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戰熱蘭遮：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

推薦文改變台灣命運的戰爭陳秋坤
推薦文這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蕭瓊瑞
導讀 鹿死誰手未可知──軍事史研究的再起 翁佳音
人物介紹
前言
一場死刑

第一章
情緣難割
海盜戰爭
兵者，詭道也
上天之怒
日本武士
為將之道
海王
天未厭亂

第二章
一場猛烈駭人的風暴
霧氣瀰漫的早晨
國姓爺的連番勝仗
談判與投降協定
城堡
一場攻擊
悲慘的夏季
來自海上的援助

第三章
增援艦隊
愚蠢的襲擊
叛降人士
國姓爺步步進逼
意外的使節
窩裡炮
最後一戰
投降
發瘋而死
結語
尾聲與結論
注釋

推薦序１

改變台灣命運的戰爭∕陳秋坤
 
　　台灣是打出來的。如果沒有外力入侵，台灣內部再怎麼亂，最多是部落、村莊、各大姓氏豪族、區域性祖籍分類械鬥，乃至官逼民反的小刀會揭旗反亂等類形的武裝鬥爭，從來沒有因內亂導致主權變遷。然而，在短短三百多年內（一六二○至一九四五年間），卻有三場戰爭，改變台灣政體；將台灣從孤立的島嶼提升為國際貿易要站，統一到中國，乃至獨立建省，回到孤島情境。

　　最早是一六六一年鄭成功海上艦隊向荷蘭人宣戰，從外海入侵，包圍熱蘭遮城長達九個月，逼迫荷蘭交出主權。一六八三年從鄭家軍投奔清朝的施琅，率領戰船打敗東寧王朝部隊，統一台灣。一八七四年日本派兵征服南恆春半島的土著牡丹社人，促成清廷「認領」整個台灣島嶼，「化番為民」，最後則脫離福建，獨立建省。至於一八九五年台灣割讓日本，以及一九四五年二次戰後台灣回歸中國，雖然影響台灣主權，不過，它們是在台灣以外，國與國之間戰爭下的談判結果。按照軍事革命理論，外來戰爭確實是改變台灣歷史面貌的最大基因。據說，大陸近年極力建造海上艦隊，並將其中最大的一艘航空母艦命名為「施琅號」，是否作為改變台灣命運的利器，仍待觀察。

　　在三場影響台灣面貌的戰役中，要屬第一場戰爭最具有世界史的意義。這是一場台灣海峽海盜和海商集團所集合的船舶戰艦，對抗十七世紀全世界最強大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艦隊的戰爭；它也是近代史上，中國人軍隊第一次打敗西方勢力的故事。直到今天，許多歐洲歷史學家仍然不能相信，為何當時船艦配備精良，駕駛技術優秀，能夠繪製海圖，逆風行駛，且船側裝置大炮，海軍士兵訓練嚴格的荷蘭艦隊，會敗給一群駕駛傳統中式船舶，沒有海圖知識的東亞海盜集團。他們認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歷經歐洲戰場的歷練，先後打垮葡萄牙和西班牙等歐洲海上霸權，絕對可以打敗世界上任何勢力。荷蘭人之所以被鄭成功打敗，一定是有戰備以外，不能克服的因素。例如；運氣欠佳，天氣太壞，或領導人一時判斷錯誤等原因。
 
　　本書作者歐陽泰先前發表多篇學術論文，秉持軍事革命論調，認為歐洲國家從十六世紀開始，利用精良武器和講究組織的軍隊，尤其是大炮、火藥和善於在四季各種海流航行的船艦，早已橫征歐亞，變成全球政治經濟核心。不過，有一位編輯獨具慧眼，看到他一篇討論荷蘭東印度公司被鄭成功打敗，退出台灣的文章，覺得甚具世界史的涵意；他建議作者，將文章擴大，運用荷蘭文、中文和世界各地文獻，描寫一六六一年到一六六八年鄭成功軍隊如何入侵，包圍稜堡，利用戰術，誘使荷蘭人承認戰敗，交出台灣主權。
 
　　作者接受編輯的建議，大幅改寫論文，希望寫出一本比較通俗，易懂的中外戰爭史。結果不但沒有令人失望，而且讓所謂學界中人感到興奮，開創一個中西軍事史的新領域。本書體裁活潑而豐富，敘述嚴謹而不失風趣。例如，講到鄭成功父子，說他們長相英俊貌美，熟讀中國傳統戰書，善於謀略，知敵善變。尤其是鄭成功，皮膚白晰，在武士道世界長大，精於刀、箭，無可匹敵，對屬下具有絕對的權威，隨時可砍人腦袋。不過，他也說鄭成功身上到處是疤痕，最後罹患梅毒第三期，挖眼發瘋而死。相對的，他形容荷蘭在台灣最高、也是最後一任長官揆一，則是暴躁易怒，睚眥必報，性格怪異的領導。後來揆一被逐出台灣，被判刑幽禁在無人小島期間，撰寫《被遺誤的台灣》（’t Verwaerloosde Formosa），努力替自己辯護。

　　歐陽泰相當同情揆一的遭遇，因為丟掉台灣這塊荷蘭帝國「冠上最美的一顆珍珠」，畢竟不只是炮彈、鋼鐵、火藥和細菌的因素。十七世紀中葉全球天氣變遷，導致風暴，水災和海嘯頻繁出現，也觸使歐亞國家的征戰更為動盪不安。歐陽泰在分析荷蘭人敗戰的多種因素之外，不禁慨嘆，或許「天意」，才是人類事物的最高決定因素。例如，一六六一年鄭成功十數萬軍艦為何能夠在天霧彌漫的短時間內，闖入狹窄多沙的鹿耳門河道？一六六二年揆一曾經想盡各種辦法阻擋，他還一度爭取到巴達維亞總部派遣救援台灣的艦隊，誰知當天天氣晴朗，看不出有任何「戰爭氣息」，領航司令乃率隊開拔台灣。揆一眼睜睜看著最後的救援機會就這樣溜走，也只能終日垂頭喪氣，感嘆自己被上帝丟棄。
 
　　歐陽泰先前已出版過一本有關早期台灣歷史的專書，《福爾摩沙如何變成台灣府？》（二○○七）；當時，他以敘述體寫法，描述十七世紀初期，荷蘭人、西班牙人和漢人，從不同時期，採用槍炮、鋼鐵和農耕方式，陸續征服台灣土著，將獵場闢成水田，使台灣變成南中國米糧供應中心。現在這本書，則以荷蘭人和鄭成功的海戰和包圍戰為中心，訴說中國人打敗荷蘭人，其實包含更深刻的歷史意義。他引用最新的中西戰爭研究報告，指出十七世紀歐洲普遍使用大炮和火藥等武器，其實源自中國元、明以來的持續發明；歐洲人從絲路獲得火炮知識，經過頻繁戰爭的試驗，逐步改良，變成稱霸世界的精良武器。相對的，明朝政府向來重視西洋的火炮技術，經常打撈廢船武器，重新複製。鄭成功很早就從出身海盜的父親鄭芝龍手上，獲得葡萄牙船艦的造船技術、新式武器和火藥炮彈等配備。為此，在一六六一年攻台前夕，鄭成功便不斷派遣船艦，試探荷蘭人的守備和攻擊要點。荷蘭人記錄台灣事物的官方文書──《熱蘭遮城日誌》（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登錄荷鄭兩方頻繁往來信函；當時，鄭成功雖然讚美荷蘭人的船艦和大炮，其實始終未將荷軍看在眼裡，好像隨時都可跟他們打一仗。這不是吹牛，也不是不自量力。鄭成功的龐大船艦隊伍和幾十萬的兵馬，對付荷蘭人兩千名守軍，當然有勝戰把握。更要命的問題是天候、海潮、暴風雨和運氣，都不在荷蘭長官揆一這邊。

　　想知道鄭成功為何看出機會，趁機而入，一舉擊敗荷蘭人。而揆一為了甚麼理由，會在被送上斷頭台前，懊惱地問上帝﹕時也？命也？

　　這本書將提供你所有想得到的答案。

本文作者為台灣史專家，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退休。

推薦序２

這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蕭瓊瑞

　　作為一個大半生在台南府城度過的文化工作者，我極樂意也極榮幸能為本書的出版，說幾句推薦的話，也分享我和這個城市，乃至這個島嶼歷史的深刻感情。

　　二○○○年元月，千禧年的第一個月，也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正式成立的第一個月，我們為《熱蘭遮城日誌》中文翻譯版的首冊，舉行新書發表會，地點刻意選在熱蘭遮城遺址的城牆殘跡前。在樂團音樂的背景下，我選擇了日誌中幾則記載，高聲地朗讀給所有出席的貴賓、朋友們聽：

　　一六二九年十月一日：那艘快艇Slooten號從北方抵達此地。該船於七月偕同快艇Domburch號、Diemen號及公司的戎克船駛離此地。帶來的消息，跟上述快艇Diemen號帶來的相同，別無其他消息。

　　十月四日：快艇Domburch號從北方來停泊在港道前面，於同月五日入港。她為要進行通商交易，曾於北緯三十二度，沿中國海岸漂航，但毫無收穫。上個月十三日正漂航於眾多島嶼之間時，遭遇強風；因此猜想：跟她一起自大員出現的那艘戎克船，可能已在上述島嶼擱淺遇難了。

　　十月九日：有一個新港居民，奉新港議會的命令來此地通報，有目加溜灣人和麻豆人共約五百人，已經來到他們地區南邊附近，計劃要在夜裡攻擊上述新開始建造的房屋，他們不願意我們在那裡又開始砌磚造屋，而且還計劃要偷襲這城堡。

　　十一月十日：無特別的事，天氣跟昨夜一樣，濛濛細雨，有風。……

　　相距三百七十餘年，同樣的地點，朗讀著這些古老的記載，「東印度公司」對我們而言，似乎不再是一個歐洲殖民帝國的組織，而是成了我們歷史的一部分。那樣的時代，有船、有貨物、有漂流、有抗爭、有風、有雨……。

　　歷史的建構，文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是我第一次深切地體驗到。

　　二○一二年，適逢荷、鄭決戰熱蘭遮三百五十周年的紀念，由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任教於埃默里大學的歐陽泰教授所撰寫的《決戰熱蘭遮》，中譯本由時報出版社出版，讓我再次領略文獻如何化為具體歷史故事的巨大震撼與迷人魅力。

　　序幕由一場象徵性的斬首行刑展開，受刑者不是別人，正是那位在熱蘭遮擔任東印度公司大員地區末任長官的瑞典人揆一。這位背負著「喪失福爾摩沙」罪名的官員，日後遭到長期的監禁，卻也以《被遺誤的台灣》一書，來澄清非戰之罪的委曲。

　　作為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歐陽泰教授以史詩般的筆法，重現了國姓爺謎一般的傳奇生平，和這場海陸大戰勝負的關鍵；尤其從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政治動亂，乃至國姓爺傳承中國豐富軍事智慧的角度，為全書置入了嶄新的學術觀點，讓人生發和以往絕然迥異的歷史認知與感動。

　　作為這場台灣最大海陸戰爭的歷史現場，台南迄今仍然保有許多相關的歷史古蹟；《決戰熱蘭遮》一書，優美的文筆和傑出的敘事手法，透過成功的翻譯，讓原本生硬的古蹟和冷僻的文獻資料，散發迷人的故事魅力與知識強度。

　　福爾摩沙海面的浪濤依舊拍岸、熱蘭遮的城牆殘蹟依然矗立、風仍輕輕吹拂……，熱愛歷史文化的你，漫步古蹟，手中不能沒有這本《決戰熱蘭遮》。

　　本文作者為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所教授，國內知名美術史學者，曾任台南市政府首任文化局長，主持《熱蘭遮城日誌》（江樹生中譯）的首冊出版。

導讀

鹿死誰手未可知──軍事史研究的再起∕翁佳音

　　一六六二年，國姓爺鄭成功戰勝商業帝國的荷蘭而進占台灣，是世界史大事件，津津樂道與稱頌者，不乏其人。但像我一樣苦惱者，可能也不在少數。根據紀錄，鄭荷之戰，鄭方的兵數兩、三萬，船隻兩三百艘以上；荷方兵員、民眾前後加起來，不足兩三千人，船艘亦未逾數十隻。荷人兵寡力薄，卻在孤城中堅持九個多月。戰爭結束，鄭方至少損失九千人以上，荷方則在六百至一千六百人之間。梅花鹿雖落入國姓爺之手，不用一代時間，江山又易手滿清異族。如此，鄭家軍戰功彪炳之外，總是有些令人難以啟齒的陰翳。

　　另一方面的苦惱，是有些歷史讀物，有意與無意中將荷蘭東印度公司領有台灣的三十餘年間，描繪成西方近代理性殖民經營的代理人，原住民與漢人則為陪襯、被近代化的角色。這些苦惱，其實是歷史學界的老問題。近代的歷史觀，深受十九世紀西方崛起完遂稱霸之影響，形成一種「正統」觀念，認為十六世紀的近代初期以來，西方在思想、制度與科技，已凌駕東方。因此，不少人會用十九世紀的船堅炮利、帝國主義圖像，去想像十七世紀的東西會遇與衝突。哇，鄭成功以傳統武力擊潰西洋近代船堅炮利！然而，這是時代錯置（anachronistic）的歷史思考，往往看不到歷史精彩與意義層面。

　　美國歷史學者歐陽泰長期以來便相當關注上述議題，並且對這個問題作了不少研究上的回應。他上一本大作《福爾摩沙如何變成台灣府》，即敘述台灣海域已有華人勢力與網絡，新闖入的荷蘭、西班牙殖民者，終究力量有限，到頭來，台灣還是華人的（社會）。套句歐陽泰於這本新書所用的術語，十七世紀，依然是東西世界「勢均力敵」（The age of parity）的時代。這本新書，是承上一本書旨趣，繼續進行他對上述「正統」西洋優越史觀的「修正主義」主張，以及再自我修正的敘述與分析。

　　他廣泛運用中外文獻，以及近現代研究者的成果，以編年序列方式分析從鄭芝龍開始，到鄭成功、鄭經海上勢力與荷蘭人之間的數次戰爭。考察結果，他認為，就武器、軍紀與兵法上，荷蘭不見得占上風，這方面，他依然維持十七世紀東方中國優越的主論。不過，歐陽泰也提出一些對修正主義的修正。他認為荷鄭的圍城之戰能持久，甚至是荷船以寡敵眾，關鍵在西方軍事科技在十六、七世紀時已發展文藝復興式、外圍有稜形堡（bastion）的城堡，以及船舷炮。從軍事史角度而言，我相當同意歐陽泰的主張。新軍事科技的演進，確實讓火網密集，更具威力，難怪鄭軍傷亡慘重，連當時人都諷刺：鄭成功「暴師半載，使壯士塗肝腦於火輪、宿將碎肢體於沙磧」。本書已透露我一開始所說的苦惱。

　　歐陽泰這本原名副題為中國首次打敗西方的書，對喜愛軍事史的讀者而言，當然不用我再介紹。上個世紀九○年代，我即聽說現代歷史學界比較不注意的軍事史，有鹹魚翻身的傾向。軍事史不僅只研究武器、軍團組成與戰術，連氣候、疾病，甚至是性，都可圍繞著戰爭來講；甚至能構成雄壯史詩，與日常生活細末的歷史影像，端看作者組織與敘述技巧如何。這方面，我不得不佩服作者處理相當成功。史料充足，故事性強，全書少有冷場。譬如，他連鄭成功在台灣戰場指揮之餘，還努力與妻妾敦倫，而有數名遺腹子的細節，都寫入書中。

　　然而，好書總是要勉強挑剔一番，如此才會引誘讀者延續有意義的話題。本書可能主要是以英語讀者為主，所以從台灣的立場來看，若干地方倒是可再斟酌。例如，書中講鄭氏海戰大捷，固然鄭家軍的紀律與孫子兵法奏效，但人海戰術也不能忽略。中方勝利，往往慘勝居多。料羅灣海戰，中方舊損失兩百多艘大小船隻，代價不可謂不大。作者多次提到荷蘭船可逆風行駛，中國船不行，但書中用《經國雄略》之「沙船」附圖，圖中文字卻明說沙船可「能調戧使逆風」。顯然，雙方船隻性能，還是可以繼續討論。

　　同樣也許因為原書以英語世界讀者為主，所以儘管經名家之手翻譯，書中讀起來有時不免異國風味濃郁。例如講無辜農民Sait，如果仔細核對檔案，應該是「蘇」（Sou），他是台南仁德崗港（Kankon）人。又，他提到一位探訪傳道士Hendricksz在海外一座小島被原住民所殺。冤枉啊，他因會講閩南話，才被派去小琉球。當時小琉球的居民，是漢人。

　　本書還有很多地方可以討論，我不能講太多，讓讀者自己開採。我順著歐陽泰注意疾病的故事作最後結語。書中提到西班牙神父李科羅說鄭成功死於劇烈的「日射病」。日射病西班牙語為tabardillo，照十七、八世紀的觀點，是屬斑疹熱之流，與其他歐語typhus、typhoid fever（傷寒）相同。長達半年以上的圍城之戰，雙方文獻充斥著兵民罹患地方病（landsiekte），或高燒熱病（heete koortse, coorsen）；「驚聞海東水土惡，征人疾疫十而九」、「死者甚多」等等記載，讀來怵目驚心。文獻所載之地方病，通常是指流行病、瘟疫。此時疫病，是瘧疾、霍亂，或斑疹傷寒？我非專家，不能妄斷。鄭成功死因，歷來說法不一。但當時大清中國獲取的情報，一致說他「發狂身死」，與李科羅神父聽聞大抵相同。中國統帥發狂，是人格偏差之精神症狀，還是戰爭和瘟疫下的犧牲品？我想，後者的可能性也不低。清代文獻說「南淡水之瘴，作寒熱，號跳發狂」，斑疹傷寒亦有這般譫妄症狀，鄭成功死前狂走、嚙指與抓破面目，或許敗在身負摧毀不理性人間重任的病菌與病毒。

　　寫到這裡，不免令人想到一句名言：「是社會主義戰勝，還是虱子嬴了？」

　　台灣梅花鹿鹿死誰手，十七世紀是否中國首次「大敗」西方，看來今後還是有得爭。我期待歐陽泰教授的這本新書，為我們開啟討論的序幕。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