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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戰與文明:伊斯蘭與西方的永恆衝突

聖戰與文明:伊斯蘭與西方的永恆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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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部作品的重新問世,對我而言有紀念老同學的心情。張錫模,聖戰與文明。

    文/沈昭明2013年02月26日

    作者張錫模先生跟我高中同校同屆,雖然不曾同班。不過兩家住的也近,都是搭首都客運39路藍色,錫模色盲分不清藍色紅色,有時在台北車站相遇我得幫他留意來的是不是藍色線。大學他考的好,去讀羅斯福路的政治系,我到了新莊讀哲學。後來各自也搬了家,碰面機會就少了。 只知道他公費留俄前在許介鱗老 more
 

內容簡介

「聖戰」,並非「左手古蘭,右手彎刀」的血腥殺戮。
「文明」,原來是西歐列強國家體系在十八世紀後方才整備的特殊論理。

  從伊斯蘭聖戰觀點與西方文明論述的歷史進程著眼,看見當代世界政治最大的衝突根源!

  「聖戰」(Jihad)一詞的本意是「神聖的戰鬥」(holy strugle),乃是伊斯蘭的特有論理,「文明」則是十八世紀下半葉以降,西歐國家體系所整備而成的特殊論述。釐清這些關鍵的發展歷程與政治意義,將有助於透視伊斯蘭與主權國家體系這兩種論理之衝突的核心內涵。

  這是兩種關於如何建構人類共同體的衝突,而且這衝突是必然。

  遵循伊斯蘭律法是穆斯林的義務,為了實行伊斯蘭法、維持伊斯蘭法所規範的秩序,保衛伊斯蘭共同體與穆斯林的生命財產安全而需要政治權力與政府,而政府的運作與行使權力,必須以執行和維護伊斯蘭法為前提。

  而源自西歐的主權國家體系,其思想動力來自對人類本身的高度自覺,據此打開了人類支配自然與社會機制自覺化作業。此一自覺,通過來自社會上層的文藝復興與中下層的宗教改革雙向挑戰,衝擊著基督教對於世界形的論理與主張。

  在基督教想像的共同體廢墟上,出現了以主權國家作為基本政治單位的國家體系。然而西歐的主權國家體系並未將權力與正義聯繫起來,儘管在國內層次的運作上,權力的實行受到自由主義及由此而來的相關機制所制衡,但是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互動上,卻出現高度展的組織性暴力與不受拘束的病徵。一次世界大戰的引爆,暴露出在論理上將權力與正義分離,雖能使少數國家得到不受正義節制的自由,但無節制運作的權力與暴力終究為世界帶來了無可避免的破壞。整個現代史突顯的正是主權/領土國家體系的總體危機。

本書特色

  兩種政治論理數百年的衝突與消長,造就了當前全球的政治局勢。在媒體的片段報導中,讓人們誤以為「聖戰」等於殺戮、「伊斯蘭」等於保守主義;甚至「穆斯林」等於恐怖份子……,在九一一後世界,誤解仍然持續,衝突仍未消弭。

  如果,電影《我的名字是可汗》曾讓你動容。如果,你相信人生而平等、相信正義。如果,你希望從曾經的歷史思考當今的世界,去找到面對未來的答案。那麼就讓我們一起回到爭執的原點,理解兩種政治體系的交鋒,也以更寬廣的角度思考當前的國際關係。

  本書原是「伊斯蘭與世界政治」三部曲的首部曲 ,後因作者於2007年10月16日上午病逝於台北榮民總醫院;「伊斯蘭與世界政治」三部曲最終仍未能完成。

作者簡介

張錫模

  1966 年 3 月-2007 年 10 月。

  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副教授、台灣戰略模擬學會常任理事

  研究領域:政治地理學、能源政治學、俄羅斯政治、中亞區域研究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畢業,俄羅斯聯邦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政治學博士,專攻國際關係。

  本人通曉中、英、俄、日等國語文,是台灣國際關係研究領域,少數傑出的學者之一。

  曾任新新聞週刊記者、台灣大學日本綜合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中時晚報、中央日報專欄投稿作者、中央日報特約專欄主筆兼地圖週刊主編……,並於自九○年代初,即擔任李登輝總統國家安全幕僚團成員,對國際情勢、台灣與中國關係……等領域提供了卓越而務實的分析及建議。

 

目錄

導讀:張國城(台北醫學大學助理教授)
自序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伊斯蘭的勃興
.帝國與諸神之爭
.部落共同體的危機
.伊斯蘭共同體
.伊斯蘭理論的要害

第三章 伊斯蘭世界體系
. 阿拉伯帝國
地圖:大征服運動與伊斯蘭帝國的擴大
.伊斯蘭帝國
.伊斯蘭世界秩序
.理念的統一與現實的分裂
地圖:印度洋海域的網絡結構

第四章 西歐國家體系的衝擊
.義大利國家體系
.西歐國家體系的成立
Ⅲ伊斯蘭帝國的衰退
.伊斯蘭復興運動

第五章 原理的轉換
.印度:帝國的心臟
.民族國家的新模型
.民族的論理
.原理的轉換

第六章 伊斯蘭與世界政治
.高加索俘囚
.部落共同體的危機
.緩衝國的扶植
.民族國家的變形

第七章 結論:權利與正義

 

導讀
張國城 台北醫學大學助理教授

  張錫模教授的《聖戰與文明》一書,堪稱對伊斯蘭世界政治史和國際關係史的經典著作。充分詳盡的史料與邏輯精潔的敘述,讓讀者能夠一窺伊斯蘭世界和西方勢力衝突和消長的經過與原因。要了解本書的架構及作者所要表達的真意,可從以下幾大脈絡來進行:

一、伊斯蘭教的起源、伊斯蘭法與伊斯蘭世界的出現,以及穆斯林的世界觀。

  許多人都對中東問題的產生感到迷惑,這相當程度是緣於對伊斯蘭世界的誤解。本書第二章和第三章詳細敘述了伊斯蘭教的興起,伊斯蘭世界的地緣政治環境及伊斯蘭世界的形成過程。從所處的地理環境和地緣政治,可以理解伊斯蘭世界的形成特質--不是先天排他的宗教。作者在導論中就提到伊斯蘭的歷史大都對異教徒採寬容態度,向少出現西歐中世基督教世界那樣的宗教迫害和宗教戰爭。

  穆罕默德在西元601年在麥加創立伊斯蘭教之後,「伊斯蘭法」的觀念漸次形成。伊斯蘭法將世界分為「伊斯蘭之家」(Dar al-Islam,意指伊斯蘭世界)和「戰爭之家」(Dar al-Harb,非伊斯蘭世界),「聖戰」的意義就是促使非伊斯蘭世界整合到伊斯蘭世界,重點是傳播信仰。穆斯林世界認為若一個穆斯林依據伊斯蘭法生活的權利遭到否決,「聖戰」就成為責任。

  所以「聖戰」不是外界想的那樣,只是穆斯林不惜犧牲自己生命去攻擊非伊斯蘭世界異教徒的行為,本書充分解說了伊斯蘭教的起源與穆斯林的世界觀,打破了伊斯蘭世界封閉排外的傳統觀念,值得讀者仔細挖掘深思。

  以伊朗來說,長期在媒體中呈現的形象就是一個反美反西方的國家。事實上伊朗有源遠流長的歷史,在文明的發展上相當早,也並不是一開始就是穆斯林國家。西元637年穆斯林軍在卡迪西亞戰役打敗波斯薩珊王朝的軍隊,攻佔其首都泰西封,開始了伊斯蘭對波斯的征服,接著又被突厥人與蒙古人又相繼入侵,16初的薩非王朝才開始以回教什葉派為國教。18世紀初贊德王朝(Zand Dynasty)、卡加王朝(Qajar Dynasty)相繼崛起,但因長期戰亂,國勢衰竭,長期被英國、俄國甚至阿富汗侵略,1722年伊朗的薩法維帝國就被阿富汗進攻之後滅亡。19世紀又歷經兩次與俄國的戰爭和一次與英國的戰爭,因此長期存在反抗外來勢力的觀念。有趣的是,今天以色列和伊朗勢如水火,事實上在猶太歷史裡,薩珊王朝是猶太人信仰擴張的重要時代。猶太教重要的宗教文獻《塔木德》是在薩珊王朝時期完成的,多所以猶太人為定位的學術機構在伊朗的蘇拉、蓬貝迪塔(Pumbedita)等地建立起來,這些學術機構在多個世紀以來在猶太學術方面是最有影響力的。

  今天要理解伊朗問題,不能忽略這一國家長期身處伊斯蘭世界下的所經歷的歷史經驗。伊朗如此,阿富汗與其他伊斯蘭國家亦然。《聖戰與文明》一書恰可提供非常豐富的歷史敘述和思考基礎。

二、近代國家體系論理、體制和伊斯蘭世界的互動和衝突

  就作者的見解,西方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衝突若以杭廷頓的「文明衝突」來解釋,顯得粗糙。作者認為的「文明」,事實上是指18世紀下半葉以降,源自西歐的國家體系論理及體制。這和「聖戰」所追求的政治秩序(伊斯蘭共同體的建立和伊斯蘭法的統治)在「權力」、「和平」、「秩序」及「正義」等概念,存在本質的差異;19世紀歐洲國家用以合理化對外擴張的「文明開化」觀在伊斯蘭世界引起的反抗,形成了衝突的原動力。今日所謂的中東問題,相當程度起源於這種歐洲國家體系中強國對伊斯蘭世界的侵略,及「主權國家」概念和伊斯蘭世界觀的衝突。

  在第四章「西歐國家體系的衝擊」中,作者詳細介紹了西歐「國家」體系成立的過程。並且說明了當代國家行為與國際關係的政治哲學基礎。本書雖是國際關係方面的著作,但這一段的解釋即使拿來和專業政治思想史與政治哲學著作相比,也絲毫不遜色。近代,西方發展出的國際體系係建立在以主權國家為基本單位的原則之上,以權力平衡政策作為體系成員彼此互動的最核心考慮及外交活動的中心,在這一體系中,沒有凌駕於其他國家之上的一個強大中心,至少就法律形式上是如此,這也是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英俄之後用以干預進而分解伊斯蘭世界存在的帝國(蒙兀兒、土耳其)的基本原因。這種主權國家為國際體系基本單位的觀念,導致英法在一次大戰後在伊斯蘭世界創設主權國家,並視本身利益需要對這些伊斯蘭世界的主權國家扶植、打擊或是削弱。時至今日,反倒是伊斯蘭國家屢屢堅持本身的「主權國家」地位,先是在二戰後到1970年代作為擺脫西方控制,追求伊斯蘭國家政治獨立自主的動力,如今也以此抗拒「普世價值」的滲入,實在是非常有趣的發展。

三、石油、「普世價值」「阿拉伯之春」與伊斯蘭世界的未來

  伊斯蘭世界是石油的主要產地,也是石油改變了近代伊斯蘭世界的面貌。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戰時科技帶來的「石油經濟」發展讓西方世界和伊斯蘭世界的互動增加了資源掌控權的合作與爭執。伊斯蘭世界發現主權國家身分有利於和西方世界爭取和控制於本身領土內的石油。因此強調對主權的控制,這時候西方國家對伊斯蘭世界存在敵友兩種角色;敵的部分來自於過往歷史的侵略,友的部分在於對石油的需要所傾注的財富。

  到了1990年代,超乎國境的「普世價值」逐漸成為西方國家和伊斯蘭國家新的互動動力。伊拉克侵略科威特被聯軍消滅,理由是維護主權國家疆域完整獨立的「普世價值」;2011年茉莉花革命的出現,又一定程度呼應了另外的「普世價值」--民主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西方的國家論理和國際關係體系歷史上每每衝撞伊斯蘭世界,但近10年來,伊斯蘭國家並未完全以「反對西方」為思考原則去重建中東的政治架構。在作為一強的伊拉克被削弱之後,出現的是類似西方自由主義者所倡議的集體安全組織。在2000年12月31日在巴林首都舉行的第21屆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理事會首腦會議上,作為伊斯蘭國家的成員國領導人就簽署了共同防禦條約,強調海合會成員國決心共同抵禦任何威脅。該條約包括成立聯合防務理事會,隨後衍生出「最高軍事委員會」,制定特殊的組織結構和行動機制。2009年12月在科威特召開的第30屆首腦會議上,海合會領導人又一致通過了海合會防禦戰略,確立了海合會國家的戰略思想,協調和加強防衛一體化,發展維護主權、獨立與利益的防禦能力,抵禦侵略,聯手應對挑戰、危機和災難。2010年12月6日,第31屆海合會首腦會議再次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首都阿布扎比舉行。這次的主要議題擴大到包括伊朗問題,制定反恐戰略,打擊滋生的基地組織,在周邊國家邊界建立控制和監視機制等。

  顯然,當前伊斯蘭世界認定的威脅不是西方國家。從軍備採購到提供基地,合作日漸明顯,美國發動的反恐戰爭上一定程度也被認為符合伊斯蘭世界(至少部分)的利益。事實上對伊斯蘭國家而言,他們的核心關切之一是如何與美國這樣的唯一超級強權打交道。面對區域外的強權時,每一個國家都有兩種很自然的傾向。第一種傾向是「權力平衡」,各自連結起來打造有力的同盟體來牽制區域外強權(在這裡是美國)的力量,並據此控制該強權的行為。第二種傾向是「西瓜靠大邊」,即和強權維持良好乃至繁密的關係,藉以促進本國的利益。這種雙元性的反應傾向,連同強權的回應,構成推進當代國際政治體系變遷的基本動力。

  若依「聖戰」與「文明」長期衝突的觀念,美國單一超級強權的壓力,會促使伊斯蘭國家很自然地想要尋求結盟來反制美國。但是,由於權力的差距是如此地巨大,權力的不對稱是如此地明顯,因而同盟體的締造顯得極為困難,至少蘇聯解體迄今以來是如此。畢竟,要締造一個力量足以和美國相捋的同盟體,是一項非常艱困的工程。在這個過程中,又有兩種力量會構成嚴重阻力。其一是美國的介入,採行「分而治之」的策略來破壞反美同盟體的形成;其二是伊斯蘭各國的自利行為,即利用締結反美同盟體的威脅來向美國爭取更多的利益,反美為假,對美求婚為真。然而,西方和伊斯蘭體系的不對稱現實並未獲得消解或緩和,不對稱仍繼續存在,甚至因此而加深。

  從2010年開始出現的「阿拉伯之春」,出乎很多人意料。事實上,阿拉伯許多思想家、文學家幾年前就已作出預言。這其實是源於穆斯林社會的反思傳統;他們除了指出存在於阿拉伯國家中政治、經濟、社會的積弊外,更通過分析阿拉伯世界深重的文化與社會危機,判定阿拉伯大地正在醞釀巨大的變革或革命。2011年美國《外交政策》推選為全球百位思想家之首的埃及小說家阿斯旺尼,在2008年接受美國《紐約時報》採訪時談論起埃及的處境,就表示「專制統治者誅殺了埃及的精神,遮蔽了埃及的光芒。」「…人民一旦憤怒,一切都會改變,革命就是這樣自發地、無人策劃地爆發的」。

  很多阿拉伯知識份子認為,僅從政治、經濟與國際關係的角度分析阿拉伯民族面臨的危機依然不夠,有必要從文化與思想角度深刻審視阿拉伯危機的根源。這一點,北京大學的阿拉伯專家薛慶國教授說的最為透徹。他認為阿拉伯社會的問題在於:「第一,具有膜拜權威、壓抑個性的專制主義傾向,對權威的順從與膜拜,與對神靈絕對權威的信仰糾結在一起,使專制主義在阿拉伯社會大行其道。

  第二,神本主義、宗教蒙昧主義盛行,不少人對宗教的理解本質上依然沒有走出中世紀之囿。第三,對西方缺乏理性認識,認為西方世界是腐敗墮落的,因而排斥西方現代先進價值,思想趨於保守與封閉。第四,宗派主義思想根深蒂固。國家、社會的概念並未深入人心,族群利益被置於國家與民族利益之上。第五,男尊女卑、歧視女性的痼疾難以消除。」

  事實上,從《聖戰與文明》一書中所敘述的伊斯蘭世界歷史,可以發現伊斯蘭世界原本不是如此。筆者認為,由於伊斯蘭世界一再被作為西方文明圍堵俄羅斯和蘇聯的基地,蘇聯為了制衡西方進而爭奪和西方影響力,也要拉攏伊斯蘭世界作為緩衝區甚至結盟,對外在強權而言,一個穩固的獨裁者最適合需求,因為較可以保證緩衝區和同盟的安全不變。若緩衝區國家出現民主產生的領袖與自由思考的社會,「為單一強權提供緩衝區甚至結盟」的國家路線可能就會受到衝擊。所以無論蘇聯或是西方,對於屬於自己的緩衝區國家和同盟國家之中由領袖操作,利於鞏固統治的專制主義或神本主義都聽之任之。

  今天西方和俄羅斯 / 蘇聯的二元對抗架構已經逐漸緩和,反恐戰爭並非西方國家與俄羅斯的對抗,因此筆者比較樂觀的認為,在緩衝區的概念逐漸從伊斯蘭世界淡化之後,這一地區的政治民主與社會開放是較可預期的。但「阿拉伯之春」是否能緩解西方和伊斯蘭體系的不對稱現實?仍需要彼此更多的了解和智慧來決定。

張國城
澳洲國立新南威爾斯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美國芝加哥大學國際關係碩士,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曾任行政院反恐辦公室專門委員。

 

詳細資料

  • ISBN:9789868782952
  • 叢書系列:全球紀行
  • 規格:平裝 / 380頁 / 15 x 21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Ⅲ伊斯蘭世界體系

「就死或改宗」的二擇一強迫形象,是西歐基督徒自創的伊斯蘭形象,不是穆斯林所認識的伊斯蘭論理。在穆斯林眼中,將「戰爭之家」轉化為「伊斯蘭之家」其間存在著必然的動盪過渡期,在這段過渡期中,被哈里發征服的異教徒,因為尚未改宗伊斯蘭,不能服從伊斯蘭律法。這些既不改宗,也非奴隸的異教徒,只要願意承擔繳交稅金的義務,生命財產即可受到哈里發政權的保護,並以此身份保有其固有的宗教、法律與生活習慣。換言之,並非只有「古蘭經或劍」的二擇一,而是「古蘭精,或納供,或劍」的多元選項。

穆罕默德在麥加創立伊斯蘭,在麥地那建立史上最初的伊斯蘭共同體,其後經由正統哈里發時代的對外征服,至烏瑪雅王朝已發展成阿拉伯帝國(六六一年至七五○年),對內創造出制度化的「阿拉伯人」,以克服「援助者」、「移住者」、古萊須部族等集團分立,對外行宗教寬容。結果不僅在軍事上,而且在意識形態上都對東羅馬帝國構成壓力,因為後者追求絕對宗教權威而進行宗教迫害的事實,使對宗教採寬容政策的伊斯蘭在當時獨具魅力。但是,支配者阿拉伯人與支配者非阿拉伯人間的矛盾,加上帝國擴張所必然促生的地方強侯崛起,終於導致烏瑪雅王朝被阿巴斯王朝(七五○年至一二五八年)所取代。

為了免於重蹈烏瑪雅王朝阿拉伯帝國的覆轍,阿巴斯王朝對外續行宗教寬容,對內確立穆斯林同胞平等體制,將阿拉伯帝國轉換為伊斯蘭帝國,進而確定起獨特的伊斯蘭世界秩序觀與伊斯蘭世界體系 。儘管阿巴斯王朝在十三世紀為新崛起的蒙古帝國所滅,但伊斯蘭世界秩序觀與伊斯蘭世界體系卻有力地保存下來,並在其後的鄂圖曼土耳其、波斯的薩法維以及印度的蒙兀兒等三大伊斯蘭帝國時代臻於最高峰。伊斯蘭世界體系的力量、內部矛盾與日後興起之西歐國家體系在世界政治論理與實踐上的衝突,構成了近代伊斯蘭思想反省的前提。

ⅰ阿拉伯帝國

穆阿維亞自立哈里發並建立起烏瑪雅王朝,雖因此導致分離派與什葉派分派的插曲,但烏瑪雅王朝的支配卻日趨穩固,不但實施遷都(遷至敘利亞的大馬士革),並再度對外展開活躍的征服活動。其後數十年間,烏瑪雅王朝迅速征服了北非,進軍伊比利半島,並於七三一年滅西哥德王國,儘管在七三二年的決戰中敗北,勢力範圍止於庇里牛斯山脈以南,但仍建立了支配領域遼闊的阿拉伯帝國,版圖東至中亞與阿富汗,西至伊比利半島與北非,比最盛期的羅馬帝國還大;若以單一王朝支配版圖來看,堪稱伊斯蘭史上最大帝國。(地圖:3-1-1大征服運動與伊斯蘭帝國的擴大)

烏瑪雅王朝對外征服的主力是游牧兵團(muqatila),這是延續正統哈里發時代的策略,將阿拉伯半島內留存政治風險性較高的武裝勢力對外輸出,藉以收取穩固內部統治與外部征服效果的一石二鳥之策。對於游牧兵團來說,參與對外征服,既可獲得鉅額戰利品(fay),並可在征服地區成為統治者,提升自己原本在半島政治居於劣勢的地位,利益與烏瑪雅王朝當局一致。

在對外征服的過程中,為了維持對征服地區的統治,烏瑪雅王朝將征服區域區分為省,進行軍事監控。征服軍並未佔領被征服的城市,而是在被征服的區域中尋找適當的既存城市,或是直接新建,樹立起軍事衛戍城鎮,如伊拉克的巴斯拉(Basra)與庫法,埃及的福斯塔特(Fustat,後來的開羅)等。帝國當局用這些軍事衛戍城鎮對征服區域進行監控,並在下一波征服時作為軍事前進基地。衛戍城鎮的心臟地帶是清真寺,省督通常是出身於軍隊的指揮官(amir),他們通過衛戍城鎮來控制整個省區。在省督之外,帝國當局另派有歲收官(revenue officer)進駐,負責徵稅與監督其他行政工作,而整個帝國的財政收入,便是經由歲收官的工作堆砌起來。至於賦稅系統則相當多樣,包括對穆斯林課徵的天課(zakat)與什一土地稅(ushr),以及對非穆斯林課徵的人頭稅(juzya)與土地稅(kharaj)。財政收入的支出則由帝國當局透過複雜的支付與年金制度進行分發。

被征服區域的民政與宗教行政,則仍委由地方官員負責。穆斯林社會被分為四個主要的社會階級:整個社會的精英來自阿拉伯半島的穆斯林,他們以穆罕默德的同胞名義,協助建力伊斯蘭共同體的功績以及征服者的實質,因此享有壓倒性的支配地位,傲視其它的社會階級。其次為非阿拉伯系的改宗穆斯林(mawali);理論上,根據伊斯蘭的基本教義,所有穆斯林在阿拉之前一律平等,但在烏瑪雅王朝的實際運作下,他們的地位低於阿拉伯系穆斯林甚多。第三個社會階層是「啟典之民」,他們只要願意定期支付人頭稅與土地稅,即可享有帝國當局的安全保障,成為被保護民(dhimmi),並享有高度自治,包括自己的宗教信仰與崇拜,選擇自己的宗教法與領袖,並可在遭受侵略時可獲得穆斯林軍隊的保護。最後則是奴隸階級;奴隸制度在阿拉伯半島行之久遠,其主要來源乃是戰爭俘虜--在伊斯蘭登場後,基本上不會將猶太教圖與基督教圖等俘虜當做奴隸 。

如此,經由制度性的安排,「阿拉伯人(穆斯林)」的分類被固定下來,藉以克服正統哈里發時期統治集團因「移住者」、「援助者」、古萊須部族等勢力的分立而產生的政治不安。換言之,這是重新運用阿拉伯半島部族政治的原理,在血緣連帶的基礎上經由制度性的安排,創造出一個以地緣連帶的新型社會集團,以鞏固烏瑪雅王朝的統治。也因此,烏瑪雅王朝被稱為阿拉伯帝國而非伊斯蘭帝國。

阿拉伯帝國的對外征服,除了哈里發與軍事領袖卓越的軍事才能及游牧兵團特有的戰力等內部因素外,尚有重要的外部因素:即伊斯蘭共同體訴諸的意識形態,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中所具有的特殊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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