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社會發展的挑戰與轉型

序　社會發展──兩岸的共同挑戰

第一篇　總論
兩岸公民社會發展比較／王振寰
如何認識中國收入分配實現──一個求同存異的分析框架／蔡　昉

第二篇　市場與社會發展
祛魅化與市場轉型──1949年後中國大陸理性化過程的歷時性分析／郝大海
失落的年代：臺灣民眾階級認同與意識形態的變遷／林宗弘
中國大陸勞動權演化的政策變遷分析／吳德美、黃志豪
模組化的發生機制與外來勞動者──社會關係的兩種形態／孫曉冬、宋　磊、張　銜

第三篇　社區營造與災後重建
社區發展、公民社會與生態政治──以恆春半島灰面鷲的參與式保育為例／湯京平、張元嘉
界定「公共財富」的社區力量──中國陝北黑龍潭人的空間倫理所見／羅紅光
國家的社區權力結構：基於案例的比較分析／郭聖莉
集體土地所有制的解體與重建：徵地背景下灣子村集體非農用地使用困境的分析／仝志輝
災後遷住重建社區之課題探討──以莫拉克風災永久屋社區為例／邵珮君
災後重建中的社會信任結構及其變遷──以汶川地震災區為例／趙延東、石長慧

第四篇　第三部門與環境治理
非政府組織在愛滋病跨域治理中的角色與發展：以中國雲南省為例／趙甦成
選擇性回應：網絡條件下的政策參與──基於留言版型網絡問政的個案研究／張　華、劉俊卿
「三重鎖定」──中國低碳經濟的制度困境／宋國誠
高科技發展下的環境治理困境：臺灣經驗的省思／杜文苓
中國氣候變化政策的轉變：外因與內因的合力／王學東

序

社會發展──兩岸的共同挑戰

　　在人類發展的歷程中，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曾被視為文明進步的象徵，代表人們可以脫離土地和看天吃飯的狀態，而走向以機器力為主的生產，以及邁向都市文明。19世紀以來，曾經是全球最富裕的中國飽受西方侵略，淪為被眾多西方國家凌虐、搶奪的對象，孫中山先生稱這現象為比殖民地還不如的「次殖民地」。因此，從滿清末年以來，追趕西方工業文明，已經成為中國官方和知識分子共同的意識型態。雖然國共內戰造就了兩岸超過半世紀的隔離，然兩岸的知識分子和政府，對於追求「西化」和「工業化」不遺餘力。在中國大陸，從「超英趕美」、「四個現代化」，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一呈現了官方對於以經濟建設為主軸的施政方針。而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更是在美國的保護傘之下，積極採取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追求經濟高速成長。兩岸的政府共同承繼了清末民初以來的潛在心理意識：以經濟和工業發展為基礎，來追趕西方，雖然二者的政治體制相當不同。

　　但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目的為何？從馬克思以來，眾多思想家已經對過於強調經濟發展，忽略社會正義提出嚴厲的批判，而這也帶出了西方社會一連串對於資本主義的反動，而逐漸建立了現代民主和福利國家制度。這個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經濟發展的目的，並非為了空洞的民族自尊，而是為了社會整體的富裕、公平和自由。這也就是我們所謂的「社會發展」：經濟發展的果實，必須帶動社會整體福祉的進步。用《禮運大同篇》的描繪，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政治體制的差異，造就了臺灣的資本主義發展，比較早走向富裕、自由和民主政治體制；而相對的，中國大陸經歷了社會主義經濟實驗的失敗，從1978 年之後，才開始走向市場經濟，並創造了現今的「中國經濟奇蹟」，但其政治體制並沒有太大的變化，仍然是由中國共產黨以黨領政的方式行使威權統治。這種差異下，臺灣逐漸發展出公民社會、社區運動和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而中國大陸則在經濟高速發展下，逐漸產生中產階級，並由於各種原因，特別是土地和環境問題，而產生規模愈來愈大的社會抗爭事件。中國大陸的公民社會開始在萌芽，並看到開始追求政治民主的趨勢。

　　然而不論是臺灣或中國大陸，都看到政府對經濟發展高度重視，卻對於社會發展則經常口惠不實。兩岸在當今全球新自由主義橫行的階段，並未將經濟發展的果實普遍化到全民，反而愈來愈受到既得利益的綁架。在臺灣，政府對富人減稅，希望能以此增加、吸引投資；另一方面，政府不敢對富人股票投資的利得課稅，對中產階級則是「萬萬稅」。這些施政結果連帶使中產階級逐漸消失，貧富不均惡化。而中國大陸之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的市場改革作法，更是產生嚴重的所得不均，在沿海大都會光鮮亮麗的大樓背後，有大群大群貧無立錐之地的農民工，生活在都市邊緣地區。中國大陸已是全球最貧富不均的國家，接近最嚴重程度之巴西的水準。

　　一個《禮運大同篇》描繪的大同世界通常不會自然而然產生，因為既有的政治社會結構，產生了附著於其上的既得利益者，因此要改變這個結構，需透過人為和政治社會動員的努力，才有可能逐步建立。因此，社會發展除了政府的角色外，社會團體的參與，有意識的改造社會推動變遷，也相當重要。在兩岸的政府都積極推動經濟發展，對社會發展缺乏重視之時，我們看到了新興的社會團體積極介入和推動各項有利於社會福祉的工作，包括社區建設、環境改造，甚至對災後重建的投入等；臺灣在這方面先行一步，可成為大陸社會團體學習的對象。但大陸的幅員廣大，差異性極大，加上政府對於社會團體的政治控制，因此不同社會團體對於如何推動社會發展，有極為不同的作法，臺灣的經驗也只能成為參考而不能完全複製。

　　兩岸同為華人社會，有共同的文化和語言，但因為政治的隔離而發展出不同的歷史經驗。這些年來兩岸之間的交流愈來愈多，幅度也愈來愈大，對於社會發展經驗的交流有其必要。在此考量下，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的中國社會暨經濟研究所與中國大陸研究中心於2012年9月22日至23 日舉辦了「兩岸社會創新與發展學術」研討會，提供兩岸從事社會發展的學者一個交流的平台，而本書也就是這個會議的成果。

　　本書各篇章所涵蓋的研究圍繞著「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變化的主軸進行闡述，而這也正是近幾年來中國研究學圈的辯論焦點之一。中國研究學圈對於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的變化長期以來建立在對「去官本位主義、去政治化」到社會參與等「政治自由化」的最終關懷上，而臺灣公民社會的發展經常是研究的參照對象之一。研討會的專題演講稿《兩岸公民社會發展比較》則針對該一研究主軸提供了完整的論述。除了兩岸社會長時期的發展比較之外，當前中國大陸因國家推動經濟改革所衍生出來的社會內部不均也提供了觀察「國家與社會」互動的不同視角；研討會上的另一篇專題演講稿《如何認識中國收入分配現實》則細緻化地闡述中國大陸社會內部收入不均等的問題。綜觀兩篇文稿，一篇著重宏觀的社會發展，一篇著重微觀的社會分層解析，加總起來即構成了本書的總體分析架構。

　　從對「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的學術關懷出發，本書分為三個次主題，分別是：「市場與社會發展」、「社區營造與災後重建」以及「第三部門與環境治理」。每一個次主題內皆包含著臺灣與中國大陸的案例研究，藉此對比出兩岸社會發展的異同，同時呼應了中國研究學圈內關於「碎裂式威權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研究架構的最新發展。自1990年代「碎裂式威權主義」逐漸成為分析中國大陸政策過程的主要途徑之後，該一理論架構獲得持續地更新與補充。中國研究學者們發現中國大陸政府的治理能力除了受制於政府各部門之間的議價之外，隨著經濟改革的推展，社會行動者與社會價值同時也展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且被納入了政策協商的過程。「市場與社會發展」次主題中的四篇文章清晰地呈現前述趨勢的相關經驗證據，並且提供了精闢的論證分析。

　　「碎裂式威權主義」雖然提高了政府各部門間達成政策一致性的困難度，但卻未降低政府對於社會要求的回應。探究其因，在政策制定逐漸多元化的過程中，社會行動者以及公共政策倡議者所展現的社會力量發揮著不小的作用。從第二個次主題「社區營造與災後重建」中的六篇文章分析中，吾人可以清楚地觀察到無論是採民主政體的臺灣或是屬威權政體的中國大陸皆依賴社會資源從事各種長、短期的社會建設。第三個次主題「第三部門與環境治理」中的五篇文章則聚焦在公民社會做為新興的社會力量如何填補又制衡政府的政策制定與執行。

　　本書的出版首先要感謝十七篇文章的作者惠賜鴻文，他們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吾人一睹兩岸社會發展比較上理論與實務經驗的精采對話。同時，與會學者專家的投入、四位協助審查的臺灣學者、中華基金的經費支助，以及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林穎柔同學與林育民同學的編輯協助，都是本書得以出版的重要助力，在此一併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