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時代與主體建構：新世紀以來中國大眾文化研究

　　自2008年以來，在中國崛起與金融危機的雙重背景之中，誰才是定義中國「大眾文化」的社會主體？

　　新世紀之交，「新中產」及「農民工」這兩個社會主體，同時在中國大眾文化的書寫中被突顯：前者被認為是「橄欖型社會」的中堅力量以及民主化的推動者，而後者則是在社會想像中佔據邊緣位置的弱勢群體及「差異性」存在。如果說「新中產」是中國經濟崛起過程中的獲益階層，那麼農民工/新工人就是九Ｏ年代以來，支撐中國成為世界加工廠的廉價勞動力；前者以消費者的身份成為消費社會的「主人」，後者則隱藏在消費主義舞臺背後，是不可見的全球化時代的生產者。這兩個社會群體都是中國社會轉型和經濟改革中出現的「新人」，他們如何被突顯，又是如何佔據了各自舉足輕重的位置？

　　本書從多個在電視節目、雜誌、報紙上「火紅」的現象切入，深入探討大眾傳媒如何把「新中產」/「公民」想像為社會主體、把「農民工」等弱勢群體想像為被救助對象的意識形態，並從而論證新主流文化如何重塑自身的內在意涵。

本書特色

　　本書由多個大眾媒體的火紅現象切入，抽絲剝繭，深入地分析了這些在網路或電視上爆紅的人事物的成因與背景。

作者簡介

張慧瑜

　　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藝術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專長為中國電影史和大眾文化研究。著有《視覺現代性──20世紀中國的主體呈現）（人民出版社）、《影像書寫——大眾文化的社會觀察（2008-2012）》（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墓碑與記憶——革命歷史故事的償還與重建》（秀威出版）等專著。在《讀書》、《天涯》、《天下》、《開放時代》、《戰略與管理》、《電影藝術》、《藝術評論》、《南風窗》、《文化縱橫》、《文化研究等刊物皆有論文發表。
 

第八章

「見證奇跡的時刻」：草根達人的顯形術與屌絲的逆襲

隨著旭日陽剛、西單女孩等草根明星登上2010年春節晚會的大舞臺，他們也被認為是這個時代最大的成功神話，春節聯歡晚會過後，許多電視欄目把他們作為訪談嘉賓，讓其現身說法講述夢想成真的故事，但沒過多久，這些草根明星的娛樂潛能似乎就被耗盡了（大眾文化沒有「不老的傳奇」，「速朽」正是常態）。

不過，近幾年來《星光大道》、《中華達人》、《中國達人秀》、《我是大明星》、《你最有才》、《我要上春晚》、《中國夢想秀》、《天下達人秀》等電視欄目紛紛以草根選秀或草根達人為主角。如果說「超女快男」作為草根階層走的是青春靚麗的帥男美女路線，那麼這些被獵奇化的草根明星、草根達人為什麼也會分享「草根」這個命名，並成為時下電視螢屏的「寵兒」呢？或許，值得追問的不是草根是誰或者草根包括哪些群體，重要的是草根被定義的方式以及草根作為社會修辭的文化功能。

一、「我是草根，我怕誰」：草根的「顯形」
儘管「草根」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進入中國，但其成為一種社會流行語，是2005年前後才出現的文化現象。在此之前即使那些以草根為主角的娛樂節目，也很少使用草根，而用老百姓、平民、普通人等詞彙，這些表述往往與人民、黨、幹部、基層、群眾等命名方式聯繫在一起，成為一種延續至今的毛時代遺留下來的社會政治實踐方式（在空洞的官方新聞報導中，這些詞彙依然被使用，只是其特定的政治性已經很少被提及）。改革開放以來，個人、個人主義被作為個性解放、人道主義的政治實踐逐漸深入人心，再加上90年代中後期以來公民、公民社會、中產階級社會的討論，公民／「審慎而理性的中產階級」取代了人民成為新的社會想像的基礎，與此同時，底層也取代了基層成為弱勢群體的代名詞。而90年代隨著商品經濟所催生出的「大眾文化」也被認為與官方／政治文化、精英／知識份子文化不同的樣態（「人文精神論爭」某種程度上是人文知識份子被大眾文化邊緣化的微弱反抗）。不管是80年代的個人主義（人性論），還是90年代的公民社會、大眾文化的討論，都建立在對官方／體制及其相關的政治經濟實踐的反抗和批判之上（這種非體制／非官方的想像是80年代以來自由主義論述的基本姿態，在經濟上推崇自由放任、在政治上主張憲政民主、在文化上支援市場邏輯下的大眾文化）。可以說，「草根」的出現延續了個人、公民、大眾等社會修辭方式關於「非體制」、「民間」的文化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