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大約在一九七三年,為了研究義大利文藝復興的藝術,我第一次去了義大利。
從巴黎出發,一路搭便車,經過阿爾卑斯山,第一站就到了米蘭。
身上只有兩件換洗的T恤,一條牛仔褲,投宿在青年民宿,有時候青年民宿也客滿,就睡教堂或火車站。
隨身比較重要的東西是一本筆記。
在巴黎翻了很多書,對義大利文藝復興史料的了解有一個基礎。因此,我刻意不帶書,搭便車,四處為家的流浪,也不適合帶太多書。
我因此有機會完全直接面對一件作品,沒有史料,沒有評論,沒有考證。
作品直接在你面前,「美」這麼具體,這麼真實。
載我到米蘭的義大利人住威尼斯,邀我一同去威尼斯,我堅持要到米蘭。
到米蘭已經是夜裡十點,他把我放在高速公路邊,指著一大片燈火輝煌的城市說:那就是米蘭。
我揹起背包,走下高速公路,一路吹著口哨。
遇到一個南斯拉夫的工人,也在找青年流浪之家,就相約一起找路。他問我:為什麼來米蘭?
我說:看達文西「最後的晚餐」!
他看著我,好像我說的是神話。
第二天早晨我就站在「最後晚餐」的壁畫前面。教堂很暗,看不太清楚,又有很多鷹架,有人攀爬在架子上,用一些儀器測試,有時候照明的燈亮起來,一塊牆壁忽然色彩奪目起來,好像五百年前的魂魄忽然復活了起來。
一個鷹架上的中年女人走下來,坐在鷹架最下一層,倒了咖啡,緩緩品嚐。安靜的教堂裡沒有人,她看到我,我正做筆記,她問:這是中文?我說:「是!」
「很美麗的文字!」她說。
她是挪威人,從大學退休了,受聯合國文教組織聘請,參與「最後晚餐」的修復工作。
「我只負責一小部分,」她指著鷹架上端的一塊牆壁,是剛才照明燈照著,忽然燦爛起來的那一公尺見方的區域。
「真美,不是嗎?」她好像在獨白,回頭看著那一片籠罩在灰暗中其實看不清楚的一大片牆壁。
我的筆記上寫的常常是這些故事,嚴肅的藝術史家大概不屑一顧的。
米蘭的斯佛沙古堡有米開朗基羅最後一件「聖殤」,他在臨終前幾日還在雕刻的作品。兩個人體緊緊依靠在一起,好像受了很多苦,忽然解脫了,依靠著一起飛去。
古堡裡沒有人,我獨自坐在「聖殤」前,想到米開朗基羅一些美麗的詩句,歌頌死亡,覺得死亡這麼安靜,像遼闊的大海。
我好像聽到聲音,鐵的鑿刀敲打在岩石上的聲音,石片碎裂的聲音,一個男人喘息的聲音……
作品像在呼吸,你不站在它面前,不知道它是會呼吸的。
史料與考證不會告訴我們「美」是一種呼吸。
我一直記得那麼真實的作品呼吸的聲音。
三十年後,那呼吸的聲音還在,更清晰,也更具體。
「美」不是知識,「美」是一種存在的真實。
我到了翡冷翠,在達文西與米開朗基羅每一日擦肩而過的窄小街道,彷彿聽到他們孤獨的腳步漸行漸遠。
我去了美術學院,看到許多遊客擁擠在俊美非凡的「大衛」四周,我想避開人潮,就獨自坐在一角,凝視米開朗基羅中年以後四件命名為「囚」的作品。
那呼吸的聲音又響了起來,粗重的、壓抑的,努力存活在劇痛與狂喜中的呼吸的聲音。
看過多少次圖片都沒有的感覺,剎那之間,那呼吸的聲音使你震動起來。
我流淚了嗎?
一個老年人,忽然遞過手帕,拍拍我的肩膀,微笑著跟我說:我二十五歲的時候,也在這裡哭過!
我的筆記裡也許記了一些無足輕重的事,像一個陌生老人二十五歲的淚痕。
三十多年後動手寫米開朗基羅,有許多筆記裡的片段浮現出來。我害怕自己衰老了,老到不會為「美」落淚。
一再重複去義大利,覺得好多角落都有自己年輕時遺落在那裡的記憶,特別是關於米開朗基羅的記憶。
只是我沒有想到,三十年後我會把筆記裡的點點滴滴一一書寫下來。
要謝謝怡蓁,不是她的鼓勵,也許這本書不會這麼快出現。
也謝謝大哥蔣震,大姐蔣安,以及我的弟弟、妹妹一家人,他們使我在溫哥華有安靜的環境整理這本書。
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飛台北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