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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20世紀攝影史上最值得一讀的傳奇
  ◆重回卡帕與塔羅愛情與攝影生涯的起點
  ◆從卡帕、秦到布列松,細說「馬格南」傳奇的源頭
  ◆回溯西班牙內戰現場,閱讀一個為理想而熱血的年代
  ◆張照堂 (攝影家) 專文介紹
  ◆何榮幸(中國時報副總編輯)、郭力昕(政大廣電系系主任)、 張鐵志(作家)、張世倫(文字工作者)、蘭萱 (中廣流行網「蘭萱時間」主持人) 一致口碑推薦
  ◆國際矚目與好評不斷,原著將登上大螢幕,麥可.曼(Michael Mann,落日殺神導演)執導,2012上映!

  ◆本書榮獲──

  2009年第十四屆西班牙的費南多.勞拉小說獎(Premio Fernando Lara)
  2010年第二十屆瓦倫西亞評論文學獎(Premio de La Crtitica Literaria Valenciana)
  2011年曼達切小說獎(Premio Mandarache)決選

  「如果你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靠得不夠近。」──Robert Capa

  活在極限的人生,他在愛情中感覺心痛,在烈酒中對抗虛無,在炮火中尋求救贖。

  在攝影記者這一行,人生是個人建構的傳奇。有著獵犬眼睛、捉狹神情的羅伯.卡帕(Robert Capa 1913 ~ 1954),無疑是20世紀攝影史上最值得一讀的經典傳奇。

  在情人塔羅眼中,他天真、自負卻又正直、浪漫;在朋友眼中,他是賭徒,副業是攝影師。他的命運與戰爭緊緊相扣。一生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上戰場,就在西班牙內戰拍下被公認是世界最偉大的一張戰爭照片;第二次大戰,隨行登陸諾曼第,拍上最具歷史性的第一手目擊。他的聲名因戰爭而崛起,他的人生,也因戰事而崩壞。最摯愛的女人死於西班牙內戰,最終更因拍攝越戰而引爆地雷身亡。

  這是首本關於這位偉大戰地攝影師的傳記小說,道出他崛起的傳奇與影響他一生的愛情故事。為了逃避希特勒,卡帕離鄉背井來到巴黎,在這裡結識長他三歲,同是猶太人的塔羅(Gerda Taro,本名為Gerta Pohorylle),兩人相遇相戀,在攝影道路上相互扶持,一同打造「Robert Capa」的名號──一個虛構的美籍攝影師,有錢、有名、有天份,以此在西方媒體世界闖蕩,打響名號。西班牙內戰爆發,身為共產黨的他們不顧一切投入戰場,留下許多珍貴的照片,當中最重要的底片全留在失傳已久「墨西哥手提箱」(西班牙內戰時間拍攝的3500張),直到2008年才重新在世人面前曝光。

  兩人三年的即逝戀情,塔羅不幸於西班牙內戰過世,雖然此後卡帕還曾與著名女星英格麗.褒曼傳出戀情,不過他終生未娶,據說直到死時,塔羅的照片依然珍藏在他的皮夾裡。本書是根據兩人的真實故事所撰寫的愛情、戰爭史詩巨作,受到國際矚目與好評,原著更將躍登大螢幕,見證愛、戰爭、攝影,在兩個熱血不屈的靈魂中留下的珍貴印記。

  羅伯.卡帕 Robert Capa

  1913 10月22日出生於布達佩斯,原名Endre Friedmann
  1931  參與左派學生運動,被迫離開故鄉匈牙利。
  1933  希特勒掌權,離開德國。9月前往巴黎。
  1934  秋天結識長他三歲的塔羅(1914年8月1日出生,原名Gerta Pohorylle)。
  1936  與塔羅共同虛構出一位名叫「羅伯.卡帕」的美籍攝影家,開始以此名接案販賣照片。
  8月兩人前往拍攝西班牙內戰。9月5日拍下日後被視為戰爭攝影經典名作的「倒下的士兵」。
  1937  7月24日兩人相識三年,塔羅於西班牙內戰中因坦克壓傷而過世。
  1938  2月前往中國拍攝中日戰爭。
  1944  6月6日隨行拍攝諾曼第登陸,捕捉到二次大戰決勝之役最具代表性的第一手現場目擊。
  1947  創立馬格南通訊社。出版戰地回憶錄《有點失焦》。
  1948  拍攝以阿戰爭。
  1954  5月前往中南半島拍攝越戰。5月25日誤觸地雷引爆身亡,得年四十。

得獎紀錄

  本書榮獲2009年第十四屆西班牙的費南多.勞拉小說獎(Premio Fernando Lara),2010年第二十屆瓦倫西亞評論文學獎(Premio de La Crtitica Literaria Valenciana),並進入2011年曼達切小說獎(Premio Mandarache)決選。
  .本書電影版權由哥倫比亞公司買下,導演麥可.曼(Michael Mann,落日殺神導演)執導,首度將卡帕生平故事搬上大螢幕。

作者簡介

蘇珊娜.佛蒂絲(Susana Fortes)

  .1959年出生西班牙西北部篷特韋德拉省。
  .畢業於聖地牙哥大學地理歷史系及巴塞隆納大學美洲歷史系。
  .2001年,於美國路易斯安那大學教授西班牙文,並在舊金山州立大學開設文學講座。目前定居西班牙瓦倫西亞,教授新聞和文學。
  .2003年,她以《阿爾巴尼亞情人》(El Amante Albanes)晉級星球文學獎決賽,該書並躍上西班牙暢銷書排行榜。其英文版《阿爾巴尼亞密情》(The Albanian affairs)摘下獨立出版社2006年《Foreword》雜誌年度好書翻譯類銅牌獎。至今,作品已被翻成英文、法文、義大利文、俄文、葡萄牙文、荷蘭文、希臘文、挪威文、波蘭文,以及土耳其文。她的初試啼聲之作《親愛的柯多.馬提斯》(Querido Corto Maltes),贏得1994年最佳新人獎(Premio Nuevos Narradores)。2001年,她以《沙地邊界》(Fronteras de arena)進入Espasa Calpe出版集團的春天小說獎決賽。此外,她還出版了《邦帝號的灰燼》(Las cenizas de la Bounty)(Espasa 1998),《溫柔與背叛》(tiernos y traidores)(Seix Barral 1999),電影筆記《再見,女孩》(Adios , muneca)(Espasa 2002),《勞拉的運氣》(El azar de Laura Uloa)(Planeta 2006)勇奪瓦倫西亞作家評論家協會頒佈的小說類評論獎(Premio de la Cretica),還有《十五世紀義大利藝術》〈Quattrocento〉迅速被國際出版社相中買下。此外文章亦常見於《國家報》或電影、文學雜誌。

譯者簡介

葉淑吟

  西語系畢業。喜愛語言學習及拉丁美洲文學。

 

作者序

  二○○八年一月,三箱總共一百二十七卷底片和西班牙內戰的照片出現在墨西哥。那是羅伯.卡帕、潔妲.塔羅,以及大衛.西蒙,也就是秦的作品。總共三千多張從未發表過的照片。導演崔夏.吉芙(Trisha Ziff)透過墨西哥將軍佛朗西斯科.阿奇拉.貢薩雷茲(Francisco Aguilar Gonzalez)的後代找到了箱子,三○年代末期,他在法國馬賽當外交人員,協助反法西斯主義的難民脫逃。目前,這些資料保存在紐約國際攝影中心(ICP),等待研究。幾乎所有報紙都稱這個發現是新聞攝影史上的一大要事。

  這部小說的靈感來自《紐約時報》刊出的一張照片,也就是在墨西哥找到的其中一張照片(見本書封底)。我指的是潔妲.塔羅躺在旅館房間的一張小床上,極為年輕,身上穿著卡帕的睡衣。如果她的眉毛不是修得那麼細緻,或許看起來就像個小男孩。她側躺著,一隻手壓在胸前,一頭凌亂的頭髮,左腳曲起,睡褲褲腳掀到膝蓋,一副翻來覆去許久才終於入睡的模樣。

  我從以前就一直欣賞羅伯.卡帕。他的攝影集向來放在我書房裡尊榮的位置,跟柯多船長(Corto Maltes)、尤里西斯(Ulysses)、史考特隊長(Captain Scott)、邦蒂號(Bounty)上暴動的水手、希斯克里夫(Heatchcliff)、凱瑟琳.恩嘯(Catalina Earnshaw)、艾馬殊伯爵(Almasy)、凱瑟琳.克利夫頓(Katharine Clifton)、約翰.里德(John Reed)、露意絲.布萊恩特(Louise Bryant),以及所有奮戰不休的英雄,擺在一起。我不只一次想寫寫關於他的人生。我覺得我的國家虧欠他,至少欠一本小說吧!虧欠他和潔妲兩人。我真的覺得這是尚未償付的一筆債。而償還的時間當然還沒到。事情不用選擇,該發生的時候就會發生。

  除了照片資料,有些書對於動筆前的資料收集階段助益頗大。第一本是理查.維蘭(Richard Whelan)撰寫,有關羅伯.卡帕的傳記,還有艾力克斯.凱爾蕭(Alex Kershaw)扣人心弦的傳記《鮮血與香檳》。為了營造馬德里、瓦倫西亞和巴塞隆納的氛圍,以及當時的政治陰謀、愛情陷阱,我參考了保羅.普雷斯頓(Paul Preston)的《烽火中的理想家》,其內容忠實反映並描述當時人們前去觀看事件卻遭到逮捕的過程,某方面來說,他們著迷於最後一場的浪漫戰役,或者說這是最後一場至少還能選擇黨派傾向的戰爭。此外,記者費南多.歐爾梅塔(Fernando Olmeda)由「辯論出版社」出版的有關潔妲.塔羅的研究也幫了大忙。礙於我的德文程度有限,幫我省了部分力氣,不需鑽研那些直接用德文撰寫的史料。費南多.歐爾梅塔的書蒐集了德國女作家伊梅.夏柏(Irme Schaber)大量的資料和證詞,後者關於潔妲.塔羅的傳記是當今發行過最具權威且最詳盡的,可惜沒翻譯成其他語文版本。她挖掘出二十世紀最有趣且最勇敢的一個女性角色,賦予她應有的價值,讓她免於遭世人遺忘。

  這部小說也多虧幾位記者朋友的相助,他們是戰地通訊記者,從他們的新聞報導和著作,我學到原來有些旅程是一條不歸路;而戰爭,能讓一個人再也回不到過去。他們知道自己是誰,甚至也出現在這本小說裡。透過小說,我也向所有的通訊記者獻上敬意,他們有男有女,不論過去或今日,每天奉獻專業,讓我們能在每天清晨平靜地吃早餐時,知道世界是怎麼開始它的一天。

  至於我,試著忠實呈現一些活在極限的人生,但也沒放過最黑暗或最具爭議的章節,像是那張聞名天下的照片「倒下的士兵」。所有關於內戰的故事都是經過查證的真實史料,同樣的,所有提及的作家、攝影記者、士兵、軍人的名字也都確有其人。其他部分,像是住址、家人回憶、讀物等等,則是小說家的自由發揮。

  我想以羅伯.卡帕、潔妲.塔羅,以及大衛.西蒙,透過他們照片所傳達的精湛技術和熱情,呈現那個混亂年代的緊迫節奏和曲折複雜。但我沒攝影天分。所以只能以我的方式跟利器,試著拉近影像和文字間的距離。讓每個人都盡其所能。

  最後我想說的是,從下筆到小說結束,作者也不再是原本的自己。就某方面來說,寫這本小說就像經歷了一場戰爭,代表了我的小說家生涯──一個沒有回頭路的所在。我的一部分永遠地停在砲聲隆隆的那幾年,天亮時,潔妲.塔羅穿著睡衣,甜美地從夢中醒來。

導讀

卡帕,喀嚓!

“ 死亡往往是一樁悲劇,尤其當時間已經倒數。”張照堂

  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一群西班牙武裝民兵在科巴多前線近郊作戰演練,做攻擊陣式給二十三歲的記者羅伯.卡帕拍照。其中一名叫玻里.葛西亞的民兵從壕溝躍起往下坡跑,突然雙手一舉,仰身倒地,卡帕在近距離的壕溝裡瞥見,還以為他模擬中彈,無意識地高舉起相機急速地按了張快門。一開始他不記得有聽到槍聲,只奇怪怎麼有人突然中槍倒地。接著有人去撿槍枝,又在同一個地方被射倒,槍聲大作。卡帕在驚慌中連拍了這段過程。不久,「倒下的士兵」登上法國VU雜誌、美國《生活》雜誌,傳遍世界,當時並沒有人知道這個士兵是誰,但卻都記住羅伯.卡帕──這個年輕的戰地攝影家。「倒下的士兵」後來成為西班牙內戰最有名的代表圖像,它連結了奮戰、犧牲、理想、悲壯等象徵情結,也被公認為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一張戰爭照片。躲在壕溝裡,卡帕當時這一聲「喀嚓」,造成了他一生最大的內咎、聲名與傳奇。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D-Day,卡帕隨同美軍從法國諾曼第歐馬哈海灘登陸突襲,他帶了兩台Contax II雙眼相機,50 mm標準鏡頭,在猛烈的德軍炮火與洶湧的浪潮下與士兵們搶灘前進 。他時而攀著登陸小板、時而半爬半泳地高舉相機急促按下快門。在那佈滿地雷六公里長的沙灘上,兩千多名士兵陣亡了。喀嚓、喀嚓、喀嚓,卡帕在驚濤駭浪的第一時間內拍了四卷底片。返回倫敦後,他急速將這些珍貴的膠卷寄到《生活》雜誌倫敦分部沖洗。暗房助理將濕淋淋的底片放進烘乾器裡,用地板上的熱流圈烘乾。不知是大意還是焦急地想看到結果,助理竟將烘乾器的門密閉,因缺少空氣對流,結果過熱而導致底片的感光乳劑整個熔蝕,前三卷膠片全毀了,只救回第四卷中十一張底片。兩週後(1944.6.19) 《生活》雜誌刊登了其中十張,標題是:「有點失焦」(slightly out of focus),這是二次大戰決勝之役最經典而有代表性的第一手現場目擊,充滿動感與能量。照片登出後,轟動全世界。但標題「有點失焦」似乎暗示卡帕拍照當時因緊張、害怕而手抖的結果,卡帕事後否認了。他說,只有在炮火、浪濤中換底片導致手忙腳亂而已,照片失焦是當時動亂中使然。在槍林彈雨中拍照,固然需要無比的勇氣,但性命交關,誰能更鎮定去框景找角度呢?有位記者在搶灘現場弄丟了他的底片跟鞋子。卡帕說誰不害怕?但你別無選擇,只有勉力向前。他說:「恐懼不是壞伴侶,它有時能救你一命。」

  一九四七年,卡帕出了一本戰地回憶錄,就以《有點失焦》為名,似乎藉此反諷生命、戰爭與歷史的虛實與荒謬。

  正像西班牙「倒下的士兵」的意外喀嚓,歐馬哈海灘上另一次的失焦喀嚓,成就了卡帕為人傳頌的第二則傳奇。這兩次失焦、搖晃的剎那,儘管只是卡帕數萬張重要且聚焦的時代影像一二,卻最最為世人所廣知。它們除了紀錄下重要戰役的經典剎那,因為晃動、失焦的情緒投射,強化了現場參與感,緊迫、悸動之情躍於紙上。雖是凝止的一格,在戰役的情節與歷史變遷的歷程中,卻延伸了無限的動能與想像。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卡帕在距河內五十哩南的紅河三角洲田野中隨法屬聯軍輾轉行進,四周有防不勝防的越共伏擊槍火。卡帕與《時代/生活》雜誌的同行記者約翰.麥克林(John Mecklin)沿途攔上一部吉普車跟進,不久又跳下車,告訴伙伴說他必須趕到前面為弟兄們拍幾張照片,就往路旁的蔓草田野中急速行去,喀嚓、喀嚓、喀嚓,炎熱、詭靜的空氣中傳來微弱的快門聲,幾分鐘後突然轟聲大響,一個地雷炸開了,卡帕被高高彈起,俯身倒在爆炸的穴洞旁。約翰趕過去,扶著頭大叫他名字,卡帕兩、三次輕微地動了動嘴唇,就像睡夢中被打擾似的。時間:下午三點十分,四十歲的卡帕過世時左手仍緊抓著相機,這是他見證死亡的第三個傳奇。

....

  當然,卡帕的故事不只這些,他與潔妲.塔羅(Gerta Taro)的烽火情史也是大家津津樂道的攝影傳奇。一九三四年,二十一歲的卡帕與二十四歲的塔羅在巴黎相遇,這兩個年少時在家鄉都因牽扯反政府運動而入獄的猶太子民,逃至巴黎後因個性與理念的接近相引,巧遇後結成一體,在攝影的道路上相扶摸索行進。兩年後,他們組成「影銷二口組」,改名換姓 (他們原名叫 Endre Friedmanm 與Gerta Pohorylle) 。

  「卡帕」是他小時候的綽號,匈牙利語「鯊魚」的意思。「卡帕與塔羅」就好像「邦尼與克萊德」這對西部大盜一樣,名號響亮,適於闖蕩江湖。他們打扮、治裝,以便在西方世界推銷自己。「優雅不僅能救你一命,也能幫你糊口。」塔羅與卡帕深知求生三昧。提高身分與籌碼的曝光,令大家很快地記住他們,通訊社與報紙也因為他們提供的戰地照片稀有、即時與真實,也不想打破這個騙局而默認了。因忙於各地區的戰亂與採訪,他們聚少離多,但都在不同的戰事現場上留下許多令人難忘的時代印記。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塔羅隨著共和軍在離馬德里以西十五哩處的布魯內特採訪,在法西斯政府軍瘋狂炮火攻擊下,狼狽地撤退。塔羅與一堆傷兵擠在一輛敞篷已凹陷的黑色座車,她站在車子兩側的腳踏板上。車子經過一個崎嶇不平的丘陵,猛然方向盤轉動,一輛坦克的砲管朝她打了過來。車鍊掉到身上,十噸的重量壓住倒地的塔羅,她無法動彈,嚴重內傷。第二天凌晨五點,塔羅在醫院中去世,時年二十七歲。消息傳回,震驚文化圈。五天後,她所屬的法國共產黨部在巴黎幫她舉辦了盛大的葬禮,雕塑家傑克梅蒂在她的墳上,塑下一塊紀念碑。

  塔羅出事那天,她在筆記上寫著:「當我想著菁英份子在這場戰爭中犧牲的人數,我覺得無論如何,我還活著實在不公平。」上天終於回應了她和卡帕心中的預兆。但除了死亡,上天對正義、公理的提問,可曾公平過?

  「沒有景色比人類的歷史還悽涼。」二十七歲與四十歲結合的生命體,短暫地相聚三年,最後在戰火中豎起一面旗子,在槍火、喀嚓的詭譎風聲中,不屈的飛揚。這就是歷史的景色,這就是傳奇的悽涼。

....

  卡帕一生參與過五次戰爭,從西班牙內戰、中日戰爭、二次大戰、以阿戰爭到中南半島越戰。他堅稱永遠和軍人走在第一線,甚至:「永遠跑在軍隊前面。」卡帕帶著相機不停穿梭於亞、非、歐、美洲各戰區,除了與塔羅那甜美、心碎的即逝戀情外,旅館、酒館與戰場的時光磨耗幾乎就這樣形構了他的一生。

  在塔羅的形容中,卡帕一方面是個天真、霸氣、不修邊幅、獨來獨往、狡猾、無畏又自負的鮑伯(Robert),一方面又是正直、浪漫、敏銳、可靠、有理想與愛心的安德烈(Endre)。卡帕無法忍受專制、獨裁與不公,就像他無法忍受安逸與靜寂。他張著獵犬式的眼睛,在動亂與不安中沒命追逐。戰爭與苦難的殘暴與痛楚,迫使卡帕在烈酒中對抗虛無,在炮火中尋求救贖。

  戰爭的本質是甚麼?卡帕說:「戰爭中,你必須選擇憎恨一些人,愛憐一些人。你必須選擇一個位置,否則你無法忍受發生的事。」卡帕選擇的位置是見證:「在戰場上,除了拍照,你什麼事也不能做,要忍受這一點很不容易。」

  為什麼卡帕非投向戰場不可?他說別無選擇,只能孤注一擲。他是天生的賭徒,不說大道理,察言觀色後就將人生的骰子拋出去。作家薩洛揚形容他就像個橋牌賭手,副業是拍照的。卡帕喜歡將戰爭比喻為賭局與女人,他說 :「戰地記者的生命就像他手中握的賭注一般,他可以押這這隻馬或那隻馬,但他也可以在最後關頭將它收回自己口袋中。」 戰爭像一塊磁鐵,他說:「對一個戰地記者來說,當你錯過一場戰事,就好像你拒絕了拉納.透納的約會。」但無止境地在戰爭中翻滾進出,卡帕最後在越戰採訪中似乎也有點力不從心了。他說:「這場戰爭就像一個年老色衰的女演員,愈來愈危險,也愈來愈沒東西拍。」卡帕預言的沒錯,他最後落入這危險、致命的陷阱中,但也是他的宿命選擇。

....

  普立茲文學獎作家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曾經於一九四八年和卡帕在蘇聯採訪過一段長時間,他說卡帕是用「心血」拍照。他說,攝影機對他而言,不是冰冷的機件,而是心靈與思想的延伸。他以寬宏的胸懷、全然的熱情、高超的技術和無以匹敵的勇氣和冒險心,來對抗槍彈。他的影像揭示了戰爭的醜陋,更彰顯了人的質素與情懷。「卡帕的照片初看之下,看似偶然或無意中拍到的,其實不然。卡帕的攝影作品蘊含了寬宏的胸襟和無限的同情,他的照片絕不是意外,裡面的百姓與戰士的情感也不是偶然。他拍到心痛與愉悅的剎那,他拍出思維。他創造了一個世界,那是卡帕的世界,無人可以取代。」

  史坦貝克說,卡帕的偉大貢獻是雙面的,一方面是他捨身建構起豐碩而活生生的時代檔案和國際圖片網路--馬格南通訊社(Magnum),更重要的一面是他對年輕攝影家的指導、鼓勵與提攜。他以身佐證了一個人可以靠他的相機過活,又能真誠地面對自己。許多年輕人受了他的感召,投向報導寫實路上,終其一生。

  卡帕與秦(David "Chim" Seymour)、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及喬治.羅傑( George Rodger)四位攝影家在一九四七年成立的「馬格南通訊社」,是世界上第一家由會員共同擁有與經營的攝影團體,當初設立的目的是想藉由各地不同的優秀攝影家,將世界發生的當下狀況傳播出去。「馬格南」是一種大瓶裝的香檳酒名,當時戰地記者常在生還之後, 喝這種酒與朋友慶祝。「馬格南」象徵了刺激、興奮與成功歸來,酒鬼卡帕以此為名,大家欣然同意。

  六十四年前由卡帕發起的「馬格南通訊社」,竟然活存到現在,甚且由當初的四人小組擴展到今天的一○三個會員,幾乎網羅了全世界最優秀而負盛名的攝影家,累積了近二十萬張精采原作,他們動向瞻觀,被冠以當今最大的攝影家族與龍頭名銜。豎立馬格南的偉業基石與典範指標人物,應該非卡帕莫屬罷。

  一九五四年,美國海外記者俱樂部設立「羅伯.卡帕獎」,獎勵每年最傑出的戰地/人道攝影家。W. Eugene Smith、Larry Burrows、Josef Koudelka、David Douglas Duncan、David Burnett、 Raymond Depardon、Eddie Adams、Susan Meiselas、Steve McCurry、James Nachtwey等名攝影家都名列在座。後卡帕世代的攝影家,面對層出不窮的動亂與苦難,以更詭譎、多變的視野,緊跟在卡帕身後。 

  受到羅伯.卡帕影響很大的還有他的弟弟──康乃爾.卡帕。康乃爾(Kornel)是一九三六年到巴黎投靠他的哥哥,他原本想去學醫,為了維生在一家商業攝影店打工,閒暇時當起卡帕的助手。他在寄宿的旅店浴室中整晚沖洗膠片,並幫卡帕、秦、布列松這「巴黎三劍客」放大照片。為了省電,他常在早上用報紙包著濕淋淋的相片去上班,午餐時間再利用公司暗房的烘乾器烘照片,後來因使用太多電量而被開除了。

  當然,康乃爾接觸了這些照片也開始蠢蠢欲動起來,卡帕教了他很多。康乃爾說,家族中出了一個戰地攝影家就夠了,他留在陣線後。康乃爾在政治、社會議題與生活、人群的影像捕捉頗有乃兄之風。後來他移民美國,成為《生活》雜誌一員,也加入「馬格南」通訊社,跨足世界。卡帕在越南陣亡後,為了不讓其兄的作品跟他一起消失,康乃爾於一九七四年成立「國際攝影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總部設在紐約。卡帕生前七萬張以上的底片,最後在這裡找到一個永遠的家 。ICP廣納世界各地傑出攝影家的作品,照片收集超過十萬張以上,在保存、展覽、研究、教學、出版、交流上的貢獻,獨一無二。

  卡帕與康乃爾這對兄弟檔,聯手撐起見証與延續的攝影江山,他們在投入與獻身的步履中,相扶前行,其所建構的宏巨風景,又是一則佳話傳奇。

...

  一九九○年末,三個包括一百二十七卷底片、原作與書信的手工舊箱子在墨西哥被發現,它們是卡帕、塔羅與秦在西班牙內戰(1936-39)的心血之作,也是納粹在入侵巴黎時,卡帕匆匆撤離時所遺失的。二○○七年底,這批失而復得的珍貴史料被送回ICP,半世紀前的封塵影像逐一出土,「倒下的士兵」那一長條底片就在裡頭,許多謎在裡頭。「失而復得」這個攝影史上的意外盛事,令卡帕的傳奇再添一樁。喀嚓、喀嚓、喀嚓,這三個箱子裡還有甚麼驚奇?到底卡帕又要告訴我們甚麼歷史的失焦,誰也無法預料。

  《等待卡帕》,到底誰在等待?塔羅在等待,我們也都仍在等待。這本傳記體的模擬小說,雖說近乎史實描述,但是很多場景真偽莫辨,就像所有的自傳一樣。卡帕製造了傳奇,他相信傳奇嗎?如果他看完這本書,他會有甚麼反應呢?我想應該就像蘿絲.奧肯(Ruth Orkin) 一九五一年在巴黎酒館拍的一張照片:卡帕右手支著臉,露出嘲諷的微笑斜瞪著鏡頭。喀嚓,這一張倒沒有失焦。

  張照堂
  攝影家、影像作家及紀錄片工作者。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榮譽教授,獲國家文藝獎及行政院文化獎。

 

詳細資料

  • ISBN:9789866408458
  • 叢書系列:On-artist
  • 規格:平裝 / 256頁 / 15 x 21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賭博是種不知不覺的疾病,隱藏在基因裡,就像頭髮的顏色或是相信預兆一樣。安德烈的血液流著這種基因。遇到不順遂,他總是借酒澆愁或賭博。正如同布列松睜著那雙諾曼第人老實的眼睛說過:安德烈從來都不是個絕頂聰明的傢伙。他的聰明不是靠腦筋判斷,他是個直覺很強的賭徒。他會注意到其他人沒注意到的細節。他應該是從經歷培養出敏捷的嗅覺。他十七歲離家,換過一間又一間的旅館,然後走過一場又一場的戰爭。他有種預知戰爭即將爆發的能力。他是個天生的賭徒。

多年後他證實了他說的道理,那是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的凌晨,霧氣劃破了英吉利海峽的天空。

大海。大海的聲音。想要捕捉大海的動靜簡直不可能。上面,是機器隆隆聲和甲板的震動。下面,是洶湧的浪濤聲。安德烈沒多想。他脖子上掛著兩台相機,一台萊卡跟一台羅萊雙鏡反光相機,跳上了放到海面上的小艇。接著,他看向海灘,試著計算距離和深度。前方,是六公里長佈滿地雷的沙灘。歐馬哈海灘。沒人告訴那些大男孩他們該採取什麼行動。他們只要把歐洲從納粹的勢力解救出來。當他們靠近海岸,他對一一六號東聯的一個稚氣的美國大兵擠擠眼。「孩子,我們到那裡再見。」他對他說,幫他打氣。

幾分鐘過後,世界炸成碎片。那些孩子大多數還沒滿二十二歲。他們還沒踩上沙灘,就已經戰敗。爆炸的地點發出橘紅色火光,大量的水蒸發到空中。那是埋伏的戰防砲。砲聲隆隆。大海怒嚎。指揮軍官的命令幾乎被風聲和小艇的引擎聲掩去。安德烈不停按下快門,來不及調整焦距。每個瞬間很快地就消逝了。這是戰爭的畫面。不久,大西洋海面的泡沫,在這天進攻的大屠殺當中染成了紅色。短短幾個小時,兩千名士兵斷魂。

安德烈是跟著第一波登陸的唯一一個攝影記者。他自願編列在紅簡易區搶灘的一一六號團。「戰地記者賭上了他的命。」他在《失焦》(Slighhtly out of focus)寫道。「他可以將命賭在這裡或那裡,也可以在最後一刻救自己一命。我是個賭徒。我決定參加第一波登陸。」他奇蹟似地逃過一劫,試著在淹沒到脖子高度的海水裡前進,接著,爬過滿佈地雷的兩百公尺長海灘。這是場貓捉老鼠的遊戲。當然,這時他已經不叫安德烈‧佛列德曼,她也不在他身邊。她已經香消玉殞七年。漫長的七年,每一天、每個該死的夜晚,他都對她念念難忘。或許他滿心冀求的是有個人能慈悲地送他一顆子彈,讓他該死地一了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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