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與康熙

初版序言
二版序言

第一章 內務府
第二章 京城與蘇州，詩詞與社交
第三章 織造曹寅
第四章 南巡
第五章 兩淮鹽政
第六章 皇帝的耳目
第七章 曹家的沒落

附錄
一、生絲價格：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1712-1726）
二、江蘇米價：康熙四十五年至康熙六十一年（1706-1722）
三、新種米產量：康熙五十四年至康熙六十一年（1715-1722）
四、有關《紅樓夢》的假設

註釋

初版前言

　　本書描述清史曹寅（一六五八至一七一二年）的生平，但這並不是一本傳記。本書試圖把曹寅的一生與他的時代構連，並給予制度同等的重視。所以，對我而言，重點不是曹寅在某一天去了哪裡，某個時刻的心情感受如何；重要的是，當我們在中國正史裡讀到曹寅是一個包衣、織造、巡鹽御史時，這意味著什麼。曹寅的所做所為自然要予以關注；但他可能做什麼同樣重要，或者，更精準地說，律例規定他應該做什麼，與曹寅同時代的人處在相同的官位時又會做什麼。

　　本書涵括的範圍超過曹寅的一生。本書勾勒的情節始於曹寅祖父所處滿人鞏固天下時期，迄至乾隆朝曹寅孫子的時代。想當然爾，有鑑於曹寅是滿人統治者的包衣奴僕，他們的故事勢必鮮明反映出清朝皇帝面貌與表現方式的變易，本研究的歷史背景正是清朝本身。儘管所觸及的範圍，不能期望可以盡訴滿人統治頭一百年的種種變遷和活力，但至少可以呈現它繽紛的樣貌。

　　曹寅的曾祖父在努爾哈赤（一五五九年至一六二六年）時遭俘擄，被納編進這位剽悍、足智多謀統治者新設立的組織之一包衣佐領，努爾哈赤先求鞏固自己的實力，然後在一六一六年稱帝，號天命，國號金，以與明朝競逐天命歸屬。曹寅祖父的事業始於皇太極（一五九二至一六四三年）時代，他自命清朝崇德皇帝（一六三六年），當時滿人還盤據在明人抗守的長城以北，學習、實行漢人的官僚制度。

　　不過，一六四四年滿人定鼎中原，運用許多滿人自己的統治策略。這點可以從曹寅父親的生涯窺知，他在順治皇帝（一六四四至一六六一年）的內務府裡當差，於康熙朝輔政大臣攝政期間外放江寧織造，這是一個對滿人統治者有特殊用途的職位。曹寅的一生，從幼時到辭世，都是在康熙朝（一六六一至一七二二年）中度過，突顯了康熙時代摸索中的治理手段。

　　不管是曹寅還是康熙，都不會凡事視之理所當然，他們兩人總是密切關注經濟和政治局勢；他們稱不上對其所見皆有建設性的回應，但他們樂於通權達變，他們彈性因應自然改變了中國官僚傳統的模式。
　
　　譬如，康熙利用南巡之便親自查訪各省民情，發展出密摺制度以祕密奏報來輔助他對局勢的掌握。他拔擢曹寅署理江寧織造，但並未將其職責限縮在律例所規定管理江寧城內的皇家織場上。曹寅必須平糴米價、購買銅斤、督導漕運、創辦文化事業、押運佛像給寺院，奏報高官行止和收成情況。曹寅還出任兩淮巡鹽御史，徵集每年兩百萬兩的例行稅銀，還得另行籌措五十萬兩以供皇上的各種度支。

　　康熙一朝並非承平安康的時代，它不像清代爾後各朝因循舊制、抗拒變革。十七世紀末這個時代，前明遺民對新朝的威脅依然時時可見，一度與滿人結盟的藩王和邊疆部族亦群起叫陣，皇權的集中才剛剛開始鞏固，滿漢文化之間的扞格化解不易。曹寅對其生涯或許幾經盤算，不過這一切似乎不太需要；環境對他的眷顧一如對他的先人。這不是一個讓新人如魚得水的時代，它比較適合邁向新時代的舊人；在一六七五年這一年，還有什麼比得上一個有著古典漢文化涵養的滿人包衣更令人嘆為觀止的呢？曹寅就是這樣的人。像曹寅這樣的人具有多重用途，而他成功、忠誠的賞酬是相當高的。

　　不過，到了曹寅嗣子曹頫的時代，他遭遇到的是雍正皇帝（一七二三年至一七三五年）皇權集中的局面，而皇權的集中化往往是通過整肅閣臣來實現。曹頫沒有能力適應這個時代，迎接這個時代新的挑戰，而導致家道中落。到了曹寅的孫子曹霑（雪芹），才來到故事的盡頭，他在乾隆盛世的時代膝下虛懸、窮困潦倒。若非曹雪芹動心起念，追憶曹家的興衰起落，否則曹家有可能從此湮沒在故紙堆中。結果就有了《紅樓夢》這部小說，作者雖然尚未完稿，但這部小說普遍被視為中國小說的扛鼎之作。這部小說刻畫細膩，如今我們可以看到，在曹雪芹文學意象的背後，透露著他祖父曹寅真實的官宦生活和流金歲月。

　　若能綜合制度、文學、政治種種文獻，整體觀之，曹寅個性自然躍然紙上。他是一個嗜好美物的閒散之人；他在滿漢文化中，在騎射和詩賦中，在南方柔和氣候的清談機抒中，發現美好事物。曹寅飽滿的美學品味，同時取悅了滿人和漢人。曹寅有時會突然滿腔熱血、正義凜然，譬如康熙四十三年他有意大刀闊斧改革鹽政，又如康熙五十年他挺身撻伐科場醜聞的不公裁決；不過，他大體上還是安於隨波逐流。曹寅深受康熙皇帝的信任，也署理幾個有利可圖的肥缺，他懂得見風轉舵，利用機會謀利，但從來不竭澤而漁。

　　不必過度渲染曹寅個人的重要性。他既不是清朝的封疆大吏，甚至也不是康熙朝的要角。他的重要性在於他的生平可以告訴我們他生活其中的那個社會，以及他所運作的那個制度架構。本研究的主旨，就是把曹寅的一生當作「典範」（paradigm，借用科學家對這個概念的定義）來呈現：「（科學）發現始於對反常異例的察覺，亦即，認識到自然現象與主導常態科學的典範預期不一致。然後，對反常異例的領域繼續從事多少具延伸性的探索。直到調整典範理論而使得反常異例可以預期時，才停止探索。」

　　我從事這項研究的初衷，是因為曹寅的獨特性很難在清史中被歸類。隨著研究的開展，一切就愈來愈清晰，曹寅之所以顯得特殊，它反映出我們對清史的內容，對中國官僚體制的性質，有太多想當然爾的看法。如今，是康熙皇帝的私家臣屬，因而被外放到行省署理重要的財稅職務，皇上透過曹寅可以遂行財政控制大權。這種皇家私人的臣屬，自然超越京畿、各省官僚體系的行政流程，而這群人是可以被明確界定，其扮演的特殊功能也是可以被分析的。有鑑於西方先前的研究，對清朝頭一百年的各個面向幾乎沒有著墨，本書試圖自空白的歷史中，勾勒出這一變化多端的複雜時期，而本書的發現必然是試探、初步的。不過，假使我的立論可以成立，反常異例變得可以預期，那也稱得上是小小的發現了。

　　※孔恩（Thomas S. Kuhn），《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統一科學國際百科學書（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tied Science），2, NO.2, （Chicago, Unirersity of Chicage Press, 1962），頁五二至五三。

二版前言

　　本書自出版以來已歷經二十一年，其間我們對本書的兩位主角──康熙皇帝與其包衣曹寅──的認識，有著驚人的增長。康熙所收到的奏摺，連同他在奏摺上的硃批，已分別在台灣與中國大陸影印付梓。而由曹寅與其子、嗣子草擬的奏摺，以及與他一同署理織造、充當皇上耳目的李煦、孫文成的奏摺也另行出版。北京典藏的清初檔案，如今已對學者開放，可與台北典藏的史料互為補充，而擲地有聲的中、英、日專書專論或剛剛完稿，或正在蘊釀之中，都大大深化我們對清代國家機器運作，皇帝與其官僚體系、家人關係的理解。

　　但是，真正促成有關曹家知識突然湧現的原因，是來自中國學者重燃對《紅樓夢》和其作者曹雪芹的神迷。以這部章回小說和其作者為研究宗旨的兩大叢刊於一九七九年創刊，發表了一系列的歷史資料、美學詮釋和深度論辯，令人嘆為觀止。《紅樓夢學刊》這份季刊係由中國藝術研究院主辦，小號字體印刷，每期平均約有三百四十六頁。而《紅樓夢研究》集刊，自一九七九年創刊以來，每年出版一至三輯，同樣是小號字體印刷，每輯篇幅大約有四百九十二頁。

　　《紅樓夢集刊》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辦的。這些期刊的文章儘管多以小說中的角色為題，但每年總會有二十幾篇論文在某種程度上觸及曹家、曹家親友的歷史背景。

　　而這些雨後春筍般的學術成果，又會對本書的立論效度帶來什麼樣的衝擊？雖然我們對那個時代與曹家的了解因而大為拓展，但我認為我的基本立論還是站得住腳。其中有四點對我尤其重要。

　　第一，曹寅與皇帝的特殊關係，而其源於兩人少年時代的接觸，曹家的包衣身分，以及皇家保母選自與曹家有關的家庭這個事實。

　　第二，這種特殊的地位對於理解曹寅的仕途是如何開展，密摺制度何以發展成為只有皇帝可以看見祕密情報的管道，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曹寅闖進的是一個奇異的文化和經濟世界，它超脫了區隔滿、漢領域的顯著藩籬。第四，曹家位於南京（江寧）的萬貫家產，以及曹家在雍正朝期間的隕落，必然令曹雪芹深深感嘆，因而充實了《紅樓夢》的重要面向。

　　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對學術新成果的豐富性和重要性表達敬意，同時我也要承認，如果今天重寫此書的話，一定會十分不同。在英文出版物中，陶博（Preston Torbert）、張得昌（Chang Te-Ch’ang）、曾小萍（Madeleine Zelin）分別扭轉了我們對包衣組織、內務府財務，以及這時期稅收的理解。

　　吳秀良（Silas Wu）分析了整個奏摺制度，並揭示康熙與諸皇子之間意想不到的面向。白蒂（Hilary Beattie）、鄧爾麟（Jerry Dennerline）、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等人，改變了我們對滿人征服漢人及其對漢人地方社會衝擊的看法。柯嬌燕（Pamela Crossley）則對個人生活中滿漢的融合提出新見地，而白彬菊（Beatirce Bartlett）的著作全然推翻了我們評斷皇帝決策的方式。

　　這些著作僅牽涉到拙作的歷史背景而非核心論證，不過近來許多中文研究成果的情形就不是如此了。陳國棟（Ch’en kuo-tung）、趙中孚、張書才深入探討曹家入旗的問題。朱淡文發表於一九八二年八月《紅樓夢學刊》的文章謙稱為〈曹寅小考〉，詳細剝析曹寅幼時為康熙的伴讀，而且他的母親姓顧不姓孫，所以一代大儒顧景星是曹寅的舅舅。顧平旦認為曹寅略懂日文（《紅樓夢學刊》：一九八四年第四期）。王利器加入有關曹雪芹家世的爭論，重申小說家的母親馬氏，在丈夫──即曹寅的兒子曹顒──過世後生下曹雪芹（類似我在本書的主張）。

　　這反駁了馮其庸的說法（載於馮的著作和《紅樓夢學刊》：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的論文），宣稱曹雪芹是曹頫的親生兒子，而曹頫則是堂弟曹宣的親生兒子。而從北京檔案的文獻發現，又推翻了王利器、馮其庸（以及我自己）的觀點，該文獻事涉康熙二十九年曹寅南下接任蘇州織造一職之前為家人捐納監生一事。根據張書才等人的分析（載於《紅樓夢學刊》：一九八四年第二期），顯示曹寅在康熙二十九年時有一個三歲大的親生兒子曹顏；而當時二十九歲的弟弟曹荃有三個兒子：曹順（十三歲）、曹(由頁)（五歲），而曹顒當時才兩歲大。不過，曹寅過繼了弟弟的長子曹順為嗣子，這或許是出於擔心自己這支香火可能無法延續的緣故。

　　近來有關李煦一家的研究幾乎也同等複雜，其中最為重要的或許要屬徐恭時在《紅樓夢研究集刊》第五輯（一九八○年十一月）所發表的論文。徐恭時認為李煦與康熙的關係，較之曹寅更為複雜，因為李煦的母親文氏是康熙的保母之一，而李煦的妻子王氏，又是康熙妃子的姨媽，這位皇妃替皇帝至少生了三個兒子。曹寅則是娶了李煦的堂妹。中國大陸這些細膩的研究，無疑逐漸扭轉我們對曹家的認識，儘管主要面貌不會因此而改觀；而台灣方面的研究，在質方面雖可與中國大陸並駕齊驅，唯在數量上不及中國大陸。

　　今年有成千上萬的中國遊客湧入《紅樓夢》大觀園裡的曲徑亭閣，這與在神隱文本裡上窮碧落下黃泉般挖掘人名的做法截然不同。這座園林出自曹雪芹的想像，以及他對先祖曹寅一生繁華的追念，北京當局如今則是以混凝土、木材、瓦塊、灰石予以重葺它，而上海也正在打造另一處的大觀園。曹雪芹幻夢的世界，如今化為中國式的迪士尼樂園，裡面還供應冷飲和冰棒。

　　對於隨著遊園而被激發出學術熱情，想要加入紅學論戰的人而言，如今也有了新的工具協助他們去探索。深圳大學的電算中心與中文系聯手合作，開發出一套可以搜尋小說全文的軟體系統。磁碟上的軟體，可以在所有IBM及其相容的個人電腦上操作，只須幾秒鐘，就可以依下列主題對《紅樓夢》進行全文的檢索：雙音節詞語出現的頻率、助動詞的用法、擬聲詞、教育、服飾、料理飲品、醫藥、鬼魂和風流韻事。而曹寅可就沒這麼好命了。

　　史景遷一九八七年九月於紐海文

　　※譯按：史景遷在上文引中國大陸學者的研究，分別提到曹寅的弟弟曹宣和曹荃。其實曹宣即是曹荃。曹宣字子猷，別號芷園、筠石，因避康熙帝玄燁（玄、宣音近似）諱而改名曹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