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 局外人的回憶
梁文道
一
以前母親、祖母、外婆、保姆、傭人講故事給小孩聽，是世界性好傳統。
有的母親講得特別好，把自己放進去。
這段話出自《文學回憶錄》，是陳丹青當年在紐約聽木心講世界文學史的筆記。講世界文學，忽然來這麼一句，未免突兀，不夠學院。木心講課的框架底本，借自上世紀二十年代鄭振鐸編著的《文學大綱》。坦白講，鄭本在縱向時間軸上的分期、橫向以國別涵蓋作家的方法，今天看來已經太落伍了。而在木心的講述裡頭，史實又大幅簡略，反倒是他個人議論既多且廣。興之所至地談下來，重點選擇的作家和作品，多是木心自己的偏愛，全書很難找出一貫而清晰的方法。因此，我們不能把它當成今日學院式的文學史來看。好在，讀者不傻。
木心不是學者，他是個作家，是一個藝術家。以作家身分談文學史，遂有作家的「Artistic Excuse」。同樣的例子，在所多矣。艾略特、米沃什、昆德拉、卡爾維諾、納博科夫⋯⋯有誰真會用專業文學史家的眼光去苛求他們？我們讀這些作家述作的文學史，目的不在認識文學史，而在認識「他的文學史」。就像木心所講的母親說故事，說得好，會把自己說進去一樣，這類文學史述作好看的地方正在於他們自己也在裡頭。
所謂「在裡頭」，別有兩個意思。一個比較顯淺，是他們自己不循慣例、乾綱獨斷的見解。好比昆德拉的小說史觀，不只史學家不一定同意，說不定他頻頻致意的現象學家都不買帳。但那又怎麼樣呢？看他談小說的歷史，我們究竟還是看到了一種饒富深意又極有韻味的觀點。沒錯，這種文學史也是（並且就是）他們的作品。一個稍微講理的讀者絕對不會無理取鬧，從中強求史實的真理；果有真理，那也是 Artistic Truth，一個藝術家自己的真理。
「在裡頭」的第二個意思由此衍生：它是一位作家以自己的雙眼瞻前顧後，左右環視，既見故人，亦知來者，為自己創作生涯與志趣尋求立足於世的基本定向。如此讀解文學史，讀出來的是這位作者之所以如此寫作的由來，是他主動報上家門，是他寫作取向的脈絡，是他暴露「影響之焦慮」的底蘊。更好的時候，他還會藉著他的文學史道出他之所以寫作的終極理由。也就是說，大部分一流作者的文學史，其實都是他們的自我定位。《文學回憶錄》裡的木心便是一個在世界文學史中思索自身位置，進而肯定自身的木心。這就是木心的「文學回憶」，也是《文學回憶錄》中的木心。
二
屈原寫詩，一定知道他已永垂不朽。每個大藝術家生前都公正地衡量過自己。有人熬不住，說出來，如但丁、普希金。有種人不說的，如陶淵明，熬住不說。
具有這等企圖、這等雄心的中國作家，是罕見的，這是木心之所以是木心的原因。耐心的讀者或許就會慢慢明白：木心為什麼和「文壇主流」截然不同。他不但在談文學史的時候是個專業門牆的局外人；就算身為作家，他還是一個局外人。他「局外」到了一個什麼程度呢？剛剛在大陸出版作品的時候，大家以為他是臺灣作家，或是不知從哪兒來的海外作家；更早在臺灣發表作品的時候，那邊的圈子也在探聽是不是一個民國老作家重新出土；他竟然「局外」到了一個沒有人能從他的作品中讀出來處的地步，「局外」到了讓人時空錯亂的地步。
有些讀者感到木心的作品「很中國」，甚至要說它是「老中國」；不過你從今日大陸（所謂的中州正統），一直往回看到「五四」，恐怕也找不到類似的寫作。既然如此，為什麼大家仍然以為木心「很中國」？這裡的「中國」究竟是指哪個「中國」？另一方面，木心的文學實踐又非常西化、非常前衛。早在五十年代，他便在大陸寫過帶有荒謬劇況味的劇本；青年時期，更自習意象主義和超現實主義。於是我只好猜想，三、四十年代，以江浙一帶文脈之豐厚蘊藉，傳統經典既在，復又開放趨新，如無中斷，數十年下來，也許就會自然衍生出木心這樣的作家；但它畢竟是斷了。所以，一個不曾中斷、未經洗劫的木心才會這般令人摸不著頭腦。如今看來，一個本當順理成章走成這般的作家，居然是個局外人。雖說是局外人，但又讓人奇詭地熟悉，仿佛暌違多年的故人。如若強認他是漢語寫作的自己人，繼承了傳統正朔，那便只好勉強說他是「不得禰先君」，遠適異鄉，自成一宗的「別子」了。儘管，我不肯定眼下的主流到底算不算是漢語書寫的嫡傳。
三
《紅樓夢》中的詩，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
《紅樓夢》裡的詩，是多少人解析過的題目，有人據此說曹雪芹詩藝平平，也有人說他詩才八斗。而木心這句斷語，也並非沒人講過，只是說不到這麼漂亮，這麼叫人服氣；「水草」，何等的譬喻，就這一句，便顯見識，便能穿透，正是所謂的「斷言」，無須論證，不求贊同，然而背後的識見，全出於其高超的「aesthetic quality」，令人欣賞，乃至嘆服。
這就是木心，也只有木心，才會大膽說出這樣透闢的句子。他的作品，好讀難懂，難懂易記，因為風格印記太過強烈了，每一句說，自有一股木心的標識，引人一字一字地讀下去，銘入腦海，有時立即記住了某一句，回頭細想，其實還沒懂得確切的意思：於是可堪咀嚼，可堪回味。
與《紅樓夢》中的詩不同，木心的斷語，取出水面，便即「兀自燃燒」起來。這一評價，本是劉紹銘教授形容張愛玲的名言。在我看來，現代中國文學史，木心是一位「金句」紛披的大家。但他的「火焰」，清涼溫潤，卻又凌厲峻拔，特別值得留意的是，他的一句句識見，有如冰山，陽光下的一角已經閃亮刺眼，未經道出的深意，深不可測。
四
本書的題目，叫做《文學回憶錄》，書裡的講述全部出自木心，然而這是陳丹青五年聽課的筆錄。很自然的，讀者會猜測，甚至追究：筆錄中的木心到底有多真實？又有多少帶著筆錄者的痕跡？不尋常的是，木心當初備有完整的講義，但他不以為用來講課的底本可以作為他的創作，因此，他在生前不贊成出版講義。自重自愛如木心，後人應當尊重他的意願。饒是如此，陳丹青出版筆記的用心，便如他所說，乃出於木心葬禮上眾多年輕讀者的懇求了。
但我們仍然面對著微妙的困境：木心不把講義視為他的文學作品，那麼，眼前這本《回憶錄》，還是他的書嗎？
熟悉歷史和文學史的讀者，應該明白，這個問題，是個「述」與「作」的問題，這個問題又古老，又經典。佛陀、孔子、蘇格拉底、耶穌，全都述而不作。他們的言論與教化全部出自後人門生的記錄。今人可以合理地追問：佛經裡的「如是我聞」，到底有多「如是」？「子曰」之後的句子，又是否真是孔子的原話？其中最著名的公案，當屬柏拉圖與蘇格拉底的關係。當年至少有十個跟隨蘇格拉底的學生記有「聽課筆錄」，唯獨柏拉圖《對話錄》影響最大，是今人瞭解蘇格拉底的權威來源。
好在木心既述又作，既作且述，生前便已出版全部創作。其風調思路，無須轉借陳丹青筆錄才能一窺全貌。這本《文學回憶錄》，無論敘述的語氣，還是遍佈全書的斷語、警句、妙談，坦白說，不可能出自木心之外的任何人。
在這部大書的前面，說了這些話，難免有看低讀者之嫌──木心從不看低讀者。倒是我所遇見的不少木心讀者，將自己看得太低。我至今遺憾沒有親見木心的機會，而他們崇敬木心，專門前去烏鎮探他，到了，竟又不敢趨前問候。想來他們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了。要不，便是自我太大。遇到高人，遂開始在乎起自己如何表現，如何水平，生怕人家瞧不上自己。
你看木心《文學回憶錄》，斬釘截鐵，不解釋、不道歉、不猶疑。他平視世界文學史上的巨擘大師，平視一切現在的與未來的讀者，於是自在自由，娓娓道出他的文學的回憶。
後記
陳丹青
二十三年前，一九八九年元月，木心先生在紐約為我們開講世界文學史。初起的設想，一年講完，結果整整講了五年。後期某課，木心笑說：這是一場「 文學的遠征」。
十八年前，一九九四年元月九日，木心講畢最後一課。那天是在我的寓所，散課後，他穿上黑大衣，戴上黑禮帽，我們送他下樓。步出客廳的一瞬，他回過頭來，定睛看了看十幾分鐘前據案講課的橡木桌。此後，直到木心逝世，他再沒出席過一次演講。
那桌子跟我回了北京，此刻我就在桌面上寫這篇後記。
另有一塊小黑板，專供木心課間書寫各國作家的名姓、生卒年、生僻字，還有各國的詩文，隨寫隨擦，五年間輾轉不同的聽課人家中。今年夏初，我照例回紐約侍奉母親，七月，母親逝世。喪事過後的一天，清理母親床邊的衣櫃──但凡至親亡故而面對滿目遺物的人，明白那是怎樣的心情──在昏暗壁角，我意外看見了那塊小小的黑板。
聽課五年，我所累積的筆記共有五本，多年來隨我幾度遷居，藏在不同寓所的書櫃裡，偶或看見，心想總要靜下心再讀一遍，倏忽近二十年過去了，竟從未複讀。唯一讀見的老友，是阿城，一九九一年，我曾借他當時寫就的三本筆錄。
木心開講後，則每次攤一冊大號筆記本，密密麻麻寫滿字，是他備課的講義。但我不記得他低頭頻頻看講義，只目灼灼看著眾人，徐緩地講，忽而笑了，說出滑稽的話來。當初宣布開課，他興匆匆地說，講義、筆記，將來都要出版。但我深知他哈姆雷特式的性格：日後幾次懇求他出版這份講義，他總輕蔑地說，那不是他的作品，不高興出。前幾年領了出版社主編去到烏鎮，重提此事，木心仍是不允。
先生的意思，我不違逆。但我確信我這份筆記自有價值：除了講課內容，木心率爾離題的大量妙語、趣談，我都忠實記錄：百分之百的精確，不敢保證，但只要木心在講話，我就記，有一回甚至記下了散課後眾人跟他在公園散步的談話。
去年歲闌，逾百位年輕讀者從各地趕來，永別木心。在烏鎮昭明書院的追思會上，大家懇請我公開這份筆錄，我當即應承了──當年講課時，木心常說將來怎樣，回國後又怎樣，那天瞧著滿屋子陌生青年的臉，戚戚然而眼巴巴，我忽然想：此刻不就是先生時時矚望的將來嗎？
今年春，諸事忙過，我從櫃子裡取出五本筆記，摞在床頭邊，深宵臨睡，一頁一頁讀下去，發呆、出神、失聲大笑，自己哭起來：我看見死去的木心躺在靈床上，又分明看見二十多年前大家圍著木心，聽他講課⋯⋯我們真有過漫漫五年的紐約聚會麼？瞧著滿紙木心講的話，是我的筆記，也像是他的遺物。
電子版錄入的工作，細緻而龐大。速記潦草，年輕編輯無法辨讀，我就自己做。或在紐約寓所的廚房，或在北京東城的畫室，朝夕錄入，為期逾半年。當年手記無法測知字數，待錄畢八十五講，點擊核查，逾四十萬字。為紀念木心逝世一周年，近日忙於編校、排版、配圖、弄封面，十二月必須進廠付印了：眼前的電子版不再是那疊經年封存的筆記，而是木心讀者期待的書稿──「九泉之下」這類話，我從不相信的，而人的自欺，不過如此。喂，木心，恕我不能經你過目而首肯了，記得你當年的長篇大論嗎？年底將要變成厚厚的書。
＊
現在可以交代這場「文學遠征」的緣起和過程了。
一九八二年秋，我在紐約認識了木心，第二年即與他密集過往，劇談痛聊：文學課裡的許多意思，他那時就頻頻說起。我原本無學，直聽得不知如何是好。我不願獨享著這份奇緣，未久，便陸續帶著我所認識的藝術家，走去見木心──八十年代，紐約地面的大陸同行極有限，各人的茫然寂寞，自不待說──當然，很快，眾皆驚異，不知如何是好了。
自一九八三到一九八九年，也是木心恢復寫作、持續出書的時期。大家與他相熟後，手裡都有木心的書。逢年過節，或借個什麼由頭，我們通宵達旦聽他聊，或三五人，或七八人，窗外晨光熹微，座中有昏沉睡去的，有勉力強撐的，唯年事最高的木心，精神矍鑠。
木心在大陸時，與體制內晚生幾無來往，稍事交接後，他曾驚訝地說：「原來你們什麼都不知道啊！」這樣子，過了幾年，終於有章學林、李全武二位，糾纏木心，請他正式開課講文藝，勿使珍貴的識見虛擲了。此外，眾人另有心意：那些年木心尚未售畫，生活全賴稿費，大家是想借了聽課而交付若干費用，或使老人約略多點收益。「這樣子算什麼呢？」木心在電話裡對我說，但他終於同意，並認真準備起來。
勸請最力而全程操辦的熱心人，是李全武。他和木心長期協調講課事項，轉達師生間的種種信息，改期、復課、每課轉往誰家，悉數由他逐一通知，持續聽課或臨時聽課者的交費，也是他負責收取，轉至木心，五年間，我們都稱他「校長」。
事情的詳細，不很記得了。總之，一九八九年元月十五日，眾人假四川畫家高小華家聚會，算是課程的啟動。那天滿室譁然，很久才靜下來。木心，淺色西裝，笑盈盈坐在靠牆的沙發，那年他六十二歲，鬢髮尚未斑白，顯得很年輕──講課的方式商定如下：地點，每位聽課人輪流提供自家客廳；時間，寒暑期各人忙，春秋上課；課時，每次講四小時，每課間隔兩週，若因事告假者達三五人，即延後、改期，一二人缺席，照常上課。
開課後，漸漸發現或一專題，一下午講不完。單是《聖經》就去兩個月，共講四課。上古中古文學史講畢，已逾一年，愈近現代，則內容愈多。原計畫講到十九世紀收束，應我們叫喚，木心遂添講二十世紀流派紛繁的文學，其中，僅存在主義便講了五課。
那些年，眾生多少是在異國謀飯的生熟尷尬中，不免分身於雜事，課程改期，不在少數，既經延宕，則跨寒暑而就春秋，忽忽經年，此即「文學遠征」至於跋涉五年之久的緣故吧。到了最後一兩年，這奇怪的小團體已然彼此混得太熟，每次相聚有如小小的派對，不免多了課外的閒聊，我的所記，則仍是木心的講課。
＊
以下追蹤記憶，由年齡順序排列，大致是全程到課、長期聽課的學員名單：
金高（油畫家）、王濟達（雕塑家），五十年代中央美院畢業，一九八三年來美。
章學林（版畫家），六十年代浙江美院畢業，一九八○年來美。
薄茵萍、丁雅容，來自臺灣的女畫家，一九七七年來美。
陳丹青、黃素寧（國畫家），一九八○年中央美院畢業，一九八二年來美。
曹立偉（油畫家）、李菁，一九八二年中央美院畢業，一九八六年來美。
李全武（油畫家），一九八四年中央美院畢業，一九八五年來美。
殷梅（舞者、編舞家），來美年份不詳。
黃秋虹，廣東女畫家，一九八○年來美。
陳捷明，廣東畫家，一九八○年來美。
李和，不詳。
其中，殷梅由全武介紹而來，黃秋虹、陳捷明，由別人介紹木心認識。五年間，因呼朋喚友而聽過幾課、不復再來，或中後期聽說而加入的人，也頗不少。我所熟悉的是上海畫家李斌，南京畫家劉丹、錢大經、薛建新，北京人薛蠻子、胡小平夫婦。兩位木心的舊識：上海畫家夏葆元（「文革」前與木心同一單位）、上海留學生胡澄華（其父是木心的老友），也來聽過課，久暫不一。人數最多的一次是講唐詩，也在我的寓所，來三十多人，椅子不夠，不記得終於是怎樣安排落座的。
這是一份奇怪的組合：聽課人幾乎全是畫家，沒有跡象表明有誰聽過文學史，或職志於文學，課中說及的各國作家與作品，十之六七，我們都不知道──木心完全不在乎這些。他與人初識接談，從不問起學歷和身分。奇怪，對著這些不相干的臉，他只顧興味油然地講，其狀貌，活像談論什麼好吃透頂的菜肴。我猜他不會天真到以為眾生的程度與之相當，但他似乎相信每個人果然像他一樣，摯愛文學。
木心講課沒有腔調──不像是講課，渾如聊天，而他的聊天，清晰平正，有如講課──他語速平緩，從不高聲說話，說及要緊的意思，字字用了略微加重的語氣，如宣讀早經寫就的文句。錄入筆記的這半年，本能地，我在紙頁間聽到他低啞蒼老的嗓音。不止十次，我記得，他在某句話戛然停頓，凝著老人的表情，好幾秒鐘，呆呆看著我們。
這時，我知道，他動了感情，竭力克制著，等自己平息。
講課與聊天究竟不同。自上世紀五十年代木心在上海高橋做過幾年中學老師，此後數十年再沒教過書──起初幾堂課，談希臘羅馬、談《詩經》，他可能有點生疏而過於鄭重了，時或在讀解故事或長句中結巴、絆住，後來他說，頭幾課講完，透不過氣來──兩三課後，他恢復了平素聊天的閒適而鬆動，愈講到後來，愈是收放自如。
我的筆記，初起也頗倉促，總要三四課後這才找回畫速寫的快捷，同其時，與木心的講述，兩皆順暢了──好在木心說話向來要言不煩，再大的公案、史說、是非、糾葛，由他說來，三言兩語，驚人地簡單。
而筆錄之際最令我感到興味的瞬間，是他臨場的戲談。
木心的異能，即在隨時離題：他說卡夫卡苦命、肺癆、愛焚稿，該把林黛玉介紹給卡夫卡；他說西蒙種葡萄養寫作，昔年陶潛要是不就菊花而改種葡萄，那該多好！在木心那裡，切題、切題、再切題，便是這些如敘家常的離題話。待我們聞聲哄笑，他得意了，假裝無所謂的樣子──且慢，他在哄笑中又起念頭，果然，再來一句，又來一句──隨即收回目光，接著往下說。
如今座談流行的錄音、攝像，那時既沒有器具，木心也不讓做。他以為講課便是講課。五年期間，我們沒有一張課堂的照片，也無法留存一份錄音。
「結業」派對，是「李校長」安排在女鋼琴家孫韻寓所。應木心所囑，我們穿了正裝，分別與他合影。孫韻母女聯袂彈奏了莫札特第二十三號鋼琴協奏曲。阿城特意從洛杉磯自費趕來，扛了專業的機器，全程錄像。席間，眾人先後感言，說些什麼，此刻全忘了，只記得黃秋虹才剛開口，淚流滿面。
木心，如五年前宣布開課時那樣，矜矜淺笑，像個遠房老親戚，安靜地坐著，那年他六十七歲了。就我所知，那也是他與全體聽課生最後一次聚會。他的發言的開頭，引梵樂希的詩。每當他借述西人的文句，我總覺得是他自己所寫，脫口而出：
你終於閃耀著了麼？我旅途的終點。
＊
八、九十年代之交，國中大學的文學史課程，早經恢復。文學專業的碩博士，不知用的什麼講義，怎樣地講，由誰講──我們當年這樣地胡鬧一場，回想起來，近於荒謬的境界：沒有註冊，沒有教室，沒有課本，沒有考試與證書，更沒有贊助與課題費，不過是在紐約市皇后區、曼哈頓區、布魯克林區的不同寓所中，團團坐攏來，聽木心神聊。
木心也從未修過文學課。講畢唐詩一節，他送當時在座每位學員一首七絕，將各人的名字嵌入末句，這次錄入，我注意到他也給自己寫了一首：
東來紫氣已遲遲，群公有師我無師。
一夕絳帳風飄去，木鐸含心終不知。
木心所參考的鄭振鐸《文學大綱》，最早出版於上世紀二十年代，想必是少年木心的啟蒙讀物之一。前年得到這兩冊大書的新版，全書體例與部分資料，大致為木心所借取，我翻了幾頁，讀不下去。「可憐啊，你們讀書太少。」暮年木心又一次喃喃對我說。那時他已耳背，我大叫：「都聽你講過了呀！」 他一愣，怔怔地看我。
聽課五年，固然免除了我的蒙昧，但我從此愚妄而惰怠。說來造孽：木心所標舉的偉大作品：古希臘，《聖經》，先秦諸子，莎士比亞，尼采，拜倫，紀德⋯⋯二十多年過去，我一行也不曾拜讀。年來字字錄入這份筆記，我不再將之看做「世界文學史」，誠如木心所說，這是他自己的「文學回憶錄」，是一部「荒誕小說」。眼下全書付印在即，想了很久，以我難以挽回的荒率，無能給予評價。實在說，這是我能評價的書嗎？
如今我也接近木心開課時的歲數，當年愚昧，尚於講課中的若干信息，惘然不察，現在或可寫出來，就教於方家，也提醒年輕的讀者──
上世紀三十年代末，抗戰初期，十三、四歲的木心躲在烏鎮，幾乎讀遍當時所能到手的書，其中，不但有希臘羅馬的史詩、神話，近代以來的歐陸經典，還包括印度、波斯、阿拉伯、日本的文學。鄭本《文學大綱》所列舉的龐大作者群，當年不可能全有漢譯本，木心也不可能全都讀過，他誠實地說，哪位只是聽說，哪本沒有讀過，但他多次感慨：「那時的翻譯家做了好多事情哩。」最近承深圳的南兆旭、高小龍二位提供數百冊私藏民國舊書，供我選擇配圖，雖難測知其中哪些曾是木心昔年的讀本，但他的閱讀記憶，正是一部民國出版史的私人旁證。
講述《聖經》時，木心念及早歲與他頻繁通信的十五歲湖州女孩，使我們知道早在四十年代的浙江小城，竟有如此真摯而程度甚深的少年信徒，小小年紀，彼此辯說新舊約的文學性。提到《易經》，他說夏夜乘涼時教他背誦《易經》口訣的人，是她母親，抗戰逃難中，這位母親還曾給兒子講述杜甫的詩，這在今日的鄉鎮，豈可思議。他憶及家中僕傭對《七俠五義》之類的熱中，尤令我神旺，他的叔兄長輩居然日日去聽說書，此也勾連了我的幼年記憶：五、六十年代，滬上弄堂間尚且隱著簡陋的說書場所⋯⋯這一切，今已蕩然無存，而木心的記憶，正是一份民國青年的閱讀史。
這份閱讀史，在世界範圍也翻了過去。木心的生與長，適在同期步入印刷時代與新文化運動的民國，他這代人對文學的熱忱與虔敬，相當十五至十九世紀的歐洲人，電子傳媒時代的芸芸晚生，恐怕不易理解這樣一種文學閱讀的赤子之情了。
以上，是木心生涯的上半時，下半時呢？
自一九四九年到「文革」結束，近三十年，歐美文學的譯介幾乎中止，其間，值木心盛年，惟以早歲的閱讀與文學相濡以沫（他因此對五十年代專事俄羅斯文學的推介，甚表好意）。講課中一再提及的音樂家李夢熊先生，也是此等活寶：他倆聽說喬伊斯與卡夫卡，但「文革」前夕的大陸，哪裡讀得到。而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們就知悉歐洲出現意識流、意象主義、存在主義等等新潮，之後，對鐵幕外的文學景觀該是怎樣的渴念。浩劫後期，戰後文學如「黑色幽默」與「垮掉的一代」，曾有內部譯本（如《第二十二條軍規》），他們當然不會放過，總之，就我所知，五、六十年代，各都市，尤其京滬，尚有完全在學院與作協系統之外，嗜書如命、精賞文學的書生。而木心出國前大量私下寫作的自我想像、自我期許，竟是遙不可及的西方現代主義。
「文革」初，木心早期作品被抄沒。「文革」後，大陸的地下文學與先鋒詩，陸續見光，漸漸組入共和國文學史話。現在，這本書揭示了更為隱蔽的角落：整整六十多年目所能及的文學檔案中──不論官方還是在野──仍有逍遙漏網的人。
漫長，徹底，與世隔絕，大陸時期的木心沒有任何舉動試圖見光。到紐約後，帶著不知饜足的文學的貪婪，他在恢復寫作的同時，靠臺灣版譯本找回被阻隔的現代文學圖景，與他早年的閱讀相銜接。久居紐約的港臺文人對他與世界文學的不隔，咸表驚異，他們無法想像木心與李夢熊在封鎖年代的文學苦談──「出來了，我才真正成熟」，木心如是說──私下，我完全不是可以和他對話的人，他幾次歎息，說，你們的學問談吐哪裡及得上當年李夢熊。但木心要說話，要以他所能把握的文學世界，印證自己的成熟，不得已，乃將我們這群人權且當做可以聆聽的學生。
多少民國書籍與讀者，湮滅了。木心的一生，密集伴隨愈演愈烈的文化斷層。他不肯斷，而居然不曾斷，這就是本書潛藏的背景：在累累斷層之間、之外、之後，木心始終將自己盡可能置於世界性的文學景觀，倘若不是出走，這頑強而持久的掙扎，幾幾乎瀕於徒勞。
＊
一個在八十年代出道的文學家，能否設想木心的歷程？一個研修文史專科的學者，又會如何看待這份文本？木心不肯放過文學，劫難也不曾放過他，但我不知道他怎樣實踐了尼采的那句話：
在自己的身上，克服這個時代。
固然，尼采另有所指，尼采也不可能知道這句話在二十世紀的中國語境──在這大語境中，木心怎樣營造並守護他個人的語境？去年秋，木心昏迷的前兩個月，貝聿銘的弟子去到烏鎮，與他商議如何設計他的美術館。木心笑說：
貝先生一生的各個階段，都是對的；我一生的各個階段，全是錯的。
這不是反諷，而是實話，因為實話，有甚於反諷──講課中，他說及這樣的細節：五十年代末，國慶十周年夜，他躲在家偷學意識流寫作（時年三十二歲）；六十年代「文革」前夕，他與李夢熊徹夜談論葉慈、艾略特、史賓格勒、普魯斯特、阿赫瑪托娃；七十年代他被單獨囚禁時，偷偷書寫文學手稿，我親眼看過，驚怵不已：正反面全都寫滿，字跡小如米粒；八十年代末，木心年逾花甲，生存焦慮遠甚於流落異國的壯年人，可他講了五年文學課──我們交付的那點可憐的學費啊──九十年代，他承諾了自己青年時代的妄想，滿心狂喜，寫成《詩經演》（編按：即《會吾中》，一九九八年五月版。後改稱《詩經演》。）三百多首；新世紀，每回走去看他，他總引我到小陽臺桌邊，給我看那些毫無用處的新寫的詩。
在與筆記再度相處的半年，我時時湧起當初即曾抱有的羞慚和驚異，不，不只於此，是一種令我畏懼到至於輕微厭煩的心情：這個死不悔改的人。他摯愛文學到了罪孽的地步，一如他罪孽般與世隔絕。這本書，佈滿他始終不渝的名姓，而他如數家珍的文學聖家族，完全不知道怎樣持久地影響了這個人。
中國文學史、西洋文學史，魏晉或唐宋文學、伊麗莎白或路易王朝文學，各有專家。其他國家所修的世界文學史又是怎樣講法呢？當年鄭振鐸編撰《文學大綱》，想必也多所參照了外國的寫本。迄今，我沒有讀過一本文學史，除了聽木心閒聊。若非年輕讀者的懇求，這五冊筆記不知幾時才會翻出來；其實，每次瞧見這疊本子，我都會想：總有一天，我要讓許多人讀到。
或曰：這份筆記是否準確記錄了木心的講說？悉聽尊便。或曰：木心的史說是否有錯？我願高聲說：我不知道，我不在乎！或曰：木心的觀點是否獨斷而狂妄？嗚呼！這就是我保有這份筆錄的無上驕傲──我分明看著他說，他愛先秦典籍，只為諸子的文學才華；他以為今日所有偽君子身上，仍然活著孔丘；他想對他愛敬的尼采說：從哲學跑出來吧；他激賞拜倫、雪萊、海涅，卻說他們其實不太會作詩；他說托爾斯泰可惜「頭腦不行」，但講到托翁墳頭不設十字架，不設墓碑，忽而語音低弱了，顫聲說：「偉大！」而談及沙特的葬禮，木心臉色一正，引尼采的話：唯有戲子才能喚起群眾巨大的興奮。
我真想知道，有誰，這樣地，評說文學家。我因此很想知道，其他國家，誰曾如此這般，講過文學史──我多麼盼望各國文學家都來聽聽木心如何說起他們。他們不知道，這個人，不斷不斷與他們對話、商量、發出詰問、處處辯難，又一再一再，讚美他們，以一個中國老人的狡黠而體恤，洞悉他們的隱衷，或者，說他們的壞話。真的，這本書，不是世界文學史，而是，那麼多那麼多文學家，漸次圍攏，照亮了那個照亮他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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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課完結後，一九九四年早春，木心回到遠別十二年的大陸，前後四十天，期間，獨自潛回烏鎮，那年他離開故鄉將近五十年了。回紐約後，又兩年，他搬離距我家較近的寓所，由黃秋虹安排遷往皇后區一處寬敞的公寓，在那裡住了十年。到了七十九歲那年，二○○六年九月，我陪他回國，扶他坐上機場的輪椅，走向海關。黃秋虹，泣不成聲，和年逾花甲的章學林跟在後面：自我二○○○年回國後，就剩他倆就近照看木心。
同年春，聽課生中年齡最大的金高女士，逝世了。其他學員早經星散，很少聯絡了。之後，每年春秋我回紐約侍母，走在街上，念及木心經已歸國。去年木心死，我瞧著當年眾人出沒的街區，心情有異──今夏侍奉母親，黃昏散步，我曾幾次走到木心舊寓前，站一站。門前的那棵樹，今已亭亭如蓋，通往門首的小階梯磚垛，放滿陌生租客的盆栽。這寓所的完整地址是：
25-24A, 82 Street Jackson Heights, NY 11372.
（中譯：紐約市，傑克遜高地，八十二街，郵編一一三七二）
木心講課時，還給眾生留下這裡的電話：七一八─五二六─一三五七。
如今不能上前叩門了。木心在時，書桌周圍滿是花草，臥室的小小書櫃旁豎一枚樂譜架，架上攤著舊版的蘇東坡字帖──在我見過的文人中，木心存書最少最少──自一九九○到一九九六年，文學課講義、蓄謀已久的《詩經演》，都在這裡寫成。凡添寫幾首詩經體新作，他會約我去北方大道南側一張長椅上見面，攤開我根本看不懂的詩稿，風寒街闊，喜孜孜問我：味道如何？
講課中，他兩次提到與他相熟的街頭松鼠，還有寓所北牆密匝匝的爬牆虎：「它們沒有眼睛哎！爬過去，爬過去！」每與我說起，木心嘖嘖稱奇。忽一日，房主未經告知，全部拔去了，他如臨大事，走來找我，狠狠瞪大眼睛：
「那是強暴啊！丹青，我當天就想搬走！」
木心絕少訴說自己的生活。五年講課間，難得地，他說出早歲直到晚年的零星經歷，包括押送與囚禁的片刻。他說，和朋友講課，可以說說「私房話」。本書編排時，我特意在每講之前排幾行摘錄，並非意在所謂「關鍵詞」，而多取木心談及自己的略略數語，俾使讀者走近他（編按：繁體版的摘錄另擇引述）：經已出版的木心著作，刻意隱退作者，我相信，這本書呈現了另一個木心。
有次上課，大家等著木心，太陽好極了。他進門就說，一路走來，覺得什麼都可原諒，但不知原諒什麼。那天回家後，他寫成下面這首「原諒」詩，題曰〈杰克遜高地〉：
五月將盡
連日強光普照
一路一路樹蔭
呆滯到傍晚
紅胸鳥在電線上囀鳴
天色舒齊地暗下來
那是慢慢地，很慢
綠葉藂間的白屋
夕陽射亮玻璃
草坪濕透，還在灑
藍紫鳶尾花一味夢幻
都相約暗下，暗下
清晰 和藹 委婉
不知原諒什麼
誠覺世事盡可原諒
選這首詩，因為木心、金高、全武、立偉、我，均曾是杰克遜高地的居民，當年輾轉各家的上課地點，多半散在那片區域：二十年前，木心這樣地走著，看著，「一路一路樹蔭」，其時正在前來講課的途中；下課了，他走回家，「天色舒齊地暗下來」。木心的所有詩文，隻字不提這件事，紐約市、杰克遜高地，也從不知道一小群中國人曾在這裡聽講世界文學課。如今木心死了，母親死了，金高死了，此後我不會每年去到那裡──「不知原諒什麼，誠覺世事盡可原諒」。現在，惟願先生原諒我擅自公開了聽課筆記，做成這本大書。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日寫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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