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全球資源爭搶，中國巨龍盤據其間
近幾個世紀，經濟成長已然成為衡量國力的唯一指標。大英的日不落帝國過去依賴的是遍布全球的殖民地。超強美帝則是資本主義推手，在二十世紀先藉世界貿易組織（WTO）打破各國貿易藩籬，再利用「全球化」的包裝，橫行全球市場。但一九七八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讓中國富起來，二○一○年便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估計將於二○二五年，挑戰美國經濟龍頭地位。
但中國的大，主客觀條件卻相對不利，老霸權英國當年靠殖民地、霸主美國則有美洲新大陸，並掌控全球半數以上市場，那中國要憑藉什麼？
中國雖大，物產豐饒，但中國的人口數也是世界第一，這個第一對任何政府組織或國家領導都是一大負擔與艱鉅的管理難題。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國總理溫家寶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時就曾表示，「一個很小的問題，乘以十三億，都會變成一個大問題。如果你用除法的話，一個很大的總量，除以十三億，都會變成一個小的數目。這是許多外國人不容易理解的。」這位中國的大管家坦承，「作為中國的總理，我感覺擔子很重，工作難度很大，工作也做不完。」
中國往資本主義的道路邁進，經濟生產三要素，即土地、勞務、資本，一樣不能少。而地球畢竟只有這麼多土地（即古典經濟學家眼中的「自然資源」），中國經濟的火車頭一旦啟動，由傳統農業社會轉向現代工業社會後，大量的青壯農民工往都市移動，一旦經濟發展減緩、停滯便會發生失業、遊民工騷亂，引發社會失序，因此，近年來中國政府極力保八（年度經濟成長率維持在八％），務求社會的穩定，這即是中國的大管家口中「避免小問題成為大問題」。
中國雖地大物博，但現代化的歷程中所不能缺少的能源（石油和天然氣）、水、礦物等資源的開發與供應卻無法全然自足。中國向資本主義靠攏，也代表加速自然資源的消耗，但這些原物料的供應在世界各地卻警報頻傳（參閱第三章）。美國人口僅有全球不到百分之五的比例，卻耗用今日全球石油消耗量的四分之一，而全球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中國大陸，耗用量則僅有百分之九。但中國是開發中國家，只要中國人平均的石油耗用量向美國人看齊，不論是現在的開採量或儲存量，都將不敷所需，這便是大管家所說「一個很大的總量也會成為很小的數目。」需求增加，造成世界各地原物料「供應吃緊」，各國怪罪「中國緊吃」的現象。
十九世紀法國社會學家孔德 (Auguste Comte) 曾言，「人口即是命運」（demography is destiny），資源受限的過程中，世界各國將會依人口的多寡、出生率、中堅人口數量，以及人口都市化程度，面臨不同程度的挑戰。人口數量多、年輕，而且都市化人口增加最快速的國家，將會受創最深。
能源、食物與水，都是生存的必要條件，石油所代表的資源耗竭問題只是其一，這僅僅代表著地球資源的枯竭與競爭的開端。而地球的人口壓力，則逐步上升。世界人口從一九○○年的二十億，一九八七年五十億，二○一一年已達到七十億。聯合國估計，二○二五年將達到八十億，二○五○年將會超過九十億。每年地球都會多出七千萬個新消費者，經濟成長於是更顯重要，因為經濟成長一旦停滯，現代人所習慣的生活方式便無法維持，甚至被迫倒退。
《當中國買下全世界》書中就詳述了中國預先因應未來資源不足的挑戰，已經布局全球，中國不但在非洲大陸積極部署、籠絡非洲新興國家，更積極收購能源、土地、水及礦物。中國此舉無疑是為有限的地球資源預作準備。中國領導人一方面需想方設法滿足中國暴增的各項需求，另一方面，則限縮了其它國家人民的發展，甚至威脅到他國的生存權。
歐洲環境總署的報告指出，歐洲經濟已受到全球自然資源減少的威脅，《環境現況與展望報告》中說，歐洲經濟所面臨的威脅，是因全球對自然資源的需求增加所致。
《當中國買下全世界》則反應了西方列強更深一層的憂慮，當全球各地石油、礦物等資源的開採權陸續落入中國手中，未來車子要能跑、飛機要能飛、通訊要順暢，如在承平時期，這些價格的制訂將是中國說了算。而一旦與中國搞對立時，這些原物料的供給便恐遭斷絕……，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當然坐立難安。
資源的爭奪，勢必引發全球動盪與不安（參閱第七章），根據歷史的教訓，危機可能會來得比預期晚，但危機發生時往往要比預期嚴重（參閱第八章）。我們但看釣魚台列嶼的爭奪，引發中、日間箭拔弩張的氣氛與區域的動盪即可知彈丸之地底下隱藏的龐大能源利益，將會觸動各國最敏感的神經。
世人常以「衝突、妥協、進步」，認為許多爭端可以在衝突的過程中得到解決。然而這裡所說得解決通常是指政治或外交等協商手段，而非用殺戮、戰爭的方式，而妥協也因為有其它選擇或替代方案（即使較差，但可免兵戎相見）。然而，當生存面臨威脅時，引發的衝突往往非常血腥暴力，絕無樂觀的理由。《當中國買下全世界》說明了地球資源有限，人類慾望無限，以有限的資源要滿足無限的慾望，衝突極可能在國內、兩國間，或多國間爆發。但，中國顯然已經準備好了。
陳旭華
引言
二○○七年夏天，有家中國公司買下祕魯境內的一座山。更具體的說，中國買下這座山的礦物開採權。托洛莫丘山（Mount Toromocho）海拔四千六百公尺，山形宏偉，高度有聖母峰的一半多。該山蘊藏二十億噸的銅，是世上最大的銅礦床之一。祕魯政府以三十億美元的高價，把托洛莫丘山的所有權由祕魯人民轉到中國人手中。
中國收購大宗商品的行動令人咋舌。只花十餘年時間，中國在這方面的表現，就從微不足道成為第一把交椅，在全球各地談成許多與資源有關的交易。
中國鋁業公司，也就是買下祕魯托洛莫丘山開發權的那家公司，二○○八年也斥資將近一百三十億美元，參股澳洲的鋁業。二○○九年六月，中國石化業龍頭之一的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斥資七十二億美元，買下在伊拉克、奈及利亞擁有可觀資產、總部設在瑞士的阿達克斯石油公司（Addax Petroleum）。二○一○年十月，中國國營石油公司以七十億美元，買下西班牙能源公司力豹仕（Repsol）的巴西分公司的四成股權；二○○六年六月，以三十五億美元，買下與俄羅斯石油公司（Rosneft）合資成立的一家石油公司的部分所有權。
用來生產商品與服務的生產要素，統稱大宗商品，而大宗商品充斥於現今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驅動汽車、卡車、電網的能源；各種生物維生所需的水；生產穀物和其他糧食的可耕地；用於從手機到電視螢幕等各種產品，且作為各種機器之生產要素的多種礦物。
難怪標題編輯和媒體評論員要以警世語氣說道，大宗商品圈將有大災難：可耕地不足引發的衝突、水源不足時的搶水衝突、隨著全球能源供不應求可能引發的政治惡鬥。但儘管大宗商品和大宗商品市場如此重要，我們對全球經濟這一基本成分，這一世上最大的資產類別的了解，再怎麼說，都仍然很模糊。
《當中國買下全世界》將探索，接下來幾十年世界所將面臨的大宗商品局面。幾可確定這一局面的特色是，因資源短缺加劇所引發的全球性緊張。更具體的說，本書主要著墨於，中國在世界各地區競奪資源的手段和可能帶來的影響。世上諸大國中，只有中國把其經濟、政治策略的重心，放在預為因應未來資源不足的重大挑戰上。
但除此之外，《當中國買下全世界》也是向世界其他人發出的一則強力呼籲。儘管全球知名且傑出的大宗商品專家吉姆．羅傑斯（Jim Rogers），大約十年前已在其著作《熱門大宗商品》（Hot Commodities）中，就資源的重要性，提出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論點。面對資源不足的挑戰和中國作為所引發的種種變化，世上其他人大體上仍未充分準備好因應方式。
會有什麼危險？最起碼，資源嚴重不足會使世界走上大宗商品（可耕地、水、礦物、石油）的平均價格飆升且持久不墜的境地。屆時，超市裡的糧食（用小麥做的麵包、穀物和糖、肉、奶等）、自來水、手機與汽車、汽油，其他許多日常生活品，價格會大漲。而價格上漲必會導致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水準下降。
隨著資源不足的情況持續惡化，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大宗商品短缺可能引發兵戎相向。誠如後面會談到的，自一九九○年以來，全球至少有十八場暴力衝突肇因於資源不足和資源取用權的問題，其中有好多場衝突至今尚未停歇。此外，在大宗商品不足地區，例如缺水的中東或人均可耕地較少的亞洲部分地區，還有許多國家很可能爆發暴力衝突。在這些地區和其他地方，居民處於龐大需求與供應不足的脆弱平衡中。可想而知，可能會有更多國家和更多人被捲進這棘手的情況裡。
中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大舉收購資源。中國在全球各地購買硬性大宗商品（開採或提煉出來的金屬、礦物）、軟性大宗商品（一般來說是地上長出的商品，例如木材、穀物和其他糧食），以及投資用來支持、方便他們開採、運送前述商品的基礎設施（鐵公路與港口），確保中國耀眼的經濟發展持續不墜。為達此目的，中國人似乎決意竭盡一切手段，而由於中國收購資源的舉動遍及全球，且積極程度為史上所未見，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我們當然也無法倖免。
本書探討三大主題。
首先，本書從全球大宗商品供需的角度，探討中國崛起為全球資源最大買家一事，可能帶來的經濟影響。中國如今是已開發、開發中世界裡，許多最具影響力的經濟體的最大貿易夥伴。短短幾十年，中國就成為最炙手可熱的外資來源。事實上，不管是富國，還是窮國，都不只是坐等中國眷顧，而是主動尋求中國投資。
如今中國向外國政府提供貸款、購買外國債券，資助學校、醫院的興建，出資興建鐵公路之類基礎設施（特別是橫越世上最貧窮地區的鐵公路），滿足地主國的需求，比起常在貸款上附加嚴厲政策限制的世界銀行之類國際組織，中國是更受歡迎的投資者。中國的經濟影響力遠及美國、非洲、東歐、澳洲、南美，且影響力之大無可估量。中國與日俱增的全球影響力，反映其經濟的成長和隨之而來對資源需求的成長。
其次，本書著墨於中國日益壯大的金融影響力，和其對全球大宗商品市場運作可能的影響。經過一段時日，中國已成為各種大宗商品（礦物、石油，乃至土地之類非公開買賣的資產）的邊際買家。中國如此大量購買全球資源，使其定價權力日增，從而自然而然的影響市場的交易方式，這有助於決定地主國境內資產的價值。因此，釐清中國涉入資源價格訂定和影響市場價格起落所帶來的後果，至為緊要。
最後，本書旨在探討中國追求資源的舉動所可能帶來的社會、政治影響。我們不可以只從經濟、金融的狹窄角度，審視中國在世界上的角色。中國有計畫的全球性追求資源行動，不只大大影響地緣政治，也左右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和他們與自己政府的互動。中國的投資若有助於提升地主國的人均收入，減輕地主國的貧窮，其影響就可能大體上是正面的；但這一新獲得的財富也可能讓專制政府獲益，使後者能利用這些錢來擴權或制服本國人民。中國人或許未公開表示意圖削弱地主國的政治環境，但他們（一如其他外來投資者）必須在資源投資的好處，例如，在亟需這類投資的國家裡，創造就業機會和建設基礎設施，和這類政治成本之間，仔細拿捏輕重。
當然，中國不是第一個向全球追求資源的國家。睽諸歷史，遠至西元一世紀時羅馬人的著名戰役，到十六世紀末期英國的跨大陸行動，再到一八六○年代中期至一八七○年代之間，現代歐美跨國企業的興起，都可看到類似的情形。為這些經濟體提供動力的工業革命，創造了對原物料無法滿足的需求，使他們必須遠赴異地尋找資源。歐洲人殖民非洲和後來瓜分富藏石油的中東，基本上都是掠奪大宗商品的舉動。中國雖然大張旗鼓購買資源，卻似乎沒什麼領土野心。但中國有兩個有利工具，且是那些更早期的大宗商品追求者所未具備的，至少從規模上來看是如此：龐大財富、經濟和政治紀律。
在現金為王的時代，人盡皆知的龐大現金儲備——二○一二年超過三兆美元的外匯儲備，使中國能做到其他國家所做不到的事，能前進其他國家所到不了的地方。簡單的說，中國人在全球各地大肆採買。即使中國的經濟成長率下降，中國無可饜足的大宗商品需求，也不可能大減。
祕魯之類的窮國，覺得拿自己的資產抵押借款、賣掉自己的資產，並沒什麼要緊，即使那資產是一座四千多公尺高的銅礦山亦然，因為祕魯亟需資金來推動經濟成長和發展。
在這同時，債台高築且需要增加國家收入的工業化國家也低頭，向中國大舉借款。例如，二○一一年，中國是美國國債最大的持有者，在由外國人持有的美國國庫證券中，有百分之二十六是在中國手中（約占美國所有公債的百分之八）。
漸漸的，日本、南韓、位於中東的其他國家，也各自展開其爭奪大宗商品的行動，特別是與非洲可耕地有關的行動。但中國有廣土眾民、滿滿現金（亦即能出價高過對手）、堅定不移的決心，意味著就目前來看，大體上是由中國獨擅勝場。
但中國是什麼樣的國家？該把中國的各個部分看成渾然一體的實體？總合始終大於組成部分？中國的成就有賴於許多推動者，如個人、企業、共黨政府。但追根究柢，不管在公領域或私領域裡，他們在「中國更好」這個大目標下統合為一，受一股統貫一切的力量領導。
這一宗旨在中國的「和平崛起」路線裡，或許得到最貼切的體現。透過外交政策發言人鄭必堅於一九九七至二○○四年的多場演說，這一路線廣為人知。這些演說，加上中國總理每年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類似美國總統的國情咨文演說），已說明領導階層心中的國家戰略目標。這些演說和報告，從經濟成長目標、技術策略，到外交政策和中國在世界上所扮演角色的聲明，清楚強調了中國政治圈的抱負和攸關發展的重要因素：主要是教育、保健、國內基礎設施之類的公共財。
原則上，其中許多目標和其他政府所訂定的目標，差異不大。但就中國來說，重點不在這些較不具爭議的聲明，而在中國的政治機構如何實現中國的發展目標。中國共產黨透過中央計畫式的指揮、管制經濟體制，來贊助並影響銀行、能源公司、運輸業與物流業、資源公司等龐大國營企業的作為。更普見的是，國家出手贊助由國家帶頭的資本主義（政府在推動創造利潤的商業活動上扮演中心角色），意味著所有行動者都被集中於滿足共產黨的目標，因而就連中國企業家盲目創造利潤的動機，也趕不上中共政治局的政治欲求。
因此，中國政府如何遂行其國家目標主張？它運用制度管理、金錢、人員。
制度管理的方法相當簡單。一如世上其他政府，中國政府透過訂定投資法則、許可證發放規則、個人與企業所必須遵守的營業準則，來約束公司行號的創設，透過中央銀行和審批營業許可機構（例如國家工商管理局、質量技術監督局）等彼此盤根錯節的管制機構，來監控商業環境。但除此之外，重點在於政府能影響到的範圍——法律的長臂有多長。就中國來說，顯而易見的，「管制」遠不只是發放許可證、核發營業執照。
中國的黨國體制也透過錢，例如控制其龐大公款（包括中國的外匯儲備）的撥用，來施行其國家目標。中國國庫金錢的撥用，至少受兩個因素指導。
首先，官方的經濟政策聲明，例如針對哪些部門和產業（糧食生產和能源等）發表的聲明，和中國總理每年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裡的內容——內容都是服膺於中國持續推動經濟成長和降低貧窮為目標的最高發展計畫。中國政府行事的最主要考量，乃是持續掃貧和可長可久的高經濟成長率。
其次，中國的資金撥發還受到更廣泛的市場情況影響，而這市場狀況可能使國家必須進場提振低迷的經濟成長，或在經濟危機時進場干預。例如二○○八年十一月，中國政府在短短幾天內施行了五千八百六十億美元（約四兆人民幣）的一籃子刺激方案，以打消金融危機的不良影響（出口產業萎縮導致的失業率上升和隨之而來經濟成長放緩）。中國的一籃子刺激方案，相當於在兩年時間內投入大約年經濟產值的一成五左右的資金。
中國政府展露其金錢實力，因此公私分際有時似乎會遭到刻意的模糊：例如，中國政府保有許多上市公司相當可觀的股權（在某些例子裡，政府擁有這些公司超過七成的股權），且中國的前三十大跨國企業，幾乎都屬於國有。投資石油、礦物或公共基礎設施等戰略部門的中國企業，往往屬於國有，因此，從某個角度來看，它們如同中國黨國體制的延伸。這一結構乃是中國的全球資源行動的核心。例如，中國在非洲的三大投資公司都是國營的石油公司：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
中國所謂的走出去戰略，採用由國家控制的工具來進行海外擴張，甚至透過私人企業來從事海外收購。許多中國企業得到政府的資金挹注或國營銀行的（低利）貸款，比起必須以更高成本從金融市場籌得資金的外國公司，明顯占了優勢。許多中國公司不只受益於優惠信用額度（也就是還款條件富彈性或寬大，且一般來說是還款期長、低於市場利率的信用額度），也得益於稅額優惠和重要合約的優先締結權。例如，二○○九年，武漢鋼鐵公司（中國第三大製鋼企業）獲國營的中國國家開發銀行，給予將近一百二十億美元的綜合授信。這筆借款的首要目標，乃是為該公司的「海外資源基礎建設」提供資金，這包括建設大型鐵礦場和生產這些大宗商品的煉鋼廠。隨著中國政府鼓勵國營銀行放款，以刺激二○○八年金融危機後的經濟，這類貸款變得司空見慣。
最後，中國的控制擺在人和人事上。中國的勞動人口中，約有一成是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人數將近八千萬，且數量有增無減。重點不只在於黨幹部人數，還在於黨員幾乎全被擺在重要位置上，以使各部門都把共黨的最高國家目標奉為圭皋。上市公司「雇用」黨幹部，且這些黨代表被視為比這些名義上屬獨立運作實體的執行長，還要重要、還要有權、還要有影響力，這種情形並不罕見。
更甚者，公司的高階人員由中國政府派任，最高階主管的職級等同於部長級。公司在經營上獨立自主，但服從、遵守共黨政策是常有的事。從公司的觀點看，為了得到來自政府的好處，例如優惠性資助和中國政府所居間促成的國際人脈（例如外國高階官員、外國政府的人脈），公司必須接受政府干預成本和依從共黨世界觀的壓力。
讓自家公司能取得（低成本）資金和官方批可，能優先取得外國政府人脈（這些人本身在他們各自國家的資源部門裡地位亦舉足輕重），中國的這套策略似乎有助於實現中國的發展目標。而這套辦法對中國政府和共產黨的指揮、控制來說，都很管用，因此短期內不可能改弦更張。甚至，如果經濟面臨「硬著陸」，中國經濟成長如二○一二年某些經濟學家所預測的大幅緊縮，中國官方的干預很可能會增加。
在許多親中人士眼中，中國政府無所不在，且無所不能。但有位中國企業家挖苦道，政府影響力的高低，取決於你受官方許可的程度，拿公家錢的多寡；以及你選誰，或誰挑選你的重要職員，例如執行長、董事或財務長。差別就在於你被清楚告知該做什麼——該去哪裡投資、該雇用誰等（如果你取得許可、資金、人員），與被告知不該做什麼——例如要某公司不得投資一明確規定之領域以外的事業（如果你想拿到執照的話）。
這些日益盛行的模式，圍繞著交易籌資和在各種天然資源領域所達成的交易而展開，正符合中國龐大國內基礎建設和更長期經濟成長的需求。整個中國是家公司（China, Inc.）。我為人人，人人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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