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書所收之文，大部分因觸了文網而被「槍斃」，小部分雖然僥倖發表，但也慘遭刀斧。可以說，這個集子是屍體的展覽廳，殘疾的修復所，言論管制的紀念碑，「勝利大逃亡」的成績冊。
有一次開會，遇到了楊、王兩位搞電影研究的同仁、博導，楊導衝我嚷嚷：「嘿，你可真夠狡猾的，悶頭為自己寫書。不像我們，為課題忙活，淨說些言不由衷的話。」
我知道，他所說的，我的「狡猾悶頭之作」，指的是我在港臺出的書。但我不想讓他在會場上道破，只好低調處理：「唉，寫不好瞎寫。」
可楊導不依不饒：「別裝了，一看就知道，你是蓄謀已久，下了大功夫的。」
我想跟他說：「功夫是下了不少，可談不上蓄謀已久，只能說逼上梁山——此間文網森森，我只好另謀出路。」可是，在這場合，我不想跟他多費口舌，只想趕緊結束這場談話，就搪塞道：「你們的書是主流，學生必讀。我的書是支流暗流，沒人看。」
楊導拍拍我的肩膀：「得了得了，現在沒人看，以後有人看。不像我們的書，應景之作，紅火一兩年，就成了文化垃圾！」
我嘴上說，哪裡哪裡。心裡不禁佩服他的明達和坦率。佩服之餘，不免有些腹誹：你為什麼不狡猾一下呢？沒人攔著你呀。老闆一過生日，你就去唱堂會。主旋律一開拍，你就去捧臭腳。為了區區博導，去爭那些應景項目。我不去北廣（當時還不叫中國傳播大學），不當博導，不為評職稱寫書，你做得到嗎？天下沒有這樣的好事－－既能說真話、寫好書，又能躋身主流，享受體制的好處……
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王導說話了：「主流之所以為主，是因為它得人心。不跟著主流，就等於跟人心做對。再說，主流也可以批評嘛，剛才在會上，你（指楊導）不是說了主旋律的文化視域不夠開闊，視聽修辭還有差距了嗎？咱們的書，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學術含量。只要有百分之一的真話，就有價值。學術研究也不能光想著後人，都為後人寫作，現在的人讀什麼？……」
莫言稱讚對權勢畢恭畢敬的哥德，詆毀桀傲不馴的貝多芬，並且還講出了一番似是而非的大道理。我在另一本書的序言裡已經談到了，茲不贅。這裡，我想說的是，王導與莫言可以並肩攜手，高舉「內外通吃，好處均沾」的大旗，招覽國中的知識菁英，組成一個「新犬儒主義」的聯合陣線。
新犬儒與舊犬儒最大的不同，就是更善於裝－－對學術裝著忠誠，對藝術裝著虔敬，對腐敗裝著不滿，對言論管制裝著看不見。他們也批評時弊，也替弱勢群體說話，開會的時候，也會熱情洋溢地裝著呼籲求真求實，義正詞嚴地裝著聲討學術造假。可他們說歸說，做歸做，更不會去碰體制。他們的學術活動或藝術創作，說到底，就是以個人得失為圓心，以體制內外的好處為半徑，在不得罪權勢的前提下，做著不間斷的圓周運動。
薩特說，人是自由的，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使自己成為英雄。我算不上英雄，在體制的銅牆鐵壁面前永遠是個失敗者。但是，即使碰得頭破血流，我仍選擇說真話。薩特說過：要麼不寫，要寫就寫自己就想寫的。我以此為原則。
這本書說的是電影，電影是第七藝術。關於藝術，我有一點感悟：人們一直以為，藝術是自由的產物。沒有自由就沒有藝術。不，沒有自由一樣有藝術，甚至有更繁榮的藝術－－暴君要用它滿足私欲，專制要用它點綴升平，戈培爾要用它鼓舞士氣，日丹諾夫要用它表明政績。藝術有久暫，有傳世的經典，有一時的娛樂，有短命的獻禮，時間就是裁判。鹽鹼地上雖然長不出莊稼，但總不乏堿蒿、羊草和西河柳。
按表現形式，我們可以將藝術分為音樂、舞蹈、繪畫、文學、戲劇、電影等等。假如換上另一種標準－－把藝術家對待權、錢的心電圖，外化為身體的姿態，我們就會驚異地發現，屈膝、俯仰、站立足以概括所有的藝術。
屈膝，可以是跪倒塵埃，匍伏不起；可以是兩股戰戰，低頭哈腰。不管是哪一種，其心思都是一樣——如何討主子歡喜。天下的主子都愛聽奉承話，都愛看到自己的偉大形象，賢明如唐太宗者也免不了想殺掉直諫的魏徵，無常如唐明皇者竟會讓口蜜腹劍的李林甫連任十六年宰相。所以，迎合上意就成了這種藝術的永恆主題。
俯仰，不是「仰觀宇宙之大，俯察萬物之盛」，而是「與世浮沉，與時俯仰」。這種姿態對身體頭腦和神經系統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說，屈膝只需要奴才的智商，腿和腰的協調；那麼，俯仰則需要靈活的頸椎、柔韌的脊柱，發達的頭腦，阿Q的情懷，以及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機敏。「俯」自然免不了摧眉折腰，與奴婢相類，但是「仰」卻足以補苴罅漏，修復形象。
仰，有時是精湛的藝術，有時是愛國的熱情，有時是莫談國事的超脫，更多的時候則是有奶便是娘。以「奶」為底線，就免不了當一當奴才。《鬼子來了》裡面的有個街頭「藝術家」，日本人得勢時，他在街上眉毛色舞地說評書－－
眾位安靜請壓言，
咱不論古說今天。
皇軍來到咱家鄉地，
共建大東亞共榮圈。
皇軍來了救苦救難，
咱應該大開門戶如迎親人一般。
八百年前咱是一家，
使的一樣方塊字，
鹹菜醬湯一個味兒。
有道是：打是喜歡罵是愛，
「八格牙路」我不見怪，
往後哇，「米西米西」皇軍他給，
皇軍和咱親密無間，
鄉親們往後不用受窮苦，
「約西約西」，「大大的約西」笑開顏。
日本子剛一投降，他馬上有了新詞－－
硝煙散去萬民歡，
中國人抗戰整八年
……
打得小日本蹶著屁股撂著蹶子的跑，
他們跪在了國軍的面前舉著個雙手，
哆哩哆嗦繳械投降渾身打顫，
嘴裡頭說：「我的八格牙路幹活！
你的三賓的給！」
這就是小日本侵華可恥的下場，
我們迎來了和平勝利的這一天，
看今朝山河光復多燦爛。
……
《法門寺》中的賈桂雖然站著，其實時刻準備跪下。所以沒跪下，是因為主子最近想起了人權的緣故。藝術分等級，有欽定的樣板，有精英的好惡，有民間的口碑，公道自在人心。俯仰不是站立，俯仰的藝術是騎牆的藝術，犬儒的藝術，投機的藝術，隨波逐流的藝術。它們不能長久，儘管俯仰藝術家說，識時務者為俊傑，大丈夫能屈能伸。
站立的藝術，人人都懂，知易行難。站立，是人與猿的區別，是人類進化的終點。如果說，「屈膝先生」用大腸代替大腦，「俯仰君」靠脊椎指揮行動，那麼，「站立者」則以頸上之物決定行藏取捨，其作品多真實，尚批判。因其真實，故而久遠；因其批判，故而深厚。
為作品出生，「站立者」也須俯仰——向權力妥協，與孔方周旋，或令真實褪色，或請有司寬鬆，虛情假意，言不由衷。他深知，權力隨時可以翻臉，把他和他的藝術打入死牢。他明白，沒有財神的滋養，藝術就會枯萎，以至胎死腹中。但是他有一個不變的宗旨：說真話，說不成真話時不說假話；非說假話不可的時候，蓄須養志，如梅蘭芳。因為抱定這個宗旨，站出來的作品，總是難得問世。委屈辛苦一場，名位財色統統泡湯。古今中外，肯用這「四大皆空」來換取此類作品者，少之又少。
由此可知，一部藝術史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棗核，「站立者」與「屈膝先生」恪守那尖尖的上下兩端，圓滾豐滿的中間部分則由大大小小的「俯仰君」佔據填充。同屬「屈膝先生」，古今不同。古人愚拙，老老實實承認自己就是奴才；自己的藝術是「奴婢的藝術」。今人聰明，當了奴才卻以主人自居，且引經據典，證明奴才的藝術就是主流，就是主旋律。「俯仰君」對此不肯苟同，仗著人多勢眾，給奴才以冷面，給大眾以媚眼，向主子爭正統，向繆斯發聲明：俯仰是藝術的最高哲學，從三皇五帝到於今，藝術就在俯仰中求生。因此，沒有俯仰就沒有藝術；俯仰藝術才是真正的主旋律；俯仰藝術家才是藝術史上的中流砥柱。一味屈膝下跪，迎合上意，是封建主義，是習慣勢力，既有損於形象，又不利於雙百。只圖挺胸昂首，身心舒暢，是個人主義，是崇洋媚外，既有違於現實，又不利於和諧……。出於團結大多數，打擊一小撮的考慮，主子允其請，於是，奴才聽命，大眾附和，站立者愈寡，俯仰藝術大盛。
基於這種認識，我給這本書的書名定為「有夢樓隨筆」。「有夢樓」對應於張中曉的「無夢樓」－－毛澤東時代一路無夢，後毛時代有了，夢發財、夢升官、夢出國、夢移民、夢有房有車、夢五個一工程獎……，我的夢是說真話而能出版，這個夢只能在大陸之外實現。可是，對於港臺的人來說，我之宏願早已是陳糠爛穀。所以，人家要我改名。以便讓讀者一目了然，知道你說的是什麼。
思來想去，改成了現在這個名字。
從一九八七年到北京電影學院教書，至今，我已經在電影界混了三十多年。N年前，電影家協會就要我填表，先是會員，後是什麼理事。這些表格都被我隨手扔了。上大學的時候，還不知道陳寅恪，更不知道「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念茲在茲的只是「人生貴在適志」。三十多年來，適志的事情少，拂意的時候多，而這本書則是少中又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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