步取得政治上的獨立,獨立之後就面臨後進國家如何發展經濟的問題。在戰後初期二十多年間,冷戰局勢形成,美國成為市場經濟中的超強。美國當時國力極為雄厚,為了冷戰考量,就極力幫助西歐及日本恢復經濟,作為其盟友。同時,美國也對後進國家(尤其是具戰略價值的東亞)開放市場,並且給予後進國家採取保護政策的空間。

  和這時期相配合的經濟理論,則是凱因斯學派及結構學派。凱因斯認為自由市場自我矯正的機制常會失靈,因而導致一九三○年代的經濟大恐慌,同時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也困陷其中無法自拔。而當時居主流地位的經濟思潮,正是那認為市場機制永遠能夠自我矯正的自由放任理論,因而不能承認問題更無法解決問題。凱因斯因此發展出一套解釋市場為何無法自我矯正的理論,並提出可藉由政府政策調節總體需求,來維持總體經濟穩定的政策處方。凱因斯學派在戰後初期成為學界主流,配合著當時歐美國家的社會民主制度,大資本與大工會的社會契約,造成資本主義發展的戰後黃金二十年。

  凱因斯學派適用於成熟的先進資本主義經濟。而對於後進國家如何發展經濟這部分,與其相配合的則是結構學派理論。這學派強調後進國家結構上的問題,即後進國家多缺乏完備的市場及配套制度,私人投資風險高,因而必須依賴政府干預,來將投資風險社會化,才能推動投資,因而推動發展。而政府干預則包括推動國內投資的產業政策,及保護國內產業的貿易及外資政策。因此,在這段時期,因為美國給予自主政策空間,且得到當時經濟理論的支持,後進國家如台灣得以保護國內市場,對外資給予各種限制,並且運用產業政策扶植國內產業。
  不過到了一九七○年代,情況發生變化。美國越戰的失敗在政治上經濟上造成了巨大影響,之前二十多年的黃金模式開始出問題,通貨膨脹加上成長停滯,使得凱因斯處方的效力逐步降低。因此一九七○年代成為左右派大爭論的時代,不過最終以右派全面勝利收場。這勝利同時表現在政治及主流經濟論述上,保守政治及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從此又居領導地位。一九七九年英國柴契爾首相與一九八○年美國雷根總統的上台,開啟了在全球全面推動自由化的時代。國內政策方向包括減弱社會福利體制、私有化公營事業、壓抑工會、解除或放鬆管制,其中包括解除對金融事業(從經濟大恐慌之後開始施行)的管制。

  這些思潮的變化對於後進國家也發生了重大影響。一方面歐美主流思潮仍然持續在引領著後進國家,至今仍是如此,因此新自由主義也隨著成為後進國家的主導思潮。再則,此次歐美先進國家開始對後進國家經濟政策進行高度干預。很多後進國不慎在一九七○年代借貸了過多石油美元貸款,在一九八○年代陷入外匯及外債危機,需要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到了一九八○年代,西歐及日本經濟不單早已恢復,甚至被認為威脅到美國的領先位置,還記得那是「日本第一」還是話題的時代。此外東亞四小龍也已藉由出口到美國歐洲,而快速提升了所得水準,開始被認為是造成美國國內失業問題的禍首之一。因此,美國到了一九八○年代,不再是冷戰初期那個對後進國開放市場的超強霸權,而開始反過來要求後進國家對先進國開放市場。

  一九八○年代因此以華盛頓共識的盛行著稱。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對所有需要援助的後進國家,要求其採取符合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要包括自由化(對外開放市場取消貿易保護、對內取消管制)、私有化公營事業、緊縮財政(取消對中下層的各種補貼)等。在貿易與投資方面,一方面美國加強運用其單邊強勢力量,採用三○一等條款做為政策工具,要求出口國家加速對其開放市場,尤其是要對美國的華爾街資本開放。另一方面,協同西歐開始加強原先既有的關貿總協,最終使其正式成立為世界貿易組織。雖說這世貿組織的宗旨,是要使得世界各國能在公平的貿易競爭平台上競爭,雖說對後進國家容許某些不同待遇,但仍然剝奪了後進國家諸多保護產業的政策空間。

  不過,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處方,是否能夠使得後進國家成功的發展經濟呢?就實際成果來看,答案恐是否定的。東亞國家的戰後發展成績最優,但其成功卻是依賴各種具高度干預性的產業政策,出口導向政策背後則是對其中間原料產業的保護與扶植,並配合著內銷貼補外銷的體制。拉丁美洲從一九八○年代開始,高度依從新自由主義政策,但其成長率不單遠不如東亞,甚至不如自己早期進口替代時期的成績。
到了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崛起以及這兩年的金融危機,更是帶來了對主流經濟理論的重大挑戰。中國崛起過程有國家高度的干預,並不是依靠自由放任,而他又在金融危機時,擔任起世界經濟火車頭的角色。而推動自由放任的美國,確實放任了他的金融產業危害全球經濟。這些最新發展當然削減了新自由主義的權威。

  以上的敘述介紹了張夏準寫這本書的背景。他主要是針對當今關於經濟發展的各種迷思,一一提出批評。

  首先他指出全球化尤其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並非「必然」。要認識到其「非必然」,才能重新檢討經濟政策,進而改變自身的命運。在第二章中,他則回到歷史,指出先進國,尤其美國及英國,都曾在崛起階段採取貿易保護政策。而這樣的作法,實在是源於發展的鐵律,即後進國既然落後於先進者,其在發展產業之初,其產業必然是幼稚產業,需要在保護下才能走過學習階段,生產力提升後才能到國際市場競爭。先進國現在要求後進國不能進行保護,說是保護會帶來怠惰,這實在是一種先行者「踢開梯子」的不良作為。張夏準先前的一本書就是以「踢開梯子」為名,討論先進國早先運用保護政策的發展歷史。在第三章,作者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比喻,來呈現幼稚工業的邏輯。即他是否應該讓他六歲兒子找工作賺錢(盡早面對競爭不受呵護了),還是繼續求學(受保護下學習)。這也是這本書的長處,作者不斷以各種生動的比喻,來指陳新自由主義說法的謬誤。

  作者基本認為要求先進國與後進國「公平競爭」,就是一種不公平的要求,因為兩者的條件如此的不對等,生產力上的差距如此顯著。因此較為合理且「公平」的國際貿易制度,應該是不對等的,意即公平競爭的遊戲規則應主要適用於先進國之間,而不是先進與後進國之間,應該讓後進國家施行產業政策保護幼稚產業的空間。

  第四章則討論外資的角色。流行的看法是外資會帶來進步。但作者引用各種歷史證據,顯示只有在地主國依據自身需要來規範外資的情況下,引進外資才會發揮正面作用,南韓與台灣當然是重要例證。第五章則檢討一般認為只有私營企業才會有效率的迷思。實際上,後進國家因為缺乏完善市場制度,越落後則對投資的干預越難以避免,國營事業確實曾在很多國家(包括現在先進國)發展歷史上發揮重要且正面的功能。同時管理國營事業的困難處,與管理大型私營企業有共通之處,並非其獨有。這當然並不表示國營事業不會出錯,而是不應認為民營化必然會比較好。

  第六章則探討棘手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問題。流行的說法當然是要保護智財權。只是若從歷史來看,先進國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擇手段去取得領先者的技術,可是極為普遍的現象。譬如十八世紀時,美法德各國想盡辦法偷取英國紡織技術,而英國則忙著頒佈禁止技術工人外移及機械出口的禁令。再則,即使就經濟理論而言,專利保護本就是折衷作法,既有的發明的傳播成本近乎零,而傳播可能帶來的好處遠大於零,限制傳播會犧牲傳播可能帶來的福利,只是為了提供發明者的報酬與發明誘因。作者關心後進國的經濟發展,從這角度看,如果一定要後進國完全遵守智財權,則是要求後進國來資助先進國的知識生產,這實在是說不通的道理啊。因此,他呼籲國際社會應允許開發中國家,採行比較弱的智財權保護制度。

  作者在第七章檢討華盛頓共識中的「緊縮財政」要求。近來,或許配合著越來越強勢的金融產業的要求穩定的需求,壓低通貨膨脹率幾乎成為神聖的目標,因而普遍要求政府達到預算平衡,這就高度壓縮了政府的政策空間。惡性通膨當然不可取,但在其與近零通膨之間還有很大的空間,這空間應可容許財政與產業政策發揮較多功能。更何況,先進國在要求後進國採緊縮財政之餘,自身也常作不到。

  這也牽涉到民主的問題。低通膨的規律性要求,壓縮了政策空間。作者認為要求央行獨立於政治、採規律性作法(非選擇性作法),不也是否定「民主」的作用?亦即流行的新自由主義迷思,多強調應遵循經濟規律,政府不應隨便干預,那民主為何?在第八章中,作者正面討論貪污腐敗不民主的問題。近年來,新保守派提出的新說法是後進國家不發展,是因為他們貪污腐敗不民主,並用這理由來為新自由主義處方成績不佳作辯解。世界銀行也開始以貪污理由來終止一些計畫。作者在此章開頭就列了一個對比,莫布托的剛果和蘇哈托的印尼,政權都維持三十餘年,且都有嚴重的貪污,但是在其間前者的人均所得降低三倍,後者提高三倍。貪污對經濟的影響,要看貪污行為的型態與管道,結果可以有很大差異。同時回到歷史,譬如美國也曾有過貪污嚴重的階段。再則,新自由主義要求後進國家為避免貪污而加強依賴市場,常意味著公私部門更多的互動與貪污的機會。

  民主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更是個複雜的問題。新自由主義者認為自由市場可促成民主,但作者認為他們的主張其實是「民主只有在不抵觸自由市場時才可被接受」。作者在書中指出民主一人一票與市場一元一票的基本矛盾,而這矛盾也可以說明為何先進國在發展過程中,選舉權以男性有財產者優先,再以很緩慢的速度擴散到其他人。

  經濟發展不起來是否可歸因於文化問題?有些民族就是比較懶?作者在第九章討論敏感的文化因素論,這在文化衝突論盛行的今日也成為流行。不過,作者發揮他從歷史中找材料的長處,找到很多有趣的案例。譬如外國訪客在二十世紀初,認為日本人懶散容易滿足,英國訪客在十九世紀覺得德國人不老實、懶散且很情緒,這些當然和今日世人對日德文化的印象不符。其實,若認真察看歷史,就會理解所謂文化是會改變的,會在不同的制度下發揮不同的效能。把文化本質化就可能會得到危險不合理的答案。

  作者的原書名為《壞撒瑪利亞人》,還是想到理念的力量,認為很多人會贊成新自由主義的說法與政策處方,是在認識上被誤導,誤以為這流行的思潮是真理。當眾人發現在理論上、在歷史與現實世界中,新自由主義並不合理,或許會改變想法,轉而贊成作者所提出的看法。因此作者才有努力寫書闡明道理的動力。筆者也希望此書作者的努力會得到他預期的作用,讓後進國多些自主發展的空間,讓更多的後進國家能夠像東亞一樣成功的發展經濟,這世界才有可能變得較為平等。對於已經脫離貧窮但尚未躋身先進國的台灣,重新溫習我們如何走過來,在這個升級轉型時刻,也是很重要的思想整理工作。

瞿宛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我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七日出生於韓國──這個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然而時至今日,這即便不是全世界最富裕,也算是相對較為富裕的國家。在我的一生中,韓國的人均收入以購買力來看,成長了大約十四倍。英國花了兩個世紀(十八世紀末期迄今),而美國也花了一個半世紀(一八六○年代迄今),才有相同的成就。在我這四十多年來所見到的物質進步情形,如果以英國來看,就彷彿我是喬治三世在位時就出生的退休人員;若以美國來看,則是在林肯總統在位時就出生的老爺爺。

  我從出生到六歲,一直住在韓國首都首爾西北邊的房舍,這是一間(兩房)現代化的小房子,是政府以外援資金更新破舊屋舍的興建方案成果之一。房子的建材是水泥磚塊,幾乎沒有暖氣設施,一到冬天就十分酷寒──韓國冬天的氣溫會驟降到零下十五至二十度,當然也沒有沖水馬桶,那是非常富裕的家庭才會有的配備。

  然而,我家有一些奢侈品是其他人所沒有的,這一切都要感謝我的父親,他是財務部的菁英公務員,克勤克儉地省下在哈佛研習一年期間的獎學金。我們家有台黑白電視機,左鄰右舍總是在這台電視機的神奇魔力吸引之下聚到我家。我們家有位朋友是在聖瑪麗醫院(這是全國最大的醫院之一)服務前途無量的牙醫,每次電視有大型運動比賽轉播時,他總會撥時間找些好像和比賽完全沒有關係的藉口來我家拜訪。但時至今日的韓國,他卻在考慮要不要把臥室裡第二台家庭電視機升等為電漿螢幕。有個表兄從我父親的本籍城市光州剛搬到首爾之後,來我家拜訪,看到客廳裡一個奇怪的白色櫥櫃,便問我母親那是什麼?結果答案是我家的冰箱(因為廚房太小擺不下)。內人世英一九六六年生於光州,父親是個頗具聲望的醫生,她說鄰居經常將珍貴的肉品「存放」在母親的冰箱裡。彷彿她是瑞士某家民間銀行的經理一般。

  小小的水泥磚塊屋、黑白電視機和電冰箱聽起來沒什麼大不了,但對我父母親那個世代而言,卻是美夢成真──他們歷經了最動盪和最貧困的時代:日本殖民統治(一九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南北韓分裂(一九四八年)以及韓戰。每當我和妹妹永熙、弟弟海碩抱怨食物時,母親總說我們是被寵壞了的小孩。她在我們這個年紀時,那個世代的人有顆蛋吃就會覺得很幸運了。很多家庭根本連蛋都買不起;即便買得起蛋,家中只有父親或工作的哥哥們才吃得到。她回想起一段心碎的往事,韓戰期間她那總是捱餓的五歲小弟弟曾說,如果能捧著一個碗在手中,即使碗是空的,都會覺得好過一點。至於我那胃口很好、喜歡吃牛肉的父親,韓戰時期還是個中學生,僅僅靠著米,從美軍黑市取得的植物油、醬油和辣椒醬存活下來。在十歲的時候,他眼睜睜看著七歲的弟弟死於痢疾(痢疾在那時是種致命的疾病,但現在的韓國卻已不存在了),卻無能為力。

  多年後,我於二○○三年自劍橋休假回到韓國。我帶著亦師亦友的約瑟夫.史迪格里茨──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到首爾國家博物館參觀,適逢首爾一九五○年代末期至一九六○年代初期的攝影展,看到許多呈現首爾中產階級生活型態的美麗黑白照片,忠實呈現我記憶中的童年。站在我和約瑟夫身後的是兩名二十出頭的年輕女子,其中一人驚呼:「這怎麼可能是韓國,看起來倒像是越南!」我們之間的年齡差距不到二十年,但對我而言,這麼熟悉的場景,在她看來卻完全像是異域。我轉身告訴約瑟夫,我身為發展經濟學家,歷經這樣的改變真是「何其有幸」。我感覺自己好像是親眼目睹黑斯廷斯戰役的中世紀英國歷史學家,或是航行回到宇宙大爆炸時期的天文學家。

  我們的下一個家(我一九六九年至一九八一年期間的住所,當時正值韓國經濟奇蹟的高峰),不只有沖水馬桶,還有中央暖氣系統。不幸地,在我們剛搬進去不久,鍋爐就起火燃燒,還差點燒掉了房子。我並不是以抱怨的心情來述說此事,其實我們很幸運能擁有中央暖器系統──韓國大部份的房子都是以煤球取暖,每年冬天有數以千計的人因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但這個故事卻可以讓人深刻體會韓國在那個遙遠年代(其實還算相當近期)的科技狀態。

  我在一九七○年開始上小學,那是一所二等的私立學校,每班有六十五名學生。我們還相當自豪,因為隔壁的公立學校一班有九十名學生。數年後,我在劍橋一場研討會上聽到演講者說,由於國際貨幣基金裁減預算,非洲好幾個國家到了一九八○年代,每班平均學生人數將由三十幾人增加到四十人以上。這個說法讓我突然了解,童年時期韓國的學校狀況有多麼糟糕。在那時,全國最頂尖的學校一班也有四十名學生,這足以讓每個人納悶:「他們是怎麼辦到的呢?」有些都市區域成長快速,區內公立學校已達飽和,一個班級的學生人數多達一百名,老師們兩班制授課,有時甚至要三班制運作。基於這樣的條件,也難怪當時盛行打罵和死記硬背的教學方式。這種方式顯然有其缺點,但韓國自一九六○年代以來,幾乎每一個小孩至少都有受到六年的教育。

  一九七二年,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學校操場突然成了軍人駐紮的營地,這是因為總統(前朴正熙將軍)施行戒嚴法,軍隊為防止學生示威,才會駐守在我們的學校。真是謝天謝地,他們不是為了抓我和我的朋友們而來。我們韓國小孩在學業上的早熟是眾所周知的事,但對於九歲的孩子而言,憲政是有點超過我們理解的範圍。我的學校緊鄰一所大學,叛逆的大學生正是這些軍人的目標。在整個軍事獨裁的黑暗年代裡,韓國大學生絕對是國家的良知,獨裁體制於一九八七年的終結,他們也扮演著領導的角色。

  一九六一年,朴正熙將軍在一場政變中掌握大權後,轉以「一介平民」的身分連續贏得三屆選舉。他之所以得以贏得大選,主要是因為他啟動五年經濟發展計畫,成功奠定國家的經濟奇蹟,但是選舉的營私舞弊和齷齪的政治伎倆,也讓他穩坐權力的寶座。他的第三任任期(也是總統的最後任期)應在一九七四年結束,但是朴正熙總統就是不願交出政權。在第三任任期過了一半之際,他一手策動拉丁美洲人所謂的「自動政變」,像是解散國會和建立營私舞弊的選舉體系,以確保他終生的總統地位。他的藉口是國家可能無法承擔民主亂象,他告訴人民,國家必須自我防禦才能對抗北韓的共產黨,以及加速經濟的發展。他宣稱要在一九八一年以前,讓國家人均收入達到一千美元的目標;但外界普遍認為這樣的目標過於雄心壯志、近乎妄想。

  一九七三年,朴正熙總統啟動雄心勃勃的重化工產業化方案,第一座鋼鐵廠和第一個現代造船廠投入生產,而且第一批本土設計的汽車(大部分以進口零件組裝)出廠。電子、機械、化工和其他先進產業的新公司紛紛成立,在這段期間,國家人均收入成長驚人,以美元為單位來看,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九年期間翻升五倍以上。朴正熙總統希望人均收入在一九八一年以前能達到一千美元的目標,外界原以為是妄想,但事實上,這個夢想卻提前了四年實現。出口成長甚至更加快速,按美元計算,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九年期間就增加了九倍之多。

  國家對於經濟發展的執著也反映在教育上,政府教育大眾,看到有人抽外國香菸要勇於檢舉,這是愛國的責任。國家需要善用出口賺到的每一分外匯,以進口機器和各種發展工業的設備。這些珍貴的外幣都是我們國家工廠裡的「工業大軍」,從出口戰爭賺來的血汗錢。膽敢把錢浪費在無關緊要的事物上(譬如違法的外國香菸),這種人都是「叛徒」。我不相信我的朋友們真的會去舉發這種「叛國行為」,但是當小孩去朋友家看到外國香菸時,確實會引發閒言閒語。這位朋友的父親──幾乎只要是抽菸的男子──即使不是罪犯,也會飽受負面評論,被說成不愛國、不道德的人。

  政府更規定,不得將外匯花費在任何不是發展產業必要的物品上,或透過進口禁令、高關稅和課稅等強烈手段(奢侈品消費稅)抑制這種行為。所謂的「奢侈品」甚至包括小汽車、威士忌或餅乾之類相當簡單的物品。我還記得一九七○年代後期,丹麥餅乾在政府特許下運到韓國時,在國內掀起一波歡欣的熱潮。基於同樣的理由,政府也禁止人民海外旅遊,除非你有政府的許可才能出國洽公或留學。所以,儘管我在美國有不少的親戚,但是直到一九八六年,我二十三歲到劍橋攻讀研究所時才離開韓國。

  這並不是說都沒有人抽外國香菸或吃違禁的餅乾,其實市面上有相當數量的非法和半合法的外國貨品流通。有一些是走私品,特別是來自日本,但大部分的貨品,是從國內幾個美軍基地以非法或半合法的方式帶進來。打過韓戰的美國大兵可能都還記得,那些營養不良的韓國小孩跟在他們後頭乞討口香糖或巧克力。甚至在一九七○年代,韓國還是把美國的軍用物資視為奢侈品呢!越來越多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可以負擔得起從商店和流動商販處購買M&M's巧克力和Tang牌的果汁粉。經濟狀況沒那麼好的人可能會到大雜鍋的餐廳用餐,所謂的#大雜鍋&就是「美軍基地燉鍋」,是經典韓國#泡菜鍋&的廉價版本,使用泡菜(蒜頭和辣椒醃漬的高麗菜),其他像是五花肉這樣的重要食材,則改以比較便宜的肉品替代,譬如剩餘的培根肉、香腸和美軍基地夾帶出來的豬肉罐頭。

  我一直渴望有機會試試美軍「C口糧」(戰時的罐頭和乾燥食物口糧)裡的豬肉罐頭、鹹牛肉、巧克力、餅乾,還有無數我甚至叫不出名字的東西。我的舅舅是韓國軍隊裡的將軍,他在與美國同僚聯合野地演習時,常常會將補給品收集起來當成小禮物送我。美國大兵會咒罵野戰口糧低劣的品質,但對我而言,他們就像是Fortnum & Mason(譯註:英國歷史悠久的知名百貨公司)。的野餐籃一般珍貴。那時我住在鄉下,鄉下的香草冰淇淋幾乎沒有添加香草,以致於我一直以為所謂的香草口味就是「無味」的意思,直到國中學了英文才知道香草真正的意思。我這樣中上階級的小孩吃得算是好的了,如果連我都是這種情況,其他孩子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我上中學的時候,父親送我一個卡西歐電子計算機,一個我做夢都想不到的禮物。那時候的價錢可能相當於服裝工廠工人半個月的薪資,對於不吝惜投資在我們教育上的父親而言,這都算是一筆很大的花費。大概二十年以後,由於電子科技快速發展以及韓國生活水平的提升,電子計算機數量大增,多到百貨公司會以此當作贈品,許多甚至淪為幼童的玩具(不!我不認為這是韓國小孩擅長數學的原因)。

  韓國的經濟「奇蹟」當然也不是沒有黑暗面,很多鄉下貧窮家庭的女孩十二歲小學一畢業,便不得不去找工作──好讓家人「擺脫一張多餘的嘴」,並賺錢讓至少一個兄弟可以接受較高的教育。很多女孩最後成為都市中上階級家庭的女傭,以工作來換取食宿,如果她們夠幸運,還能有一點零用錢。其他的女孩,和一些運氣不好的男孩,則淪入條件惡劣的工廠裡飽受剝削,這些工廠會讓人想起十九世紀「黑暗的撒旦磨坊」,或今日大陸的血汗工廠。在主要出口產業──紡織品和成衣的生產工廠內,工人通常在危險、不健康的環境下,工作十二小時或更長的時間,而領取的酬勞又相當的微薄。有些工廠拒絕在食堂內提供肥皂,又惟恐工人要求額外上廁所的休息時間,可能令工廠微薄的利潤盡失。這樣的情況在最近新興的汽車、鋼鐵、化學、機械等的重工業中有了改善,但是總體而言,韓國的工人一星期平均五十三至五十四小時的工作時數,在當時比起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要高。

  城市湧現了貧民窟。因為通常聚集韓國景觀特有的低矮山坡上,在一九七○年代「月球鄰域」這個熱門的電視連續劇播出後,他們也獲得這樣的稱謂。五口或六口之家擠在一間小房間裡,數百人共用一間浴室和同一個自來水管。很多這種貧民窟最後都被警察強力清除,好為為數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興建新的公寓社區,原有居民只好轉往衛生環境更糟糕、道路更不通達的荒遠鄰區。如果窮人們不能儘快擺脫新的貧民窟(不過由於經濟發展和新工作機會的成長快速,至少脫離貧民窟還是有可能的事),都市向郊區擴張的現象很快就會趕上他們、圍捕他們,然後再一次將他們逼往更偏遠的地方,有些人最後就淪落到城市的主要垃圾場南麂島拾荒。二○○二年世界盃的舉辦場地首爾足球場讓人印象深刻,可是外國人通常不知道,足球場周遭美輪美奐的市立公園,以前是島上的垃圾掩埋場(現在卻是超現代化、環保的甲烷發電廠,充分利用當地掩埋的有機物質)。

  一九七九年十月,我還是個中學生,朴正熙總統的獨裁統治面臨排山倒海而來的民怨,加上第二次石油危機造成的經濟動盪,無預警地被他自己的情報局局長刺殺。在湧現的希望與民主中,緊接而來的是短暫的「首爾的春天」,但後來卻在全斗煥將軍繼起的軍事政府手中嘎然而止──於一九八○年五月的光州事件中,該軍事政府鎮壓人民長達兩星期的武裝起義,並因此取得政權。

  儘管這樣嚴重的政治挫敗,一九八○年代早期,韓國已經是實質的中上等級收入的國家,和厄瓜多、模里西斯、哥斯大黎加並駕齊驅,但距離我們今日所知的繁榮國家仍然差距甚遠。高中生的圈子裡有個流行俚語是這樣說的:「我去過香港」,意指「我擁有這個世界以外的經驗」。甚至在今日,香港仍然比韓國富裕得多,不過這個說法反映出的事實是,在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香港的人均收入是我的國家三至四倍。

  當我一九八二年上大學時,開始對智慧財產權感到興趣,這個議題即便在今日還是廣受爭論。不過在那個時候,韓國已經有足夠的能力仿製先進的產品,也有足夠的財力可以追求生活中更精緻的事物(音樂、時尚品、書籍)。但是,這個國家還沒有先進到可以提出原創的構思,然後去研發及擁有國際專利、版權和商標。

  今日,韓國已是世界上最有「創造力的」國家之一,躋身美國專利局每年頒發專利件數排名前五名的國家之列。但在一九八○年代中期之前,韓國一直是靠「逆向工程」。我朋友會買小型工作室的「仿冒」電腦;這些小工作室把IBM的機器拆開,仿製零件之後再組裝起來。商標也是如此。在那個時期,韓國是世界「盜版首都」之一,大量製造假的耐吉球鞋和LV名牌包。那些稍微有點良知的人就做起幾近仿冒的商品,有的鞋子的商標看起來像「Nike」,但寫的其實是「Nice」;或者鞋子有著耐吉向上勾的商標,但上頭卻多了分叉。仿冒品通常不會被當成真品販售,消費者很清楚買的是贗品;他們要的是一種時尚宣言,而不是誤導。版權也是如此。今日,韓國出口大量的產權物品,而且數量持續增加(電影、電視連續劇、流行歌曲),但是那時候進口音樂(黑膠唱片)、影片(錄影帶)非常昂貴,

 

詳細資料

  • ISBN:9789866614750
  • 叢書系列:財經新視界
  • 規格:平裝 / 288頁 / 16k菊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第三章
我六歲的兒子應該找個工作
自由貿易是萬靈丹嗎?


我有一個六歲的兒子。他的名字叫鎮圭。他和我同住,但其實已具謀生能力。我負擔他的住宿、飲食、教育和健康醫療費用。但數百萬名跟他同年的孩子已在工作。十八世紀的丹尼爾.狄福認為孩子四歲就能謀生。

況且,工作對鎮圭的人格發展或許有很多好處。現在他活在一個對金錢價值完全沒有概念的經濟泡沫裡。他母親和我努力工作,好讓他能夠無所事事地安然度日,免於嚴酷現實的打擊,但他一點也不感激。他受到過度的保護,需要面對競爭才能成為更有生產力的人。想想看,他面對的競爭愈大、愈快通過考驗,未來就愈有發展。這樣的競爭壓力之下,他會鞭策自己為辛勤工作做好心理準備。我該讓他退學找個工作。如果不合法,或許可以搬到一個還容許童工存在的國家,給他更多的就業選擇。

我敢說你們一定認為我瘋了。短視、殘忍。你告訴我,我必須保護和養育孩子,如果我讓鎮圭六歲就進入勞動市場,他可能會變成精明的擦鞋童,或甚至生意興隆的街道小販,但絕不可能成為腦科醫生或原子物理學家──我至少得再保護和投資他十多年才能實現。你爭辯說,即使從純唯物主義觀點,與其不讓他上學,對省下來的學費洋洋得意,還不如投資教育要明智得多。畢竟,如果我是對的,奧利佛.特維斯特幫費金扒竊會好得多,總強過為「好薩瑪利亞人」布朗樂先生所救,因為布朗樂這樣做,反而剝奪了這個男孩在勞動市場中維繫競爭力的機會。

然而這種荒謬的論證方式,本質上跟自由貿易經濟學者合理化開發中國家快速、大規模貿易自由化的方式如出一轍。他們聲稱,開發中國家的生產者現在面對的競爭壓力愈多愈好,因為這樣有助於刺激他們為了生存而提高生產力。相對的,保護措施只會造就自滿和怠惰。他們還主張,這樣的壓力愈早面對,對經濟發展愈有利。

可是,「誘因」只說對了一半。另一半是「能力」。如果鎮圭六歲就退學,即使給他兩千萬英鎊獎金,或拿個槍頂著腦袋威脅,他也不可能擔當腦部手術的大任。同樣地,開發中國家的工業若太早面對國際競爭,將無法倖存。他們需要時間精通先進科技和打造有效的組織,以提升本身的能力。誠如我在前一章提過,這是「初生產業保護論」的精髓──這套理論最初是由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提出,他前後幾任決策者都有引用。

不用說,我為鎮圭提供的保護(如初生產業論本身所言)不應用於保護他永遠免於競爭。讓他六歲工作是錯的,但在他四十歲時還提供資助亦然。他終須離家進入廣大世界,找份工作、獨立生活。他只在培養能力時需要保護,讓他有機會勝任一份滿意和報酬不錯的工作。

當然,有如父母養育子女,對初生產業的保護也可能出錯。就像有些父母過於保護,政府也可能過分放縱初生產業。有些孩子不願為成年生活做好準備,就如同政府對初生產業某些公司的支援遭到浪費一樣。某些子女會略施手腕,要求父母在他們成年後繼續提供支援;有些企業則以取巧遊說的手段,延長政府的保護。但是不健全家庭的存在本身,幾乎不能作為反對保護的立論。同樣地,我們也不能因為保護初生產業的失敗案例,而質疑保護策略本身。保護主義的負面例子僅僅告訴我們政策運用必須明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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