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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裁者的進化:收編、分化、假民主

獨裁者的進化:收編、分化、假民主

The Dictator’s Learning Curve: Inside the Global Battle for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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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我上大學之後第一次聽到二二八事件,我那個藍藍藍天就忽地塌下來了。」——一個脫藍者的告白

    文/黃秀如2015年06月11日

    文╱黃秀如 民國64年4月16日,早上去了學校,但是那一天沒有上課。老師發給我們每個人黑色臂章,要別在左臂上。然後全校師生列隊,走出開封街校門,在面對中華商場的中華路上等待。等什麼呢?等「民族救星」蔣公的靈柩從我們前面經過。中華路上萬頭鑽動,那時候我還不認識「動員」這兩個字。蔣公還沒 more
  • 【閱讀解密】小眾中的大眾之閱讀觀察報告

    文/黃秀如2015年04月23日

    在2015年的春天回想一年多來發生的事,好像有十年那麼長的感覺。幾年前還被譏諷為「草莓族」的年輕人,短短幾個月之間變身成為最大聲的正義代言人,發起白衫軍運動、太陽花運動,結合迸發的社會力量,徹底翻轉去年年底的九合一大選。這股憤怒、激昂、我有話要說、我有事要做的情緒,也擴散感染了出版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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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在獨裁者與民主陣營的戰爭中,阿拉伯之春令人為之一振。埃及、突尼西亞與葉門的暴君都被趕下台。但阿拉伯世界只是第一戰 線。從委內瑞拉到中國,從蘇聯到馬來西亞,從到緬甸到伊朗,這麼多國家的極權政權還是極力鞏固權力,並設法面對最難預料與最大的威脅──人民。

   今日的極權政權領導者與二十世紀的獨裁者不同,不像北韓那樣完全凍結在時光裡,還繼續用勞改營、暴力、洗腦的手段控制人民。新興的極權國家,如中國、俄 羅斯、委內瑞拉、伊朗,它不會變成警察國家,反而給人民許多表面與程序上的自由,並滲透這些自由。在經濟上,新的獨裁者更聰明,不再封閉守貧,切斷與世界 的聯繫。他懂得從全球體系獲得資源,卻不會失去自己的統治權。

  雖然獨裁者越來越靈活,反抗者的花招也越來越多。獨裁者現在要對付的人可多了:慈善家、學者、部落客、NGO與學生團體。這些人現在都有能力在片刻間透過網路將訊息傳出,比如伊朗的綠色革命甚至被稱為「Twitter革命」。

  在世界各地,獨裁者與反抗者的戰爭正要開打。這是貓與老鼠的戰爭,兩邊都展現高超的鬥志,都在磨練戰力。它是我們這時代的戰爭。道布森以他最具創見的報導、最聰慧的分析,為我們揭開今日獨裁政權的內部運作,帶我們前往自由之戰的前線。

名人推薦

  本書給人希望,卻不過度樂觀。──《大西洋周刊》(The Atlantic)年度選書

  解析現代極權主義的本質。──《古拉格》作者艾波邦(Anne Applebaum)

  結合歷史家的判斷與記者的細膩觀察,指出眾人所忽略的方向──。《後美國世界》作者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

  本書明白指出,挑戰獨裁政權已成為跨國通力協助的運動,但每個地區的方式都獨樹一格。──《大西洋月刊》特派員法洛斯(James Fallows)

  作者提出新的視角與詞彙,幫助我們了解現代極權主義。想要知道這波全球革命的浪潮,本書不可或缺。──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史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道布森


  一九七三年生於紐約,畢業於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目 前為網路雜誌《Slate》政治與外交版的編輯。曾任《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新聞周刊》(Newsweek International)、《外交雜誌》(Foreign Policy)的編輯。文章散見於《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

  在阿拉伯之春的運動高峰時,他接受《華盛頓郵報》委託前往當地,第一手採訪現場實況。《獨裁者的進化》是道布森的第一本著作,《外交事務》、《大西洋周刊》等重量政經雜誌皆選為2012年度選書。

譯者簡介

謝惟敏


  筆名台灣懸鉤子,台灣花蓮人。台大歷史學士、多倫多大學歷史碩士。現旅英從事翻譯工作。譯有《龍在雪域》、《遮蔽的圖伯特》。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沙皇
第二章    國家的眼中釘
第三章    總司令
第四章    反對黨
第五章    年輕人
第六章    法老王
第七章    專業人士
第八章    技術官僚

後記
感謝詞
注釋
 

 

前言

  華盛頓特區賓夕法尼亞大道盡頭,彼得‧艾克曼(Peter Ackerman)坐在寬敞、兩面有大窗的角落辦公室裡,他坐的位置,剛好可以俯看世界銀行。六十四歲的艾克曼是精品投資公司──岩港資本有限公司(Rockport Capital Incorporated)的總經理。一個晴朗的八月下午,他用Powerpoint向我作簡報,大談「風險收益」。然而他所顯示的圖表,跟投資、紅利與財經都沒有關係,他所談的是推翻獨裁者的最佳方法。

  二十五年前的艾克曼不像個諮詢專家,會忠告別人如何對付世界最殘暴的政權。當年的他忙著在華爾街賺大錢,還是垃圾債券大王麥可‧米爾肯(Micahel Milken)的得力助手。一九八八年,艾克曼負責幫忙槓桿收購雷諾納貝斯克公司,成交值為兩百五十億美金,他自己賺了一億六千五百萬的佣金。米爾肯後來因為內線交易坐牢,艾克曼則繳了八千萬美金的罰金免除牢獄之災,得以保留五億美金的資產。

  現在,他大部分的資產都流入各種管道,專事推翻全球專制政權。二○○二年,艾克曼創立了「非暴力衝突國際中心」,籌辦研討會、工作坊、訓練課程,主題是如何用非暴力策略與技巧成功地推翻暴政。埃及、伊朗、俄國、委內瑞拉、辛巴威以及其他十幾個國家的運動人士都跟艾克曼都很熟,某些人甚至遠道前來,拜訪他在華府霧谷區(Foggy Bottom)的頂樓辦公室。另外一些人則參加他在海外數個國家首府設立的工作坊。

  還有一些人看過他拍的影片,最多人看的一部叫作《推翻獨裁者》(Bringing Down a Dictator),內容是塞爾維亞青年在二○○○年十月讓南斯拉夫總統米洛塞維奇下台的故事,這部影片曾經獲得美國公共電視台最佳電視紀錄片之皮巴底獎(Peabody Award),還被翻譯成阿拉伯語、波斯語、北京話、越南話與其他七種語言。

  喬治亞人普遍認為它對喬治亞二○○三年所發生的「玫瑰革命」很有啟發:喬治亞人在該次和平的民主反抗之中,成功地迫使共產黨總統謝瓦納茲(Eduard Shevardnadze)辭職下台。二○○六年,艾克曼開始投入電玩市場:開發電腦遊戲《一種更強大的力量》(A Force More Powerful),讓反對人士可以在虛擬世界裡練習各種推翻獨裁者策略。

  他還想辦法將數千份光碟偷偷送進世界上最專制的國家裡。二○一○年他又推出該遊戲的升級版,稱之為《人民力量》(People Power)。他說:「我花了數百萬美元改良這個遊戲,這是我做過最具顛覆性的事。」我問他為什麼把打倒暴君當作一生的志業,他看著我說:「我做的只是物流業,只是滿足客戶的需求,如此而已。」他其實還可以再加一句,生意好得很。

  今日,要當一個獨裁者並不容易。沒多久以前,獨裁者──不論是民族主義軍頭、革命英雄或共產黨黨棍──往往會利用武力鎮壓,讓人民不敢輕舉妄動。史達林把千萬人送進古拉格。毛澤東則針對知識分子、走資派、以及任何在他心目中不夠「紅」的人,發動大規模的整風運動。

  之後他還發起大躍進,在短短幾年之內就餓死三千五百萬人。烏干達獨裁者伊迪‧阿敏的政權殺死了五十萬人。在三年之中,大約兩百萬柬埔寨人死於波布的殺戳戰場。一九八二年二月,敘利亞的哈菲茲‧阿薩德(Hofez Assad)鎮壓了哈馬市(Hama)的市民起義,他以攻擊直昇機以及重砲武器包圍該城市,而他的軍隊進城後,即挨家挨戶入侵民宅,到了二月結束之前,已造成兩萬五千名敘利亞人死亡。

  獨裁者仍然有犯下滔天大罪的能力。然而,今日的暴君比起過去遇到更多抵抗的力量。冷戰結束以後,許多獨裁者失去了主要的支持者及金主蘇聯。一夜之間,民運組織遍地開花,另有西方的專業人士、人權運動人士以及選舉觀察者蓄勢待發,準備揭發違背人權、貪汙腐化、選舉舞弊等情事。二十年前,當坦克車開進天安門廣場時,北京的領導人只須注意廣場上是否出現攝影鏡頭的反光,在宣布戒嚴以後立刻把CNN的插頭拔掉,讓畫面播不出去即可。這樣的好事已經沒有了。二○○六年,一群歐洲的登山客在喜馬拉雅山區高達一萬九千英呎的山隘口,拍攝了中國軍人射殺圖伯特僧人、女子、小孩的影片,它很快就出現在YouTube上面,國際人權團體立即對中國射殺難民做出譴責。

  二○一一年,敘利亞禁止所有外國記者報導國內反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ssad,即哈菲茲‧阿薩德之子)政府的人民起義事件。沒關係,當政府的狙擊手射殺和平示威者、送葬行列成為槍擊對象時,敘利亞異議人士也在網路上張貼政府殘暴鎮壓的驚悚畫面。今日,全球的獨裁者不能再夢想他們的惡行永遠不為人知,只要他們下令鎮壓──即使是遠在喜馬拉雅的高山隘口──都有可能被iPhone拍下來,立即傳播到世界各地去。專制獨裁的代價沒有比現在更為高昂了。

  其實早在網路、推特流行,甚至蘇聯解體之前,獨裁者的運氣就開始走下坡了。他們的苦難是一九七四年在葡萄牙開始的。更精確地說,是四月二十五日中午十二點二十五分,里斯本一家廣播電台播放了〈黑色小鎮格蘭多拉〉(Grandola, Vila Morena),向葡萄牙軍隊打暗號,示意政變開始。第二天,葡萄牙的獨裁者馬爾塞洛‧卡丹奴(Marcello Caetano)就被放逐了。根據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教授的看法,那一天所釋放出來的政治力量,就是全球民主浪潮的濫殤,接下來的數十年間,威權政體紛紛倒台。

  緊接著葡萄牙之後,南歐一連串右翼的獨裁者開始垮台。接下來,輪到拉丁美洲的軍頭以及東亞威權統治者,每一個都讓外界感到驚異,然而一九八九年東歐共黨國家的垮台,更使人跌破眼鏡。一九七四年,全世界只有四十一個民主國家,到了一九九一年蘇聯也倒台的時候,民主的政府的數量已經躍升到七十六了。

  而那只是民主蓬勃年代的第一章而已。非洲很快就出現了十來個新民主國家。印尼與墨西哥等主要國家也發生了重大的民主轉型。一九九八年,美國在全世界超過一百個國家設立了促進民主轉型的機構。二○○○年塞爾維亞發生革命,讓民主國家的欄位裡又多出一個新成員。二○○三年喬治亞、二○○四年烏克蘭、二○○五年吉爾吉斯等國所發生的「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s),象徵了自由對抗獨裁的高潮。到了二○○五年,全世界的民主國家總數,比起葡萄牙的年輕軍官聽到廣播電台播放那首號召起義的歌曲時,已經增長了三倍以上。

  然而好景不常。民主浪潮達到最高峰之後,世界上最令人不敢恭維的政權──獨裁者、暴君以及專制政府等等──也不甘示弱捲土重來了。根據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統計,接下來的五年,世界各地的政治自由開始一蹶不振。自由之家創立四十年來專門評估自由趨勢,他們認為這五年乃是政治權利以及公民自由最長的連續低迷期。

  亞洲多國發生軍事政變,民主政府被推翻,另一方面,民粹的威權體制在南美洲站穩了腳跟。即使是新取得成功的喬治亞、烏克蘭以及吉爾吉斯,原來的成就似乎也土崩瓦解。到了二○一○年,民主國家的數量降到一九九五年以來的最低點。若以較長遠的眼光來看,被標識為「自由」的國家,其比例已經十多年都保持不變,固定在百分之四十六。杭廷頓的民主浪潮似乎已經壽終正寢。

  問題不在民主本身。如同阿拉伯之春於二○一一年提醒眾人,即使全球面臨經濟不景氣,政治以及經濟自由的理想還是不失其重要性。各地方的人依然憧憬自由。改變的,是獨裁的「性質」。今日的獨裁者以及威權統治者,已經比從前精明老練靈活太多了。壓力漸大的時候,最聰明的獨裁者不再把自己的國家變成警察國家,也不再鎖國了;相反地,他們學習而且適應新情勢。民主的進逼迫使數十個專制政府不得不從事新實驗、使用有創意及狡詐的伎倆。現代的獨裁者練就了繼續掌權的新技巧、方法、模式,把獨裁制度帶入新世紀。

  今日的獨裁者知道,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裡,較為殘暴的威嚇方式──大規模逮捕、行刑隊、血腥鎮壓──最好以較柔性的強迫方式取代。今日最有效率的獨夫不再強行逮捕人權團體成員,而是派出稅吏或者衛生局官員讓反對團體關門大吉。政府把法律寫得很寬鬆,但遇上它們視為有威脅性的團體時,運用起來卻像手術刀一樣精確。(委內瑞拉的一個異議分子開玩笑說,烏戈‧查維茲(Hugo Chavez)總統的座右銘是:「我的朋友,榮華富貴;我的敵人,法律伺候。」)今日的獨裁者不再關閉所有的媒體,而是保留一些小型的言路──通常是報紙──民眾雖有討論空間,卻是有局限的。

  今日的獨裁者在演講時,三不五時提起自由、正義以及法治,比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常常講到民主,還自稱是人民所選出來的領袖。這些人已經了解作表面功夫的重要性。二十世紀的時候,極權國家的領導人常常舉行選舉,然後聲稱自己高票當選。蘇俄的領導人總是宣稱他們獲得百分之九十九選票支持,這當然十分荒謬,事實上他們是以舞弊的方式贏得選舉。今日,克里姆林宮派出的選務人員作法不同,票箱達到七成滿的時候,他們就不再往裡面塞選票了。獨裁者已經了解到,最好是贏得一場表面上看起來有競爭的選舉,而非公然舞弊。

  我們總是以為獨裁政權好似恐龍──笨拙、愚蠢、動作遲緩的大怪物,彷彿蘇聯的末期,或者某個充滿不安全感的南美香蕉共和國。當然,一些老派而落伍的獨裁者確實步履蹣跚地來到了二十一世紀,如北朝鮮、土庫曼以及赤道幾內亞。然而他們所代表的是獨裁者的過去,他們並不想掩飾自己的真面目。在其他國家學著進化、改變甚至繁榮的時候,這些老派獨裁國家落得偏遠而落後的下場。沒有人想成為下一個北朝鮮。

  結果證明,極權主義只是二十世紀的一個現象。它是有史以來最充滿野心的非民主賭局,而且表現極差。目前只有北朝鮮還可能緊抱著極權主義不放,這是因為它持續發展核武,還有金正日願意讓自己的人民餓肚子。現代的獨裁者往往利用民主制度與威權政體之間的模糊空間,會想辦法讓人民滿足,贏得人民的支持。假如沒辦法讓人人高興,他們也可以透過恐嚇以及特定的威攝方法,讓異議人士無所適從。委內瑞拉的異議分子帕提達斯(Alvaro Partidas)告訴我:「我的父親老是說他寧可住在古巴那樣的獨裁國家,批評政府的話,他們就把你關在牢裡。現在他們透過不確定的感覺來控制人民。」

  遠遠看上去,世界上許多威權國家看起來好似民主國家,其憲法也有行政、司法以及立法等權力分立,但還是跟民主國家有重大差異:某些國家只有一個立法機構,而非雙層的上下議院制度,某些職位並不是選舉產生,而是由上級指派,而權力監督的程度也有異。然而這些威權國家的許多機構,其特徵──至少在紙上──看起來與最稀鬆平常的歐洲民主國家非常類似。

  拿俄羅斯為例。縱然普丁愈來愈像一個獨夫,他卻一直尊重俄國憲法;他的方法是遊走於俄羅斯政治系統的縫隙,透過一些表面看起來民主的管道進行中央集權。克里姆林宮要求國會選舉必須有最低得票率門檻(每個政黨必須至少獲得百分之七的選票),批評者抱怨這阻礙反對黨候選人進入國會,乃是違反民主的犬儒伎倆。它的確是。然而普丁指出一些正牌的民主國家,如波蘭、德國以及捷克共和國,也有類似的選舉制度。再比方說,查維茲總統提出,委內瑞拉各地的省長不再經由直選產生,而是由總統來指定區域的領導人。

  這又是另一個集中政治權力並且消除政敵的明顯伎倆。然而世界上一些民主國家也實行這種制度,例如波羅地海的愛沙尼亞以及立陶宛。重點是,這些措施本身單獨而論並非權力的濫用。現代威權政體的許多特色,單獨看起來與健全民主國家的制度似乎相差無幾,但只要改變其中某個環節,就可以創造很大的模糊空間。畢竟連美國民主的某些面向──例如選舉人團與聯邦準備理事會──都是不民主的。所以你必須仔細觀察威權政體的實際運作,還必須要直接接觸生活在其中的人。

  少有人比八十四歲的阿列西娃(Ludmilla Alexeeva)更清楚獨裁政權已經鳳凰蛻變了。她是最後幾位資深的人權鬥士,他們早從一九六○年代末期的布里茲涅夫(Leonid Ilyich Brezhnev)時代就開始反抗莫斯科。即使到現在,雖然年老體弱、必須靠人扶持才能走遠路,她仍然帶頭反抗,希望幫俄國人民爭取到集會自由。那天早上,我坐在她莫斯科的公寓裡,電話響個不停。她笑著說:「現代人對人權鬥士的需求很高,我們在本國很受歡迎。」她當年開始參與反抗運動的時候風險非常大,蘇聯的異議人士必須「準備犠牲生命,不然就是坐牢或者被關在精神病院」。「今天的話,他大概會被斷手斷腳或者謀殺。」過去政府的作法是直接抓人,之後就下落不明。今日的話,此人往往會發生車禍,或者在意外的攻擊事件之中受傷。

  蘇聯過去沒有明文保障公民權利,今日的俄羅斯已非如此。阿列西娃說:「俄羅斯的憲法跟任何西方國家的憲法一樣保障人民的自由與權利。然而實際上,真正被尊重的只有一種權利──旅行到國外的自由,離開的自由。」許多本來可能反對政府的人乾脆就離開了。在以前的蘇聯獨裁模式下,邊界要嚴密封鎖,現在的普丁俄羅斯威權系統卻開放邊界以及放寬護照條件,以此維持政權之不墜。世界也許已經改變了,然而爐火純青的獨裁者並沒有坐以待斃。世界一改變,舊規則一旦不適用,最有技巧的統治者也會跟著學習,變得更厲害了。

  獨裁制度之最高不可侵犯之原則,就是中央集權。以少數統治多數的這項原則,讓今日的威權政體越來越顯得格格不入,彷彿時代倒錯,因為在現代生活的每個層面,階級正在瓦解消弭。獨裁政體的中心守則,也顯得愈來愈過時。因此,在一個資訊爆炸以及邊界洞開的世界裡,要維繫威權政體於不墜,必須小心經營、反覆規劃並強化的各種人為計畫。對那些最惡名昭彰的國家來說,事情比較不複雜,他們只要築起高牆,把世界隔離在外,也許可以維繫政權幾年、甚或幾十年而不墜,然而他們也被自己築起的高牆關在裡面。

  比較複雜的是現代獨裁者,他們選擇與世界互動,而且願意面對龐大的壓力,而過去的獨裁者可能會選擇自我封閉。他們努力將法規跟迫害混在一起,不但從全球的政治系統中獲得好處,又不危及自己掌控權力。現代的威權政體有精心設計的結構,需要經常地修整與維護。其原因不只是抽象的現代化要求,而是因為獨裁者越來越靈活,另一方面,想要把他們推翻的人也一樣愈來愈聰明了。

 

詳細資料

  • ISBN:9789866723995
  • 叢書系列:左岸政治
  • 規格:平裝 / 416頁 / 25k正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第一章  沙皇

公元二○○○年一月一日,普丁對俄國人民許下了一個承諾。那天聽他講話的群眾,少有人對於俄國的近況感到滿意。蘇聯解體後的十年,俄羅斯陷入了重重經濟困境、危機以及不穩定。

早期的民主實驗似乎只培養出只會惡鬥的政治人物以及爭吵不休的眾多政黨,還讓民眾認為這些人全都貪汙(事實也差不多如此)。俄國人開始認為,他們雖然免於了共產主義荼毒,卻換來了腐化的民主系統及其虛假的承諾。

更糟的是,他們認為自己被騙了:他們遵偱著西方的民主模式,換來的只有痛苦,真正過上好日子的只有少數人,並以絕大多數人的犧牲為代價。雪上加霜的是,他們的國家本為世界強權,現在淪為不過爾爾的中等國家。

因此,普丁在新世紀肇始的第一天作出承諾,正是人心思變的時機。除了承諾經濟成長以及新氣象以外,還說他會帶來每個俄國人最需要的東西:「穩定、明確以及對未來的展望──不只是每個人自己的未來,還有下一代的未來──不只是一個月,而是數年以及數十年。」

對於過了十年毫無保障、被迫自力更生的俄羅斯人而言,這些話正是他們所渴望的安全與保障。普丁的願景是見到強大而有軔性的俄羅斯恢復其應有的強權地位。莫斯科將不再沉默。

雖然普丁當初並沒有詳細說明他要如何達成穩定,然而其計畫慢慢地露出真面目。普丁牌的威權主義特色為中央集權。過去俄羅斯的政壇太過四分五裂、眾聲喧譁,普丁將動手制服它。

俄羅斯將變得更加穩定、更可預期,因為它將由一個人以及這個人周圍的小圈子來統禦。這就是普丁與有些人稱之為「垂直權力」的東西:在所有俄羅斯的政治與經濟機構之中,克里姆林宮將不再只是各平等機構中順位第一的組織而已:它將成為所有機構的統禦者,是宰制與臣屬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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