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從「民眾教育館」看1927-1937中國社會的變遷！

　　民眾教育館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社會教育的中心機關，前接北洋政府時期通俗教育館，後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館、圖書館，繁盛時曾推廣至全國各地。在國民政府時期，民眾教育館成為成為政府對鄉村生活進行干預的一個重要載體，是社會精英們以教育改造社會的一個典範。本書著重分析了近代民眾教育館的發展歷程、內部管理、社會功能與文化性格等問題，指出民眾教育館是近代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變遷的特定產物，其活動既體現出國家、政府與鄉村社會的關係，又反映出新的鄉村社會力量與舊鄉紳在基層社會中權力爭奪，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民眾對國家的認同，將民眾教育館的設置動機、內部管理與實際效果聯繫在一起，形成一個相互聯繫的邏輯體系。

作者簡介

周慧梅

　　中國河南延津人，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講師，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師從著名教育史家王炳照先生，獲教育學博士學位。曾參與主持中國國家級、省部級課題十餘項，出版有《王炳照口述史》、《近代民眾教育館研究》等著作；在《教育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學報》等雜誌上發表文章二十餘篇。

附錄　重要法令
　附錄一　民眾教育館暫行規程（節選）
　附錄二　民眾教育館規程
　附錄三　江蘇省各縣民眾教育館普及民眾教育標準工作實施方案
　附錄四　陝甘寧邊區民眾教育館組織規程（選錄）
　附錄五　山西省立民眾教育館閱覽書報規約
　附錄六　成都市立民眾教育館職員服務規程
　附錄七　師範學院、教育學院、師範學校及民眾教育館輔導中等以下學校兼辦社會教育辦法
　附錄八　民眾教育館工作大綱
　附錄九　民眾教育館輔導各地社會教育辦法大綱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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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結語

　　通過本書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面對國內軍閥割據及江西革命根據地的興起，南京國民政府第一目標便是恢復、穩固政治秩序，體制內的知識份子掀起的「以教育改造達社會改造」的民眾教育運動得到政府青睞，民眾教育館作為社會教育綜合機關，更是獲取了權威性資源。政府通過「行政力」推動、制度規約民眾教育館的首要目標，便是借助這個組織使國民黨政權滲入「鄉土社會」，抑制潛在的、反對勢力生長，贏得「政治支持最大化」。國民政府強制推行的民眾教育運動，既有掃除文盲、挽救農村教育破產的內容，又有出於政治、經濟上的需求；既有緩解民眾疾苦的一面，更有借此將國家意識向下擴散，增強民眾對民族－國家的「認同度」，穩固鄉村統治秩序的訴求。而且這些價值取向交織在一起，最終通過民眾教育的綜合機關實施中而外化出來，民眾教育館具有明顯「國家意志」的價值取向和政府意願。

　　在民眾教育內部管理問題上，歷來的研究者大多認為國民政府腐敗、難以對民眾教育經費來源、人員遴選、事業組織、績效評估等方面進行有力掌控，是一片「失序」狀態。但是，通過本書的大量實證研究和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儘管民眾教育館內部管理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中央政府扮演著「裁決者」角色，各級政府「庫款」和田捐一直是民眾教育館經費的主要來源，政府始終掌控並主導著民眾教育館關鍵人物（館長、主任）等具體安排、任免、調動權力，除去因形勢所迫，在少數具體問題安排上做出必要的妥協，國民政府一直致力於民眾教育館內部管理的規範化，制度化建設從未停歇。

　　以往研究中，學界關注較多的民眾教育館的事業開展。大部分研究者認為，民眾教育館在教育、城市等近代化方面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效果甚微。而實際上，民眾教育館不僅僅在教育，而且在經濟方面（生計教育的多種嘗試）、政治教育（公民教育以及「抵禦外侮」的民族氣節）、科學知識普及，甚至在娛樂休閒、現代醫療等方面，都有極具開創性的嘗試。它的事業開展遠遠超出一個教育機關所承載的內容，是社會精英們「以教育改造達社會改造」的一個縮影，一個典範。

　　實際上，晚清以降，中國的教育體系是基於解決近代中國社會問題需要建立和發展的。民眾教育興起之初，便以「以教育改造達成社會改造」作為自己責無旁貸的歷史責任。就其教育改造來講，就是要糾正新式教育之弊，破除西方迷信的「妄自菲薄」的民族心理，吸收、傳承中國傳統社會文化，來完成本土化的教育改造。如各類學校不僅僅是傳遞系統知識、培養學生理性的地方，更應該承擔起傳統社會教化、成為地方文化教育中心。而傳統的民間文學（如民歌、謎語、傳說、神話等）、說書、大鼓、戲劇、小書攤、民歌小調等，那些不識字或識字不多的鄉村民眾耳熟能詳的東西，都涵蓋在民眾教育之中。由此，民眾教育館收集民歌小調，對說書人進行培訓、改良戲劇，調查小書攤，附設代筆處、問字處，民眾診所也為附近民眾提供義診及低價或免費施藥服務。在以西方為模式進行的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中，民眾教育館以其特有的追求，為鄉村社會傳統文化的傳承保留了一方空間。

　　中國傳統文化傳承與近代化知識引介是民眾教育館存在、發展的基礎和動力。民眾教育館秉承了教育改造和社會改造的雙重使命，在如何妥善對待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爭論中，在新國粹運動和西方至上思潮的夾縫中迴旋、周轉，並不斷開闢自己的發展道路。他們既繼承了傳統，又不拘泥於傳統，賦予了民間文藝如民歌、說書、小說及戲劇等傳統方式時代精神，充分突出了它們的教化功能，將這些傳統形式納入了社會教育體系，與此同時，他們積極汲取西方現代教育技術，將幻燈、電影、廣播等技術手段以及辦報都運用到民眾教育中，通過這種中西匯合，民眾教育的工具、手段更為多樣，從而有力地推進了民眾教育館工作的開展。從這一點來說，民眾教育館既是近代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發展的必然產物，本身更是一種創造，民眾教育館始終自覺奉行積極進取的宗旨，「因地制宜」的辦館原則，從而在近代社會的變遷中既保存了傳統，又推動了國家近代化進程。由此，民眾教育館在近代中國社會變遷過程中功不可沒，而且，對當下建設和諧社會、社會主義新農村等時代任務有很強的歷史借鑒意義。

序

　　中國歷來有重視社會教育（習慣上稱之為社會教化）的傳統，然而長期以來，社會教育卻沒有或很少進入中國教育史研究者的視野，更少有成果面世。儘管教育理論體系越來越龐大和複雜，而值得關注的社會教育的研究卻是備受冷落、冷冷清清，研究的成果少得可憐，研究的人員不多，到目前為止國內尚沒有一本較權威的社會教育學，沒有一本較系統的中國社會教育史，大學的教育研究機構和相關科系也甚少有開設社會教育史課。這種狀況，無論是從學科建設的角度還是從現實需要的角度來看，都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研究社會教育史，對於教育史學科來說，可以豐富和深化中國近代教育史研究，補充教育史學科的內容，拓寬教育史專業的研究領域。

　　對社會教育史的系統研究，九○年代中期我和國鈞同志組織力量做《中國教育制度通史》時曾有過一些嘗試，編寫組對中國教育制度史研究內容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把社會教育和教育政令、學校教育制度等一起列為主要研究內容，各分卷主編做了一些可貴探索，但明顯還不夠。2004年，集北師大中國教育史研究團隊之力，我「聊發少年狂」，主持了211重點課題「中國社會教育通史」，希望能對社會教育做進一步系統、詳細的工作。我有幾個學生也參與了這項研究工作，周慧梅的博士論文《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民眾教育研究》便是社會教育通史（民國卷）的組成部分。她畢業後進入歷史學院博士後流動站工作，在合作導師何茲全先生的支持下，選擇了民眾教育運動的綜合機關－民眾教育館進行了專題研究，我參與了她出站報告的全程指導。這本專著便是她在博士後出站報告基礎上修改而成的。

　　實際上，我時常在想，社會教育史之所以踟躇趔趄，資料的蕪雜枝蔓、學科劃分轄限、意識形態禁錮等固然是原因所在，更為重要的是，該研究哪些內容，用什麼標準取捨，從什麼角度介入，用什麼方式研究等問題長期含混不清。特別是近代以來的社會教育，不僅歷經傳統社會教化向近代西方意義上「社會教育」的轉化，還承擔著「教育改造和社會改造」的雙重任務，通俗教育、平民教育、民眾教育……從辛亥革命到抗戰全面爆發不足三十年的時段內，社會教育的主體表現形式不斷變化，或一枝獨秀，或交織纏繞；而施教內容從文字教育、政治教育、生計教育到健康教育、休閒教育、科學教育，無所不包，不一而足，讓人眼花繚亂。

　　辛亥革命以來，隨著西方影響範圍逐漸滲入中國廣大的內陸城鄉，與其他後起國家的近代化歷史一樣，中國社會精英更加明顯地分化為近代化的倡導者和傳統文明的守護者兩大陣營，在社會文化和社會政治領域，雙方展開了一次又一次激烈的衝突和較量，由於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基礎尚未基本改變的現實，雙方衝突和較量的結果，有勢不兩立，也有彼此妥協和融合。新與舊，革新與傳統，進步與落後，舶來品與本土化……往往複雜糾葛在一起，難以釐清此疆彼界。它們對教育領域的影響，在社會教育領域（社會教育始終徘徊在學制體系之外，加上社會教育司職掌範圍的寬泛性等）更為淋漓盡致。凡此種種，都增加了研究社會教育的難度。

　　大體來講，近代社會教育史研究，我認為應有兩大領域：一是社會教育理論，二是社會教育實踐，包括社會教育的行政、社會教育的機構以及社會教育實驗等等。周慧梅博士的新作《民眾教育館專題研究》就是從機構設施這一角度入手，對近代以民眾教育為主要形式的社會教育進行深入研究的一項成果。

　　近代社會教育設施之中，民眾教育館的地位極為重要。它前接北洋政府時期的通俗教育館，後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館、圖書館，繁盛時期曾推廣至全國各地。1932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制定公布了《民眾教育館暫行規程》，將它作為實施民眾教育的綜合性的中心機關，用「行政力」鋪設了民眾教育運動發展的路徑，同時賦予了民眾教育館權威性資源地位。國民政府專門彰顯了民眾教育館的設置目的：「從民眾生活之迫切需要出發，積極充實其生活力，從而培養其組織力，並發揚整個民族的自信力，以達到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之教育宗旨」，可見民眾教育館的設置是與當時「三民主義」的教育宗旨相適應的。而從實踐層面來說，作為社會教育的中心機關，民眾教育館所開展的活動幾乎囊括了社會教育的各個方面，如為失學民眾提供補習教育、指導家事改善與民眾健康教育、協助保甲制度與地方自治的推進、乃至壯丁訓練、通俗講演；進行各種職業指導與介紹、農作物土質試驗、優良品種的推薦、病蟲害的預防、各種工藝的講習、商業補習教育、合作社的組織與改良等。從民眾教育館這個「點」來深入挖潛民眾教育運動，具有代表性。

　　民眾教育館值得研究的問題很多，本書的重點並不在於對民眾教育館的各項事業上，而是在掌握大量原始資料的基礎上，著重分析了近代民眾教育館的發展歷程、內部管理、社會功能與文化性格等問題，指出民眾教育館是近代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變遷的特定產物，且隨著時代社會的變遷而不斷改變自己的形態，在國民政府時期，民眾教育館成為政府對鄉村生活進行干預的一個主要載體，是社會精英們以教育改造社會的一個典範，其活動既體現出國家、政府與鄉村社會的關係，又反映出新的鄉村社會力量與舊鄉紳權貴在基層社會中權力爭奪，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民眾對國家的認同度。從更高的層面上將民眾教育館的設置動機、內部管理與實際效果聯繫在一起，形成了一個相互聯繫的邏輯體系。周慧梅前期的博士論文對整個民眾教育運動已做了全景考察，以此為鋪墊來深入研究民眾教育館，基礎還是比較紮實。在資料運用上，她充分利用了搜集的大量民國檔案、民眾教育館自辦刊物，相關著作，還有數百幅老照片，更難能可貴的是，作者還花了大力氣查閱了大量文史資料，利用當事人的「口述」與文本資料相互印證，增加了說服力，老照片的印證也獨具匠心。總之，該書在史料挖掘上是有突破的，在觀點分析上也有諸多創新。

　　周慧梅是跟隨我多年的學生，博士後期間算是我協助何先生指導的，長期擔任我的助教。她這些年來的勤奮和努力我是十分清楚的，而對於她每一點的進步我都感到十分欣慰，本書的出版也算是對她多年來努力的一種鼓勵吧。作為導師，我更有責任寫一點文字進行勉勵，一方面是肯定成績，另一方面更是希望，希望她能以此作為學術研究的起點，成為中國教育史研究隊伍中的新生力量。

　　是為序。

北京師範大學　王炳照
2009年5月于英東樓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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