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標靶的時代：戰爭、理論與比較研究中的自我指涉

　　本書由探討三組環環相扣的議題組成：首先，英美國家的人文研究何以發展出目前這種書寫模式？其次，特別是面對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更廣大的跨文化交流與交織的影響，我們應如何評價這種書寫模式？再者，當我們把區域研究（area studies）、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與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這些看似各自獨立，然而發展過程都和戰後北美（尤其是美國）息息相關的學術領域放在一起討論，能夠獲得什麼啟示？

　　所謂「書寫模式」指的是後結構主義理論興起之後，帶動了使用批判語言書寫的趨勢，不僅在文學研究領域蔚為風潮，在史學、哲學、電影研究、性別研究與文化研究等其他人文學科也明顯可見。這種批判書寫迥異於報導性質刊物與其他大眾出版品中通俗易讀的文章。因此，非人文學科（以及不贊成這種書寫的人文主義者）經常嘲笑和輕視我們這些受到後結構主義理論影響的人文學科研究者，認為我們的書寫中充斥著艱澀、隱晦又難懂的語彙、句法和迂迴論證。不過，至少對某些學者來說（當然包括筆者在內），放棄清晰愉快的理想溝通方式，轉而採取這種難以理解的書寫策略，與其說是仿效時下流行的學術寫作風格，不如說是為了自我防衛，不得不在我們與世界之間劃出一條界線。

　　文學的自我指涉性（或自我監禁〔self-incarceration〕）的出現，是現代時期語言地位遭到「貶抑」的結果，可以理解成某種外在性功能的展現，造成某些（批判和創作）書寫上的封閉，這個封閉的空間裡只住了瘋人與詩人，（也許還可以加上）後結構主義理論家，至於監禁本身只是次要結果。德勒茲進一步指出：「在傅柯論述中，沒有什麼是真正關閉的」； 問題在於重新開啟或揭露文學的語言轉向，正如傅柯自己曾經說過：「自我封閉於一種徹底的不及物性。」才是問題所在。

　　後結構主義理論的措辭使現代性下的語言與意指作用從此無法擺脫自我指涉的烙印，而自我指涉性似乎也成為西方思想史發展必然的結果與困境。所謂的必然，指的是必須藉由某些語言與意義模式來扺抗現代工具主義與科層化現象的侵害與收編；至於困境，則是因為反抗這種明目張膽的自我擴張與自利傾向似乎徒然無功，例如，跨文化交流往往是在根本欠缺公平的前提之下進行。然而，除了上述這個難題，我們還要進一步思索，後結構主義理論究竟有哪些論點至今仍然是有用與適用的？是否有一種自我意識能夠（不只是為了批判壓迫勢力）不斷地像傅柯所（誤）認的「文學本身」那樣自我皺摺，發展出帶有自我指涉、自我監禁性質的非溝通語言（non-communicative language）？第二章〈指涉性的中斷〉中討論這些問題，並且簡短回顧「後結構主義的誕生」這件學界大事的幾個重要轉折：例如，後結構主義如何進行（卻未完成）小布爾喬亞階級（petty bourgeois）的大眾文化分析？後結構主義如何改變與深化我們長期以來處理「文學性」等問題的方式，並且提供了關切弱勢文化與身分議題的學者豐富卻自相矛盾的討論方向？此外，作者還會特別探討後結構主義理論最有影響力卻也最具爭議性的貢獻，也就是對所謂的指涉性存而不論。

作者簡介

周蕾（Rey Chow）

　　出生於香港，在美國史丹福大學先後獲得碩士、博士學位，曾任教於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現為美國布朗大學Andrew Mellon人文學講座教授，為華裔文化研究領域最重要的學者之一。研究領域為：現代中國文學、當代女性主義理論、中國電影、後殖民理論及文化研究。

譯者簡介

陳衍秀

　　交通大學語言與文化研究所碩士，擅於英語教學，文化研究，中英筆譯。

邁向虛擬化的世界

原子彈的投擲，引發了傅柯所謂知識型（episteme）的重大轉變，亦即知識的組織、生產與流通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原爆後的戰爭不再是對立交戰團體之間的有形、機械戰鬥，而是逐漸轉向占有相對與連帶位置的戰略夥伴在知覺後勤上的合作。 回顧數十年來美蘇之間的競爭，由雙方交換防守位置、暗中協調提升戰爭潛能的慣例，與進行嚇阻軍備競賽可知戰爭已經逐漸虛擬化。虛擬戰爭意謂著以儲備預防性威嚇武器和敵方競爭，而非實際動武，並致力於透過表演與展示等手段進行再現以恫嚇他者。維希留寫道：「圖像與聲音的戰爭正在取代物（亦即投射武器與飛彈）的戰爭。」 戰略武器限制談判（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 SALT）與戰略武器裁減談判（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alks, START）協議以限制與裁減軍備為名，提升、改善甚至大幅增加了美蘇間的軍事力量，嚴格來說，這兩國在所謂的「星戰」（Star Wars）或主動戰略防禦（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SDI）計畫中，根本就是同盟國而非敵對國。

還有，從此以後戰爭將趨向無限自我指涉：戰爭只代表戰爭本身，不再代表其他戰役與衝突（也就是我們在歷史課堂上學到的戰爭「起因」）。戰爭從傳統、負面意義上的封鎖，不得不令人遺憾地中斷了「正常生活」作息，轉型成另一個新層次的暴力。戰爭不再打斷常態（normality），它本身就是常態。戰爭的時間與空間不再以另一種全然迥異的形式區隔開來；而是在此時此地（here and now）的運作，成為此時此地的內在運作邏輯。戰爭從負面的封鎖轉變成正常慣例，成了正面機制、動力與社會的可能條件，透過能見度與控制的權力，創造全球傳播的霸權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戰敗國也出現戰爭與戰爭科技正常化（normativization）的現象，甚至更為明顯。道爾曾經表示，日本將戰敗主因完全歸咎於科學與技術落後，而原子彈「既象徵對於核子戰爭的恐懼，也象徵科學的希望」 。由於戰後日本禁止發展軍備，遂致力於推動「和平」用途與鞏固「民主」社會的科學與科技。日本不再生產炸彈與飛彈，轉而成為全球汽車、相機、電腦與其他「高科技」設備的主要生產國之一。 本田（HONODA）、豐田（TOYOTA）、日產（NISSAN）、日立（HITACHI）、東芝（TOSHIBA）、新力（SONY）、三洋（SANYO）、尼康（NIKON）、三菱（MITSUBISHI）等日系品牌等成為全球家喻戶曉的名字，昔日戰敗的「受難者」重新崛起，在以資訊內爆來轟炸世界的新一輪競賽中，重新加入「勝利者」的行列。

「觀看即毀滅」的先制行動與「科技即資訊」的正常化，隨著速度科技的同步發展，使知識型逐漸發生重大的轉變，最終導致世界的虛擬化。戰爭不再是與平民生活涇渭分明的特殊情境，而是納入我們日常傳播結構的一部分，包含我們的資訊來源、娛樂媒體及各種言論與表達器材。每當我們未加多想地使用電視螢幕、遙控器、手機、數位相機、掌上型導航系統與其他氾濫於日常生活空間的電子裝置時，都在參與這場虛擬化世界的戰爭。時至今日，當我們準備午餐或晚餐之際，聽到收音機傳來各種災難新聞已不再感到奇怪，看到廣告與強暴、凌虐或種族屠殺的報導同時在電視上播放也不再感到震驚。我們透過傳播科技消費戰爭、血腥與暴力，猶如我們消費五花八門的商品。

除此之外，世界的虛擬化影響擴及另一個層面。雖然我們大多都沒有這方面的經歷，卻更令人憂心：一旦戰爭真的爆發，全面虛擬化的日常生活意謂著打仗再也少不了電玩密技，1991年與2003年的兩次波斯灣戰爭即為明證。空襲伊拉克期間，占有近用虛擬世界的優勢與否，使整個世界分成上下兩半。上方的空戰，由青少年時期就常在家打電玩的美國大兵在電子螢幕前操作攻略；而下方的戰爭，仍與身體、手工勞動及從天而降的意外之禍密不可分。當美國參戰人員同步啟動帶有精英主義、好戰色彩的全景敞視（panoramic vision），並展開遠端遙控、立即摧毀他者的行動，伊拉克男人、女人和兒童的生活則愈來愈岌岌可危（正如1950年代與1960年代的韓國與越南平民），時時刻刻面臨徹底毀滅的威脅，人命顯得微不足道。 就在我們進行討論之際，已有報導指出五角大廈正在準備為日後戰爭建立專屬網路，目標是「從所謂『上帝的視角』（“God’s-eye view”）俯瞰戰爭，把一切外國敵人與威脅的動態影像提供給全美［含陸上〕的指揮官與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