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
堅持到底——真愛永遠沒有看破的一天
這本書原名《無悔之旅》，是二〇一〇年十月，我就任羅東聖母醫院院長一年時出版的，當時的心情是告別「人生六十」，也是受洗成為基督徒後，想要奉獻餘生為主工做，把六十年人生歲月所經歷過的遭遇做一告白，也是對自己無悔的人生旅程做一交代。書出版後獲得不少讀者迴響，總共也再版五刷，非常感謝有緣份的朋友和讀者厚愛。
原來的出版社是林衡哲醫師所主持的望春風出版社，因為林醫師年歲漸增身體違和之後，決定停止出版的重擔。我自己這四年來在羅東聖母醫院卻愈忙愈多事，每天不但有處理不完的病患、家屬和醫療同仁的問題要解決，醫院的行政、財務、人事、管理上也有開不完的會議，加上要籌建老人醫療大樓必須四處奔波募款，舉辦很多藝文活動、演講、展覽、音樂會，幾乎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但是真的要感謝上帝，每天早上當我在羅東運動公園走路四十分鐘，我都邊走邊祈禱：
「感謝上帝，讓我還有健康的身體、有足夠的力氣，繼續為主工做、為弱小的兄弟服事，感謝上帝賜我勇氣和智慧可以面對許多困難事工的挑戰！」
最近一年來，我除了醫院內、外的工做要忙，我自己更下定了決心要創辦《民報》，為台灣的媒體注入新希望，也為台灣人民發出心聲，為台灣前途做出人生最後的打拼，我一年來忍受許多挫折，卻不死心堅持到底，終於達成初步目標催生了《民報》的出刊，擺在面前的還是充滿荊棘的坎坷路途，但我仍然不放棄為台灣社會做最後奉獻的努力，我每天祈禱：
「感謝上帝，讓我能堅持到底，到人生最後一分一秒，讓我為台灣戰鬥而死，不要讓我生病倒下，或失志喪氣而放棄為台灣打拼的決心！」
這就是為什麼把《無悔之旅》重新出版，改為《堅持到底》的原因。我把這四年來的所做、所想、所言補在最後一章，也感謝印刻出版社的協助重新編印本書，還有蘇振明教授的封面繪圖，讓這本老書充滿新生命的活力，就像我人生的最後階段，愈戰愈勇，堅持到底代表著台灣人永遠的夢總有實現的一天！
於《民報》創刊日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推薦序一
陳永興醫師與我/ 李筱峰
我今天可以站在大學的講台上教授台灣歷史，為我們的台灣歷史與文化、為我們台灣下一代的子女，奉獻一點心力，這個機會是陳永興醫師給我的。
我在大學時代因為寫文章批判國民黨的教育而遭勒令退學，卻反而因此結識陳永興，改變了我的一生。
我這一生的第一份工作(《八十年代》雜誌編輯)，是陳永興醫師介紹的。
我會去考研究所，開始走入台灣史研究的領域，也完全是因為陳醫師的鼓勵與催促。
我在研究所念書的時候，陳醫師是(除了家父之外)我唯一的生活資助人。
陳永興醫師是我此生最大的恩人。
或許有人忍不住要問，我與陳醫師到底是何親何故？或者我又是何德何能讓陳永興醫師給我如此大恩大德？其實，陳醫師不是特別要幫助我個人，而是在實踐他說過的「一個天生熱情的理想主義者 ..傻傻地尋找著相同的傻子」的哲學。永興不只幫助過我，他還幫助過許許多多識與不識的人。其背後的動機，不是基於個人的私利或關係，而是基於以下六個字—─「台灣情，人類愛」。這六個字是我與永興這樣的「傻子」此生最大的生命動力。
說到我與永興的相遇、相知、相惜、相敬，我忍不住要請讀者朋友們容許我將過去寫過的一篇文章〈真愛永遠沒有看破的一天〉引錄出來。我認為透過我這篇舊作，可以了解陳永興這個人，裨便在閱讀本書之前，做個上路之前的暖身。
真愛永遠沒有看破的一天
一九九三年的年底，我用自己的生死，在一場選舉的演講場上發下重語。那場選舉，是陳永興醫師在花蓮縣競選縣長，對手拿不出毛病來攻擊他，就以他是「外地人」來排斥他。投票的前夕，我以助選員的身分，在花蓮市內的一場政見發表會上，面對著數千名民眾，在介紹陳永興的種種事蹟之後，我情不自禁地慷慨陳詞：「各位啊，請您們聽清楚，在我的生命中擁有像陳醫師這樣的朋友，我死也甘願了！但是，我還要嚴正告訴各位，這位讓我死也甘願的朋友，如果只因為他沒有在花蓮土生土長，就遭到花蓮人的排斥，我是死不甘願啊！」我接著說：「台灣的每一寸土地，都是陳永興的故鄉，在台灣的每一個地方，陳醫師都不是外地人，他是選總統的料子，願意到花蓮地方來服務，那是花蓮的大幸。」我一生中，不曾發下如此重話，即使替阿扁總統助選，也不曾講出這樣生死相許的語句。
那一場選舉，陳永興落敗了，一個從學生時代就推動山地服務的人物，卻在山地縣遭到排斥，我真是死不瞑目！
不過，我仍苟全性命至今。死並不足懼，只是，留著殘存的生命，如果還能夠繼續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我何不珍惜？況且，永興講過的一句話，經常在我的耳邊響起—─「真愛永遠沒有看破的一天。」
在進入廿一世紀的此時，台灣已躋身民主國家之林，然而，在追逐權位的政治界裡，卻充斥著翻雲覆雨、爾虞我詐、圓滑突梯的政客。陳永興彷彿淡出在這群政客之外。這倒不是他要自我放逐，而是在勾心鬥角的政治環境中，陳永興或許有些難以適應了。雖然還沒有到「黃鐘毀棄」的程度，但是當我看到「瓦釜雷鳴」的政客們正在揚眉瞬目之際，我就忍不住要替陳永興叫屈。我必須承認我這種心情，是一種憤世嫉俗的知識分子的犬儒心態。因為我實在難以忍受，過去不曾投身民主運動，甚至專門效忠獨裁政權的人，今天卻在別人奮鬥出來的民主成果之中，怪東罵西，不可一世；相對之下，生投身學生運動、社會運動、民主運動的陳永興，他所付出的辛酸血淚，彷彿變得廉價而一文不名？
政黨輪替後，有一次，彭明敏教授請我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師友們餐敘，大家談到教育部長的理想人選，都不約而同提到陳永興，彭教授不僅非常有同感，而且用一句簡潔有力的話形容他 —「陳永興是一個偉大的人物」。自從蔣家政權結束後，好久沒有聽到這樣的形容詞了。這種話如果出自身為永興的好友的我，或許會令人感到肉麻，但是出自長者彭教授之口，卻讓我感到適切而溫馨。
以前國民黨政權編寫的課本，告訴我們許多「偉人」小時候的故事，例如，偉人小時候在河邊看魚逆游而上，就悟到人生的大道理之類的神話。這種虛妄的神話，沒有發生在陳永興的孩童時代。
自孩童時代起，陳永興就是一個愛哭又心軟的小孩。他沒有看魚的經驗，可是小時候看到街上有出殯的行列經過，他卻會和喪家一樣哭得很傷心；有一次他望著家裡鳥籠中的兩隻小鳥，覺得他們無自由很可憐，就偷偷打開鳥籠放生，結果討來父母的一陣罵。直到當了醫學院的實習醫師，他仍心軟愛哭，醫院裡有病患病逝，他也跟著家屬哭泣，指導教授警告他當醫師必須堅強、不許亂哭，他才堅忍下來。有一次我聽伯母這樣敘述陳永興少年時代的事情：「他上了初中之後，父母給他零用錢，他總是嫌不夠，平常也沒看到他喜歡花錢呀？每天中午帶的便當，他總是要求盡量多裝些飯菜，可是，回家吃晚飯時又餓得不得了的樣子。這引起我們的注意，經過查訪，才曉得原來他的零用錢都送給家庭窮困的同學了。每天的便當，也固定幫助一位同學，由兩個人分著吃。」
一九六八年，永興已經是高雄醫學院的大一學生。有一天報載高雄地區有個人家，父母俱亡，遺下三名孤苦無助的小孩。永興看到了，按著報載的地址找到這三名孤兒，最大的男孩小學六年級，依次是四年級、二年級。他們在父母的靈前哭著焚香。永興擁著他們，把帶去的東西和錢給他們，最大的男孩顫聲哭泣。就這樣子，從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這一年之間，陳永興每個傍晚都強迫自己由學校匆匆趕回家，吃飯、洗澡，然後瞞著家人出去當家教，把每個月家教所得的六百元，加上自己原有的六百元零用錢，拿去幫助那三名孤兒。
進一步，陳永興在學時期又發動高醫的同學，組成醫療服務隊，每星期一到六輪流分派一個小組到高雄市中正路的浸信會私立麻痺兒童育幼院去義務工作。一方面替麻痺兒童進行物理治療，一方面指導他們的功課，陪著這些父母不管的孩子玩。這種工作歷時三年半，他都瞞著家人，直到有一天，許多小兒麻痺的院童到他家裡要找「陳老師」，才被家人知道。在麻痺育幼院工作的同時，他也參加高雄「生命線」的義工服務，做了兩年多的義工。
這位醫學院的醫科學生顯然不滿足於僅在都市裡面當義工，一九七三年，已經是高雄醫學院醫科五年級學生的陳永興，糾集了一群在各大學院校就讀的朋友（他們都曾經於高中時代一起住宿於台南市的一所天主教的學生宿舍 —「百達宿舍」），組成了「百達山地服務團」，利用寒暑假，奉獻出自己的時間、勞力、精神、金錢、愛心與智慧，深入南台灣的山地 —霧台、大武、阿禮、佳暮、去怒和好茶等六個海拔一千公尺以上的山地部落，去從事多方面的義務服務工作。工作的內容包括醫療服務、農業指導、學童課業輔導、青年問題座談、民眾教育、社區調查、家庭訪問、土木測量、工程建築、儲蓄互助講座、烹飪示範。所有的醫藥、書籍、文具、運動器材、衣物，都是由團員自己辛苦募款籌來的。這個山地服務團每年暑假上山一個月，寒假上山兩週，參與服務團的青年朋友，前後遞傳有數百人。永興曾經編著有《山地服務在霧台》一書加以介紹。
以唯利是圖的世俗眼光來看，從年少時代起，陳永興真是一個「傻子」、一個「戇人」。但他不在乎世俗的眼光，學生時代他有一篇題為〈狂狷的傻子〉的文章，曾經深深打動我的心，他這樣說：「我，一個天生熱情的理想主義者，面對著這無可救藥的世界，選擇了做一個無可救藥的傻子，不放棄滿腔的熱血與熱情，滿腔的關切與期待，我要傻傻地尋找著跟我相同的傻子，也許會有數不盡的人笑我傻，但我不重視他們，我重視的是那些不笑我傻的人，當這些理想的傻子互相發現的時候，人生是多麼的美妙；而當傻子們集合起來的時候，世界將是多麼的美好。」
我與這個傻子的結合，是我這一生中極大的驕傲，容我記下一筆：一九七一年，我考進政大教育系。當年蔣政權的代表被逐出聯合國，台灣的處境艱難，蔣家專制政權依然籠罩台灣。改革救亡的熱望，充斥在每一個關心國是的知識青年身上。當時台灣唯一的一本崇尚民主、提倡革新的刊物《大學雜誌》遂成為關心國是的知識分子的橋梁。我每個月必讀《大學雜誌》，而且從一位讀者，開始變成一位作者，在《大學雜誌》上面投稿發表有關教育改革的文章。我身為《大學雜誌》的讀者與作者，對於《大學雜誌》上面的每一個作者的名字，都備感親切，使我有「吾道不孤」的喜悅。我當時便是在這份喜悅中，發現「陳永興」的名字。他當時以一個醫學院學生的身分，也在《大學雜誌》上面發表了許多文章，例如〈求學時代的社會服務〉、〈人們需要愛〉、〈妓女，誰來關心你們〉、〈大專青年課外活動問題之探討〉。當時，他人在高雄，我在台北木柵，我只聞其名，而無機會認識他，但心裡想，有機會一定要認識這位志同道合的人物。
終於，我和他相見的機會來了。然而這個機會，卻是拜我生命中一次痛苦的經歷之賜。我因為繼續在《大學雜誌》上面發表批判教育的文章，到了三年級時（一九七四年七月），政大當局終於不能容忍，而以「侮辱師長、破壞校譽」的罪名，將我勒令退學。收拾行囊，告別木柵，我回到台南的家裡。父親的慍色、母親的喟嘆、阿嬤的眼淚、阿公的眉結，更加助長我內心的波瀾與折騰。就在回家的第二天，我接到了一張從高雄寄來的限時信，定神一看，原來正是那位我久聞其名，一直想認識的「陳永興」。他在信上告訴我，他得知我的遭遇，非常難過，已拜託住在台南的郭楓老師來看我（我在補習班曾經上過郭老師的課，他是我極敬重的老師，他已在前一天來看過我），信上並問我有何需要幫忙之處？當時退學令已經公佈，任何忙都幫不上了。然而在「上下交征利」的時代裡、在我的心情跌入谷底的時刻，陳永興這封突如其來的信，充滿著無限的溫情與關愛，滋潤我即將乾涸的心靈。直到今天，我仍無法忘懷當時我接到這封信時內心的溫暖與激動。大約過了兩天，我家的門鈴響了，我出去開門，一個身材魁梧的青年，戴著鴨舌帽，跨在一部重型機車上面。「我是陳永興 ……」我們終於見面了，他的神情有些嚴肅，不善於迎逢客套，卻自然流露一種關懷別人的精神力量。從此，他成為我的莫逆之交，我們建立了情逾手足的友誼。古人說：「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我們不僅以文會友，更是以理想、以對台灣的深愛會友。
相較於今天政治界裡面許多生怕別人出頭的人，陳永興剛好相反，他是一個很會照顧人，很喜歡成就別人的人，而且經常在別人困頓顛沛之時，雪中送炭。試舉數例：有一位青年因為在高中時代參加讀書會而遭國民黨下獄七年，在綠島獄中進修，不僅英日文極佳，對台灣史研究也頗有心得，但是出獄後一時頭路無著，陳永興慨然開出十二張支票給這位朋友，要他每月支領一張做生活費，希望他好好利用一年時間寫一部「台灣史」，給我們這個歷史被國民黨摧殘的社會大眾閱讀。
八〇年代前後，由於我當時任職的黨外刊物《八十年代》雜誌經常遭新聞局長宋楚瑜停刊，我深感意興闌珊，永興鼓勵我去研究所深造。一九八二年我進入台灣師大歷史研究所當研究生，為了專心課業，沒有擔任專職工作。當時陳永興正接辦《台灣文藝》，他順此機會「請求」我把家裡的住址做為《台灣文藝》的編輯部，要我幫忙收一些稿件信件，我當然沒有問題。沒想到，此後他每月給我約八千元現金，號稱是「編輯部辦公費用」，我不拿也不行。我知道這是他設計出來要幫助我生活，又要減輕我心理壓力的「藉口」。如今回想他支助我讀研究所的那段時日，我仍忍不住熱淚盈眶。
陳永興選擇了最不熱門的精神科，當了精神科醫師。但他不以「醫人」為滿足，他還要醫社會、醫國家。因此，他除了從事醫療工作之外，他也寫文章，希望喚醒沉醉的大地，他從事文化工作、人權工作，更投身民主運動。
一九七〇年代起，「黨外」民主運動隨著選舉層次的提高而更加蓬勃發展，「黨外」運動的前輩康寧祥的幾次重要選戰，幕後就有陳永興糾集一群青年朋友幫忙助選，當時轟動選民的《選戰快報》就是陳永興幕後主編的。
一九七九年年中，康寧祥發行的重要黨外刊物《八十年代》雜誌，其實陳永興是主要策動者，雜誌創辦之初，他還糾集了數位學者包括鄭欽仁、李永熾等教授參與社務及編務。
他和一般政治人物不同的是，他不僅關心政治，他更關心文化的創建。一九八二年，他不忍承傳數十年的《台灣文藝》中斷，慨然接辦《台灣文藝》。
由於他的苦心與付出，一九八四年他榮獲台美基金會頒發的「社會服務人才成就獎」。
一九八五年他負笈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深造，進修公共醫療衛生的學科，於一九八六年返台，接任「台灣人權促進會」第二任會長。也協助陳文成文教基金會成立。
做為一個台灣子弟，陳永興不僅認真研讀台灣文史，他的內心深處蘊含著相當濃烈的歷史深情。一九八七年初，蔣家政權的戒嚴還未解除，他與鄭南榕、李勝雄帶頭發起「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為上萬蒙冤受屈的台灣英靈告慰，替成千上萬的受難家屬發音，也為被塵封扭曲的台灣歷史平反。他甘冒戒嚴的大法，險些遭逮捕入獄，終於突破二二八的禁忌。今天我們能將這個台灣的國殤日訂為國定假日，卻很少人記得陳永興是當年突破禁忌的先驅者。
時序進入九〇年代，民主化的台灣需要更多的政治人才，堅持不參政許久的陳永興終於步上政壇。一九九二年他擔任民主進步黨不分區國大代表。一九九三年李登輝總統提名他為監察委員人選，他上陽明山國民大會會場，卻不向國大代表拉票，最後沒有被國大接受而告落選，他成為唯一的落選者。其實，他的落選，不是因為他不拉票，而是一個正直耿介之士，很難被一大群追逐權位的政客接受；一個堅守台灣主體立場的人物，更難被一群死守大中國意識型態的保守勢力容納。可是陳永興在乎這群「硜硜然小人哉」的政客要不要接受嗎？
一九九三年底，陳永興接受民主進步黨徵召參選花蓮縣縣長，再度落選。好在，一九九五年終於在花蓮當選立委。他在立委任內對教育文化問題，尤其用心。
然而，隨著政治甜頭的日漸增多，民進黨內棄守初衷、改變原則的人也開始出現，甚至掌控民進黨的走向，而使得民進黨開始變質。一九九八年陳永興毅然退出民進黨。
一九九九年，謝長廷當選高雄市長，延攬陳永興出任高雄市衛生局長。在我看來，這是大才小用。阿扁新政府成立時，包括彭明敏在內的人士，向阿扁推薦陳永興入閣（任衛生署長或教育部長），可惜未被接受。二〇〇二年沒有台灣主體意識的教育部長曾志朗要被撤換之前，「台灣北社」向阿扁推薦教育部長名單，其中也將陳永興列入推薦名單之中，可惜仍沒有被阿扁接受。論才情、論投入民主運動的時間早晚及深淺、論對台灣的深情與付出 ……陳永興絕不在阿扁之下。可是，現實的政治，好像不在論這個。（以下略）
在永興出版本書的前夕，我不厭其煩回顧這段陳年舊事，仍忍不住內心的忻然與感動。
然而，除了受恩感激、惺惺相惜之外，我要在最後收斂起我的感性，而以史學工作者的立場，理性地為本書下一個斷語：以陳醫師六十年來的經歷，本書必然具有豐富的史料價值。在研究台灣的社會運動史、學生運動史、民主運動史、選舉史、政治史、醫療史、文學史，乃至於台灣的精神史、思想史上，這本書必然可以提供參考的意義。誠如歷史學者 A.L.Rowse說的：「閱讀傳記是最便捷的方式，可以學到許多歷史。」陳永興醫師的《堅持到底》尤然。
於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九日
推薦序二
傲慢的食夢獸/ 陳芳明
永興與我的這一世代在邁入三十歲前後，立即面對了台灣歷史翻轉最為劇烈的時期。那個年代不容遲疑，彷彿是開啟攸關命運的一道門縫，跨入與退出都在一念之間，而且是稍縱即逝。就在歷史之門虛掩的時刻，永興與我都決心投入，從此不再回頭。那是一九八〇年代，他回到台灣的政治現場；我因為是思想犯，只能選擇隔海介入。即使遠在二十餘年後回首再看，內心猶存微微震動。
活在封閉的台灣，原就屬於拼命的事業，而涉入政治，尤其冒險。最動人心魄的記憶，莫過於永興在島上發起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一九八七年我四十歲，也是歷史事件的四十週年。小我三歲的永興，結合李勝雄與鄭南榕而形成巨大勇氣，展開史無前例的和平追求。沒有他們的行動，就沒有日後的道歉、賠償、建碑、寫史的一連串官方回應。整個海島能夠逐漸掙脫歷史枷鎖，在心理上拭去長期蒙上的陰影，都應該回歸到那年他們的果敢行動。
然而，今日奢談歷史事件的政治人物，卻把這個節日拿來消費，累積個人的問政資本，一方面空談和平，一方面撕裂族群。甚至做為發起人的永興，也在朋輩之間遭到奚落批判，用以彰顯他們的高風亮節。平反的嚴肅意義，和平的真實精神，都在十餘年來的政治鬥爭過程中消耗殆盡。然而，台灣社會的發展速度，是以進兩步退一步的節奏緩緩前行。永興揹負著各種包袱永遠走在前端，那種義無反顧的身影，看來特別孤獨。
我在一九八九年第一次返鄉，便投宿在永興的住家。當時台灣猶停留在開放與保守之間擺盪，政治氣氛充滿各種躊躇與遲疑。對於未來，我們既抱持期待，卻又有一定程度的幻滅。但是，兩人對於民主運動從未有退卻之意。尤其在一九九二年我正式返台後，擔任民進黨發言人，第一次與台灣社會有了深刻的接觸。永興受到提名，轉戰於東部花蓮。經過幾次受挫的戰役，他終於當選花蓮的立委。那時我已回到學界任教，卻目睹了他超出負荷的往來奔波。
他永遠是橫跨在兩個空間，既是立委，也是醫師；既住花蓮，也往返台北。在擁擠的時間裡，他從未放棄最初的關懷，那就是人權問題與醫療制度。許多投入政治場域的朋輩，終極目標都是在追逐權力，他反而背過身子，注視許久以來的夢與理想。當民主政治愈來愈趨向成熟之際，伴隨權力而來的誘惑也開始構成挑戰。我見識太多當年在黨外運動的年輕友朋，從最底層的雜誌出發，一字一句地寫下每個人所懷抱的血淚之夢。當他們開始因社會逐漸開放而往上攀爬，似乎也一步一步遠離從前的誓願。對於時代的喟嘆與感傷，莫甚於此。追求民主，不就在於提升人性人格與人權嗎？但是我竟親眼看見，在權力高於一切的政治運動裡，有多少美麗的靈魂遭到折損。
永興從來沒有忘記參加政治的初衷，他始終堅守人權的立場。他促成的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到今天還在運作，他奠基的台灣人權促進會也還是與台灣社會不離不棄。在權力與關懷之間，他選擇入世的醫學道路。政治只不過是一種啟蒙的方式，如何讓更多年輕心靈覺醒，才是他的終極關懷。如果政治開始往下墜落，甚至挾泥沙俱下那般，把人格與理想一併席捲而去，他必然是選擇遠離。
他留下的軌跡非常鮮明：高雄市衛生局長、聯合醫院院長、凱旋醫院院長、台北醫學院教授，到現在的羅東聖母醫院。凡走過之處，他一定是把醫療制度與人權觀念牢牢結合在一起。在台灣社會，醫院一直被視為一種牟利象徵，對於病患往往沒有給予恰當的尊重。他每到新的醫院，必然都是從行政改革做起，使醫院變成更適合人居住的空間。
如果說他是一隻食夢獸，亦不為過。但是，並不在消耗夢想，而是在消化之後再付諸實踐。年少時期他投身於挑戰與批判，為的是要衝撞一個龐大的保守體制。經過傷痕纍纍的追求之後，他總是孤獨地舔舐自己的血跡。在最困頓的時刻，他並不畏懼，也毫不後悔。畢竟台灣歷史已擺脫需要突破的階段，已然到達必須重建人文思維的時刻。他的自我療癒，不帶任何自憐的情緒，而是投射炯炯眼神，朝向充滿希望的未來。自憐只會帶來退卻，自卑只會創造怨懟。他非常明白歷史的改造，需要的是勇於實踐。從這點來看，他可能是我朋友中極為傲慢的一位。
跨過新世紀時，海島上的住民都受到貪腐事件的傷害。這可能是貪腐者表現得最為民主之處，因為每個人都很公平地遭受了等高同寬的創害。累積三十餘年的民主資產，中間還有無數生命的流血犧牲，卻在一夜之間被出賣殆盡。永興與我的這一世代，開始迎接一個沒有夢的時代。
每次看見他額上提前報到的白髮，總覺得歷史的回報是如此絕情，如此殘酷。在他六十年的生命裡，他始終選擇孤獨前進。對人權的尊重，以及因此而延伸出來的對病患關懷，他未嘗有一日懈怠下來。他是多麼傲慢的一位朋友，無視於冷酷的政治，無悔於積極的介入。展開他與我之前的，是一片秋天的歲月：但是，收割的季節卻從未到來。他給朋友的激勵，他對自己的期許，永遠比沉淪的社會還要高一點點。即使是那麼一點點，也就足夠。他帶來的溫暖，已經容許我與我的世代繼續燃燒下去。
於政大台文所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八日
推薦序三
讀傳記，閱真情/ 賴其萬
我與永興兄真正見面認識算是很晚，記得那是一九八五年左右，他到 Kansas City來演講，晚上聽了他的演講，隔天早上送他到火車站搭車赴 St. Louis。在這短短不到兩天的相處，發現他不只口才好，能把他對台灣的關懷非常感性地表達出來，並且有一種我說不出來的誠懇真摯，而他在追求自己認為正確的、該做的那份擇善固執、鍥而不捨的熱情與勇氣，也讓我留下極深的印象。
第二次有機會聽他講話，是我在一九九八年回國參加花蓮慈濟醫學院的教學行政工作後，隔年請他到學校與學生談他對服務方面的心路歷程。
當天他面對著上百位慕名而來的醫學生，侃侃而談他不尋常的大學生活。我到現在還記得他勸學生的一句話：「能做別人所不想做，但自己覺得最重要的事，就是我們台灣目前最需要的人。」對於一個曾經踏上精神科醫師之路，而後「變節」改行變成神經科醫師的我，他的一句話也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做一個好的精神科醫師，一生一世也可能看不出你的成就結果，也沒有人會給你鼓掌，但如果你能一生一世地照顧病人而不後悔，那才是愛心的表現。」雖然我虛長永興兄幾歲，但他這句話使我不得不承認，他的心理年齡遠比我成熟。
當我有機會看完永興這本自傳，我不得不對他這一甲子過得這般轟轟烈烈有說不出的讚嘆。他認識了那麼多的人，發生了那麼多的事，做了那麼多一般人不會做或不敢做的事，而在人生的轉捩點又做了如此多與一般人不同的選擇，到底是什麼力量促使他有勇氣做出與眾不同的決定？在美麗島事件風聲鶴唳的肅殺之氣籠罩下，他居然挺身做了他認為應該做的事，他在這本書的這句發自肺腑的話感動了我，「 ..那時，總是覺得那些人對台灣的民主運動都很有貢獻，美麗島事件發生，也覺得他們是在替我們坐牢，所以我一直盡力在照顧他們的家屬或是幫忙他們。」
記得我還定居美國時，永興兄送給我他的書《柏克萊沉思》，當時一口氣看完以後，一方面對他的用心與見地佩服得五體投地，但一方面也不禁自問，我滯留異鄉多年，為什麼從來沒有想過這些問題。後來由報章雜誌看到他回國後參與二二八平反運動、獻身人權工作、進而從政當過立法委員。當我看到他在書中提到他在高雄衛生局長任內，不向不法妥協而引來黑道殺手的傷害時，我才想起事發當時，我應邀到赫爾辛基，在台灣人歐洲同鄉會年會演講，在會中有人報告剛由台灣傳來的有關永興兄遇襲的事件，結果同鄉們群情激昂，雖然還不清楚凶手的動機，但大家都認為台灣政府應該不能容忍這種不法人士橫行霸道，會中還發起聯署要求政府一定要緝凶嚴辦，在會場裡可以充分感受到海外的台灣同鄉對永興兄的「不甘」與「疼惜」。事後永興兄也與我談及這事件複雜的後續問題，而對台灣根深蒂固的政治黑暗，慨歎「改革比革命艱難」。
永興兄後來離開政界，走入學界，在台北醫學院的人文醫學方面多有著墨，也對學生產生很大的影響，最近他應聘擔任羅東聖母醫院院長，而我們彼此因為工作繁忙也較疏於聯繫。有機會讀到這本書，最後幾篇他給醫院同事的信，我看得出永興兄又找到了他可以全心全意投入的好地方，也打從心裡替他高興，同時也替羅東聖母醫院找到這麼一位感性、真誠、認真、有正義感、有勇氣、有能力又肯負責任的院長而高興。
一個月前永興兄邀我為他的自傳作序，當時不假思索就答應了下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對這位近乎傳奇性的人物充滿好奇，所以為了先睹為快，我就不自量力地答應下來。當我看完本書，才發覺他的這本傳記也剛好填補了我離開台灣二十幾年的空白，讓我對故鄉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與感情。
永興兄，謝謝你讓我有機會透過這本書更認識你，也更佩服你。希望你十年後慶祝七十大壽時，我們的家園會更好。
於和信醫院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五日
推薦序四
歡喜甘願做憨人/ 許天賢
我的生命獻給你，做你路用到一世，時刻暝日獻給主，歸榮光你萬年久。我的手愛你命令，為著我主做差用，我腳亦愛為你獻，常常替你行無倦。我的聲音給你用，歡喜謳咾主無停，我獻口唇來振動，播傳福音來救人。我的錢銀獻給你，用出攏趁你旨意，我的才情你賞賜，甘願還你做器具。我的愛疼求主助，愛你贏過此世間，今我立志獻自己，永永專專歸與你。
作曲：A調／莫札特（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
作詞：韓菲吉兒女士（ Frances Ridley Havergal, 1836-187
上面這首詩歌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主日禮拜奉獻時，以台語發音，會眾常唱的一首聖詩。
當我收到陳永興醫師寄來他六十歲自傳的文稿，要我為他寫序，我讀完後，感觸很多。而整天整晚，這首聖詩竟然縈繞在腦海中。
詩中的「你」，可以是「人民」，可以是「台灣」，可以是「上帝」！換句話說，陳永興醫師六十歲的年日中，為人民奉獻，為台灣奉獻，為上帝奉獻，在今日那麼會計較的台灣社會，他不計較，不爭名不爭利，他「心甘情願，歡喜做憨人！」就像詩歌所說，他把「生命、手腳、聲音、嘴唇、錢銀、才情」都毫無保留地奉獻！
在台灣的醫界裡，大多數的醫師想的是如何成為名醫，如何為自己的口袋增加 PF，以致醫德、醫療倫理都不被重視，更甭寄望他們會關心人民、關心台灣而奉獻他們的青春、時間、生命！
除了那些一生奉獻給台灣的外國傳教師以外，今日台灣的醫師，已經很少看到像陳永興醫師這樣肯奉獻犧牲的人物了！
二〇〇八年七月的某一天，他突然打電話給我說他要受洗。我起先很高興向他恭喜，並問他要在哪個教會接受洗禮，我要去參加。他卻跟我表示說他希望在台南受洗，並請我為他主持洗禮儀式。後來就決定於二 ○○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在台南中會湖美教會舉行。當天有高俊明牧師、門諾醫院院長黃勝雄醫師、蔡明華律師、新樓醫院院長黃祖源醫師、醫療副院長蔡江欽醫師、學術副院長吳東壁醫師、劉啟舉醫師及其他同仁去參加。
陳永興醫師是我一九八四年在義光教會當首任牧師時的慕道友(義光教會原是林義雄律師在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後，其母、咸認女兒三人遭到國民黨當局謀殺死亡的住宅，後來在鄭兒玉牧師及長老教會一群人努力之下變成教會)，也是在台灣民主獨立運動中的戰友同志，更是這一生當中難得的朋友。
暨是信仰的同伴，又是戰友、好友，我很高興為他的六十歲回憶錄《堅持到底》寫序！願上帝永遠引導陳醫師人生的路程！
這是一本好書，好的回憶錄，更是一本見證台灣民主運動史，以信仰見證上帝之愛的好書！除了臺灣人民應該讀，更應該是今日醫學院學生及醫師必讀的著作！希望各位讀者除了享受閱讀本書的樂趣之外，更能默想、思考、學習作者的不屈不折、奉獻犧牲的精神！
於新樓醫院院牧部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六日
自序
人生六十新開始，為主作工不嫌遲/ 陳永興
我為什麼出版這本《堅持到底》？現代人不像古人「人生七十古來稀」，現在台灣社會的平均餘命將近八十歲，我的父親是七十八歲過世，而母親現已八十五歲仍健在，所以如果說要出一本﹁六十回憶﹂的自傳，未免太早了，因為人生下半場才要開始。未來的我將會是什麼樣子？如果看我六十歲以前的人生是那麼的充滿變化，也許很難預料將來的我又會經歷什麼樣的生活。但是，我覺得人生六十以後已經進入最後階段，如果以出生到求學為第一階段，學校畢業到成家立業、服務社會為第二階段，那麼六十歲以後的人生是第三階段，也是最後階段，就是追尋生命意義、邁向死亡的階段。在這時期開始感受到死亡的必將來臨，開始思考這一生活著為了什麼？剩下不多的日子想做什麼？這大概就是我出版這本書的緣由！
在本書中，我對自己六十歲以前的所做所為、所思所言做了一個大概的交代，為的是我希望六十歲以後開始過不一樣的人生。我向自己的六十歲告別，因為我受洗成為基督徒，我變成一個新的人了，我必須學習耶穌基督過著為主作工的生活，我不再追求世界的美好事物，而只一心渴慕上帝的真理，過去的我已死，未來的我在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上重新復活。對我而言，六十歲以後是重新開始的生命，我只有向著標竿直跑，走向上帝為我預備的道路，等待那最後回到天主懷抱的永恆生命之中，接納人生最終的死亡和真愛。
我應該感謝生命中和我有緣分認識、交往、共同努力過的所有親人、朋友，也感謝為這本書整理口述文字紀錄和照片的曾秋美、黃一城、鄭志勤，還有為這本書寫序的李筱峰兄、陳芳明兄、許天賢牧師、賴其萬醫師，以及邱萬興和曾惠泉提供的相片和漫畫，還有出版社的編輯們王郁兮、陳美玲、美編許秋山和發行人林衡哲醫師，他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完成我交託的使命，使本書得以順利出版。另外，我也要感謝多年好友畫家王美幸為此書作畫。最後，我將此書出版所得完全奉獻給羅東聖母醫院，做為本院籌建老人醫療大樓的經費，也謝謝所有讀者朋友的支持和贊助，我更感謝我的母親、太太和女兒，她們讓我選擇無悔的人生，全心全意為主作工不嫌太遲。
於羅東聖母醫院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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