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

目次

關於漏洞及其他（自序）

父親死亡那年
那年我回到馬來亞
馬來亞人民共和國備忘錄
森林裡的來信
尋找亡兄
當馬戲團從天而降
對不起您撥的號碼是空號請查明後再撥
悽慘的無言的嘴
還有海以及波的羅列
婆羅洲來的人
瓶中稿：詛咒殘篇

附錄一／倫理的歸返──黃錦樹和他的中文現代主義隊伍／劉淑貞
附錄二／馬來亞共產黨──歷史、文獻與文學／潘婉明

自序

關於漏洞及其他

1

　　這本小說集，最開始只有一篇附錄（即劉淑貞的〈倫理的歸返──黃錦樹和他的中文現代主義隊伍〉）和一篇待寫的自序。

　　不知怎的，突然想寫篇自序。
　　可是沒有小說寫甚麼自序，那不是開玩笑嗎？
　　但如果真要寫也是可以的，因為自序也可以寫成小說。
　　但我想寫的不是偽裝成小說的自序，而是真正的自序。
　　那就有點麻煩了，那就得先有小說。
　　但我有好多年沒有小說了。

　　依稀有過若干失敗的小說計畫，寫了一段兩段，換個檔名，再寫個一段兩段，像廢墟浮木，搞到自己都糊塗了。
　　其中有一篇叫〈那年我回到馬來亞〉好像還曾是個稍大一點的計畫（一本書）。

　　也可說那是本書的前一個書名，它的前身。但收進小說集作為最後一篇的〈那年我回到馬來亞〉，卻是這篇序初稿寫完多日後方寫完的。一個全新的版本，回收若干舊的構思。

　　這本小書原本只有九篇，多寫一篇湊個整數。

　　二○一一年十一月，大概因那位登陸成功且得了「人民文學獎」的小說家朋友的推薦，《人民文學》突然電郵來約稿，說次年五月將弄一個馬華文學專號。為了那個稿約我寫了篇〈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後來改了個版本易名為〈馬來亞人民共和國備忘錄〉），我也忘了給《人民文學》的是哪個版本，反正那個農曆年後就被退稿了，「通過了三審，但四審未過」、「主編變動，雜誌社的方向突然亂了陣腳」（二○一二年二月二十日編輯電郵）。

　　這篇小說當然沒甚麼大不了，被退稿也是預料中事。那年山東人民出版社向我約的自選集《死在南方》被大刪，我就知道馬共是他們最不願觸及的禁忌之一，可能比民國還礙眼。但我想既然是《人民文學》邀的稿，不寫篇題目裡有人民的小說，就太不夠意思了。

　　退稿後轉投給《香港文學》，刊出後才發現竟給主編陶然寄錯了版本。但我其實更喜歡「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這篇名。之所以要改篇名，是因為從邏輯上推斷，南洋人民共和國比馬來亞人民共和國更沒有可能性。共產黨活動的國際主義理想，不得不遷就於地域，為了反殖，它更被限定於各個不同殖民行政區。從馬共和砂共的區分，就可以清楚的看出這一點。而且，它很難逃離華人民族主義的誘惑，猶如它之難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劃清界線。

　　我自己也不喜歡現在這種寫法，好像老狗玩不出甚麼新把戲。

　　但如果要掌握這一想像藍圖的全景，這種寫法可能是最簡潔、經濟的。如果依通俗文學的路徑，也可寫成七大冊的《南洋人民共和國烽火錄》、《吸血鬼降臨南洋人民共和國》；或者依大河小說的思路，可寫成《南洋人民共和國》三部曲兩千頁，【革命紀】、【建國紀】、【亡國紀】。

　　但那又怎樣？不過是多砍一些樹而已。

　　共產黨活動深刻的影響了所有東南亞國家華人的命運。

　　華人資本家一向被視為殖民帝國的同謀，是壓迫階級；而以勞工和墾殖民為主的底層華人，則被視為共產黨同路人。這讓華人極易成為戰後民族主義政治的代罪羔羊。

　　一九四八年畢里斯計畫（Brigg’s Plan）下施行的新村政策，就是為了阻絕鄉下華人對馬共的後勤支援，讓他們陷於糧食匱乏。這計畫成功的讓馬共潰散至不足威脅。

　　但那鐵籬笆圍起來的新村、那對華人的集中管理，卻延續了數十年，即便在馬來（西）亞建國後，即使六○年代後紛紛拆除了鐵籬笆。種族生活空間的隔離已成事實。那天生有種族主義傾向的政府，顯然充分利用馬共存在的事實，長期的合理化它想做、也一直在做的缺德事。

　　但馬共呢？馬來亞建國後它其實就失去為「大義」武裝戰鬥的理由了，他們被英國人和東姑擺了一道，被置入歷史的無意義的時間剩餘。

　　他們的歷史任務結束了，可是他們無法單方面的結束那場戰役。他們不知道（或許知道但也沒辦法），馬來西亞政府其實需要他們。

　　他們的沒有威脅的威脅讓政府獲利，內安法令和近五百個華人新村的存在，不就是最直接的證據嗎？延長賽是尷尬的。

　　剩下的是他們的尊嚴之戰、歷史定位之戰。

　　幾十年過去後，雖然對種族政治依然不滿，但華人普遍過上中產階級生活之後，就把活在森林裡的馬共給遺忘了。

　　甚至那當年馬共最活躍、最多里巷傳聞的霹靂州，大馬建國後出現的幾個世代的優秀作家，彷彿都以忽視他們的存在為榮。然而如果少了這一塊，我們的歷史存在就很難不是平面的了。

　　而我的大馬朋友，其實多數都來自新村，好像一個個戳記戳在生命史裡。但我們其實不太會注意自己是怎麼被型塑的。

　　反正日子一樣過，何苦自尋煩惱？

2

　　距離上一本小說集的出版（二○○五），超過八年了。

　　相較於紛紛去寫長篇的同代人，我沒那個興趣，也沒那麼大的野心。

　　況且，很多長篇（包括一些三部曲）我認為那題材如果寫成短篇，或許會更有價值些。相較於長篇，我比較喜歡書的概念，那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整體。

　　大概從二○一二年開始，我想不如就圍繞馬共，寫一本小說吧（雖然早年的小說也多有觸及）。

　　但這念頭可能開始得更早。

　　我隱約記得，有一年在大學部開了門選修課「文體練習」（還是「各體文習作」？），那時也想過嘗試用名家文體來寫馬共題材（如愛倫坡體、卡夫卡體、波赫士體、昆德拉體……），似乎過於偏向於遊戲，喚不起激情，也就無疾而終了。

　　反正我的正職是教書，近年教育部一群蠢人瘋評鑑，學校發瘋似的強迫我們常常去聽一些講題都非常低能的「教學智能」課。

　　研究所也常遇到一些程度低到不可思議的學生（講到這，我就忍不住要高喊「教改萬歲！」），教到火大，甚麼都忘了。

　　二○一二年春天，在寫了那篇散文〈馬華文學無風帶〉前後，試寫了〈森林裡的來信〉──有一年，想寫一本假的馬共書信集，與其說是為了講故事，
不如說是為了箇中的省略和漏洞。

　　也是自然的無疾而終。

　　原因之一或許在於，我嘗試擬仿的那些人的文字能力普遍不佳，不論擬仿得逼真與否，下場都一樣：必然是部失敗的小說。敗於失真，或敗於無趣，不寫也罷。現在的〈森林裡的來信〉原就想做成一篇漏洞百出的小說──像是個處處漏水的屋頂──也沒頭沒尾的。那是本書另一個考慮過的書名。

　〈父親死亡那年〉也是。這篇也寫於同一個春天，清明節前後。擱了將近一年方投稿，老覺得有甚麼地方待補。

　　二○一二年七月因返馬開會，邀老友張錦忠順道北上泰南和平村。在那裡住了一晚，為的是親身接觸一下那些馬共，和他們聊聊。

　　那些臉孔，有的早在紀錄片上看過。

　　他們的故事，在書裡讀過。

　　我當然也讀了好些馬共圈內人寫的小說，很清楚的知道他們的文學觀、歷史觀。

　　也知道這些昔日的游擊隊員非常在意歷史評價，但如果依他們的期待去寫，小說也就完蛋了。

　　小說有它自己的邏輯，它自己的樂趣和領地，應該大大的超出他們的視野才是。

　　我準備用我自己的方式向他們致意。

　　雖然我的致意方式也許讓人難以忍受。

　　但或許因此也能讓某些獨特的讀者注意到馬共也說不定。

　　去年十月我在日本「宣傳馬華文學」時遇到巴赫金專家、已退休的北岡誠司教授，一見面他就問我有沒有讀過Leon Comber的“On Lai Teck”，我確實吃了一驚。

　　老先生是從我過去的小說順藤摸瓜摸索進馬共歷史的，那是離他的專業領域（敘事學）非常遙遠的一個地方。

　　而台灣的專業（或自以為專業的）讀者一向只會抱怨我們沒在小說裡提供充分的訊息，讓他們難以理解。

　　雖然我們一再呼籲莫忽略在地知識，而義大利記號學家艾柯（Umberto Eco）早在《悠遊小說林》（Six Walks In The Fictional Woods）提醒讀者，每部小說都可能預設了不同的百科全書，但傲慢的讀者還是置之不理。於是「南洋」這背景負擔終究成了一團迷霧，黯黑伸手不見五指的夜，讓你看不到自己的腳的大霧。

　　對他們而言，我這些寫作，或許不過是純粹的文字遊戲而已。職是之故，向優秀的青年馬共研究者潘婉明商借一篇論文作為附錄，提供最基本的背景資訊。

　　原先的計畫是，如果從四月開始，每個月寫它一篇，寫個十一、二篇，最晚到二○一三年中旬，也該完工了。

　　但常常會連續好幾個月不能動彈，課業、研討會論文，那些有的、沒有的雜務。

　　這些年來都是這樣：常常一年、兩年、許多年就那樣過去了，令人心疲意怠。

　　這個寒假順利些，接連寫了幾篇。

　　但讓整個計畫提前告一個段落的，是我臨時想到的分鍋計畫。譬如煮肉，一鍋十分滿，不如兩鍋八分滿。

　　我想那樣同時對兩個出版社都可以交代（但也下不為例了）。一旦決定分鍋，這一本就算寫完了。

　　剛好有幾篇小說同時寫了兩個版本，可以藉重複以顯現差異。另一本的書名，就暫定《馬來亞人民共和國備忘錄》吧，裡頭對應的鏡像文本是〈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

　　一如這本《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裡頭收的是〈馬來亞人民共和國備忘錄〉。

　　時間呢，暫定於明年秋天出版。
　　但也難保沒有變數──包括書名。
　　計畫總是趕不上變化。

　　本書收小說十篇，包含一篇用「現代詩」體寫的〈當馬戲團從天而降〉。

　　沒有人（有那個權限）規定小說該怎麼寫。這篇也算是我對金枝芒的長篇《饑餓》的一個回應吧。以這篇為界，前四後五。

　　附錄論文兩篇，劉淑貞的〈倫理的歸返〉（感謝，為本書增加了不少篇幅）。及潘婉明的一篇馬共論文〈馬來亞共產黨〉（感恩）。

　　十月裡寫了〈尋找亡兄〉。它的可以拆卸的部份，〈火與霧〉也分去另一鍋了。

　　有些篇章寫得超乎預料的順利，第五、六、八、十的初稿，都是句子一個又一個自己跑出來的。去一趟雞寮找手稿沒找著、餵餵母雞，回撥來電話筒說「您撥的號碼是空號」，回來就寫了〈您撥的號碼是空號〉的初稿。

　　其時剛寫完〈悽慘的無言的嘴〉初稿。原先還在煩惱，想好的幾個碎片不知該插進哪一篇；〈當馬戲團從天而降〉也是突然一些句子就跳出來了。

　　最初的構想也不過是，讓馬戲團裡的事物持續的掉下來，以完成不可能的救贖。那隻猴子真的是自己跑出來的。

　　〈悽慘的無言的嘴〉最開始的想法不過是，既然陳的早期小說是中國以外左翼文學的標竿，馬共小說也該有篇陳映真式的，可惜馬共陣營普遍欠缺真正的文學感覺。

　　〈婆羅洲來的人〉也和最近發生的某些事情有關。……我就不說了，一口氣寫了兩個版本，原要求刊物分兩次發表以作為區隔，不料還是被忽略了。
收進這裡的是第一個版本。

　　寫這幾篇小說讓我有一種「好像比較會寫小說了」的感覺。好像做了個寫小說的夢。類似的夢這些年大概也做了不少回，醒來都是一場空。

　　那同時，和張錦忠在合編《馬華小說選》，讀同鄉的小說，為小說選寫序、寫簡評，審查期刊論文。編《馬華小說選》也有頗多感觸，有的就直接化為小說文字了。

　　有的篇章寫得非常不順利，進度慢之外還覺得很煩。如那篇打算收進另一鍋的〈那年我回到馬來亞〉。

　　而這十篇中寫得最早的是那篇〈還有海以及波的羅列〉，初稿寫於二○○六年，原題〈紀念碑事件〉，在該年的〈文藝春秋〉刊過一個刪節版。

　　自覺初稿寫得很爛，因而頗花了一番功夫，修補改寫成現在這樣子，連題目都比原來好多了。費功夫去改它不是對它特別珍愛，而是這年頭研究馬華文學的人突然多了起來，我很怕有人會鄭重其事的依那更爛的版本去談它。

　　寫這篇序時，大部份作品都投出去了，大都還沒刊出。

　　有的篇章很顯然非常不適合在大馬華文報刊發表（我大馬的朋友會很直接的告知，會有「愛國民眾」費心摘譯了去向內政部檢舉，報館及負責的編輯會很麻煩），會考慮只在台灣或香港發表。雖然用的是狂想曲的方式，但我想還是有人還是會覺得被冒犯（不論是馬共還是馬來人），只能在此先說聲抱歉了。

　　但不喜歡的讀者原就有權選擇不看。
　　畢竟是小說。
　　我判斷這仍然會是一本台灣讀者不會感興趣的書。

　　寫作時，我也不在意多用馬來西亞的在地知識或歷史典故，自然也不期待會有甚麼銷路。

　　也幸虧在台灣還有這份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