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者，本來如此：台灣腦神經外科權威魏國珍的快樂行醫路

推薦序回到從醫的原始初衷陳昱瑞

序言回到從醫的原始初衷王宗曦

序幕這是全天下最棒的工作

•第一部「初心」
01父親給我的三堂課
02腦神經外科的呼召
03一定要開的「絕急刀」
04第一次「英雄主義」：夾血管瘤
05開刀是一門藝術創作
06春花秋月何時了，腦病知多少？

•第二部「冶煉」
07我的「喬治克隆尼」老師
08神奇的「樹突細胞
09芝麻開門，打開「血腦屏障」
10鑰匙孔手術，「以管窺天」的妙法
11腦部功能檢測
12清醒開顱實況
13十年磨一劍的「基因體研究」

•第三部「愛．信任」
14傾聽：把病人當親人
15謙卑：上帝派來的天使
16踏實：不取巧、不占病人便宜
17精準：緊急中的最佳決策
18耐力：二十小時馬拉松開刀
19堅毅：五次開刀，用盡一切方法救治
20同理心：和病人站在同一邊

•最終章醫者的生命證言
•後記父與子

回到從醫的原始初衷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副司長　王宗曦

快樂醫師的一種可能

　　二〇〇一年秋，國珍和我帶著二個稚齡的兒女，一家四口，經歷十多個小時的航行，終於降落在桃園國際機場，回到睽違已久的台灣，那時，我們才剛結束二年的美國進修生活。走出機艙，內心百感交集。

　　我原本是台北市立仁愛醫院婦產科醫師，國珍是長庚神經外科主治醫師。為了這次進修，國珍向醫院請假，我也中斷公職，犧牲累計的年資，等於是連根拔起，舉家搬遷，前往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CSF）。我們一心想看更大的世界，亟望在醫療最前線，尋求自己更大的突破。

　　國珍跟他的老師、神經外科主任密契．伯格（Mitch Berger）做腦瘤疫苗研究；我在婦產科做研究員，全部的心力放在流行病學、美國保險和藥品等領域的研究，同時要做資料分析和看臨床。我們見識到美國醫師如何竭盡所能地不斷求進步、不斷創新，極有效率的時間管理、對「成本效益」嚴密計算。沒有效率的事，他們不願意多花一分鐘、不賺錢的醫院，說關就關，不多浪費一天。

　　伯格對國珍很好，為他出社會保險金，腦瘤疫苗的實驗很花錢，投入多，必須要回收成果，我知道國珍沒有說出口的壓力是很大的。他每天蹲在冷冰冰的實驗室裡，處理檢體、讀數據、做著暗無天日的實驗。公元二千年凌晨，千禧新年別人都在倒數狂歡跨年，國珍半夜死守實驗室，就怕十二點一到電腦出亂子。

　　除了實驗室的高壓外，我們經濟負擔也很大，兩個孩子念幼稚園，國珍還向長庚預支薪水。在台灣我們都是醫師，一到美國，我們體會到自己什麼都不是、沒有位置，生活上也得忍受諸多不便，還有各種明的、暗的種族歧視。

　　一回到台灣，二年間異國生活所積壓的一切，此時忍不住渲洩而出。我記得很清楚，一下飛機，我們倆人都忍不住哭了，連平時冷靜自制的國珍也是。

　　回台之後，我們滿懷想法，想為台灣醫療貢獻自己所學，為台灣留下些什麼。我們真心愛台灣，覺得至少有一塊自己的土地可以愛、可以為她奮鬥。我可以感覺到，出國進修，對國珍是很大的分水嶺。回台灣之後，他帶著全新的視野與衝勁，每天想著如何將美國實驗室裡學到的，繼續在台灣發揚光大。魏國珍一面在研究上想要突破，一方面在臨床服務上盡心，因為病人的肯定是醫師最大的存在價值，他對自己的工作有很多commitment，投入大量的時間，往往回家也接醫院或研究室的電話，處理公事。

　　我們都相信「事有可為」，畢竟這裡才是自己的國家，有彼此接納互信的人民，如果不在這裡奉獻，又要去哪裡奉獻呢？

醫病之間築起一道防護牆

　　我從美國進修回台第二年SARS襲台，二年後又有H5N1疫情，以前念醫學系上公衛課時，公衛對我很有吸引力，我也被公衛使命感動，隱然間有一種「上醫醫國」的使命感，我想從事結構面的改革，所以幾經考慮，回國二年間，我逐漸放下自己深愛的臨床醫療，進入當時的衛生署（現今衛生福利部），投身結構面的改革。

　　然而，十年過去了，台灣的醫療環境，正以超乎想像的速度持續惡化，以往優秀學生選外科的榮景不在，白袍褪盡光環，愈來愈多醫學畢業生想到國外就業，龐大資源培養的醫護人員紛紛出走，台灣面臨人才流失危機。 外科、內科、小兒科、婦產科、急診科，找不到醫師，五大皆空。

　　從醫師、護士到病患，人人有怨氣。我也在自己任教的大學看到新一代醫師面孔，從學生課堂上的討論，我感到他們仇視健保，他們覺得健保只看錢，只看財務平衡，不看醫療品質，應該做的醫療服務被亂刪。

　　總之，這些未來的醫師，對健保有很深的批判，同時對病人也有誤解。過去醫學院畢業生有多少，留在臨床也差不多，現在至少有一成以上流失，實習完就不做臨床了，轉做其他性質的醫療。他們都不想當醫師了。

　　更多時候，年輕一輩的醫學生必須像涉入險灘似的學會自保，他們很早就懂得要充實法律知識，因為一個小小醫療糾紛便可以將他們壓死。他們所學的，已經不是單純要面對和解決醫療問題，這中間有很多不信任存在，築起一道防護牆。

　　面臨這麼多的困境，我很擔心學生被法律的邏輯控制。醫療的邏輯跟法律邏輯有時並不相容一致，有時法律上最站得住腳的選擇，不一定是對病人最大利益的選擇，他們想知道：當「醫療邏輯」跟「法律邏輯」互相違背、抵觸時，應該怎麼辦？如果，為了病人最大利益但卻可能蒙受被告的風險，醫師應不應該做？有沒有道德勇氣來做？

　　這些年輕的醫學生，日後，怎麼能夠一本初衷？享受醫病關係的黏著、成就與滿足感？

原來醫師是不光榮的

　　這個是大環境的重挫，我也觀察到自己兩個孩子內心的變化。我們小兒子最早想當心臟科醫師或消防隊員，因為他在美國看到消防隊「吚鳴」「吚鳴」鳴笛而過、道路馬上淨空，當消防隊員何等威風八面；而小朋友心中，總覺得時時刻刻跳動的心臟最重要，心臟科醫師當然也最厲害。

　　回台這幾年，他們正好從小學高年級，邁入青春期，也更加懂事，他們從媒體聽到了各種消息：醫師開錯刀、「血汗醫院」、「醫師將檢體掉包」「不肖醫師吃健保」。不是個別的單一事件，而是在他們成長過程中，他們所聽到醫師就是「愛錢」、醫療糾紛很多，各種事件積累，他們深切體會到，社會有一股普遍的「仇醫」的氣氛。

　　「醫師的子女」這身分，對他們身心產生很大的壓力跟困惑。有時上課，老師無意間，講到醫師哪裡不好，全班目光就掃視而來，他們感到被「標誌」出來，連頭都不知道要往哪裡擺，內心非常受傷，有幾次回家，悶悶不樂，仔細盤問方知原委，這些令我們深深難過。現在，兩個小孩也都不想做任何有關醫生的行業。

回到從醫的初衷

　　然而，這些負面印象，卻跟國珍每天接觸到的醫療現場，有著極大的落差。國珍想告訴大家，媒體中看到的並非醫師工作的全部面貌，甚至，他覺得當醫師是他生命中最受祝福，也是最享受、最快樂的事。

　　身為長庚醫院的醫師，國珍當然深切了解到五大皆空、醫療執業環境的改變、使學子從醫熱情不再。於是，他想著如何以自身為例證，想對社會發生更多的影響力，以平實誠懇的態度，談談自己「如何做一個快樂的醫師」心路歷程。

　　藉著此書，國珍願意將自己在醫學上的經歷都無私地分享出來，希望能鼓勵更多新下一代醫師，願意投入醫療工作，重獲動力，重新體會真正照顧病人的喜悅，回到從醫的原始初衷。

後記
父與子　吳錦勳

　　書寫到最後，引起我想起童年所理解的第一個醫師形象。

　　祖母心臟一向不好，活到七十幾歲的晚年，常常心口壓迫、喘不過氣，每次她不舒服時，爸爸便十萬火急地趕到鎮上醫院，請醫生公來家裡。

　　記憶中，有時是清晨，有時是晚上，甚至半夜，黑西裝、黑眼鏡的醫師公總像忠實的郵差，右手提一只真皮的黑包包，皮鞋閃亮、步履穩重，他一進門，大家的心都安了，那是一種典型小鎮醫師的形象。

小鎮醫師的魔幻時刻

　　我最喜歡他的大包包，肚子圓鼓鼓的，很重、寶貝很多的樣子。他走到阿嬤昏昏暗暗的臥房，揭開蚊帳，通常開始握她細瘦的手，觸摸她微弱的脈博，或坐在床沿拍她的肩，然後掛起聽診器，在阿嬤痀僂的背後按了又按、聽了又聽，他慈祥的眉頭微微皺起，稍微低頭時，可以瞥見他日漸稀疏的灰白髮，飄著一股老牌賓士美髮霜香味。

　　我好羡慕他那「真的」聽診器，我也有一支，只是塑膠玩具。接下來，我最愛看他「啪地」彈開包包金屬內扣，拿出一只字典厚的皮夾，取出一管深褐色的「小奶瓶」。他彈一彈瓶子，舉起來對著光線看了看，或搖一搖藥水，之後又取出一把小鋸子或是銼刀，在它的頸部鋸了幾下，之後「啪地」將頭截下來。再拿出一個鋁盒，裡面裝著一整排粗細不一的針管，那豪華堅強的陣容令我驚喜。

　　他總是挑最粗的那支，插入小奶瓶裡，將藥水吸到針筒裡。之後，我努力睜大眼睛，摒息以待，目睹一場驚心動魄的魔幻時刻，醫師公將針頭往阿嬤的手臂扎去，「呀喲」我心底吶喊著，阿嬤默不做聲，我一邊忘神看針筒藥水緩緩下降，一邊觀察阿嬤不知是痛快或痛苦的神情。天曉得，那針筒都快比她手臂粗了，注射好久好久，而她居然都不會喊痛，她的堅強贏得孫子的佩服。片刻之後，阿嬤便露出緩解的怡然，呼吸逐漸平順，醫師和阿嬤聊上兩句，檢查靜脈沒有淤血，便微笑收拾藥品、棉花和針頭，然後總是拒絕爸爸用餐喝茶的邀請，匆忙且安靜地走了。有時，他還轉贈一、兩顆比我臉還要大的五爪蘋果。昂貴的五爪蘋果，當時好稀罕，我總因為對阿嬤忠心耿耿，賞得一小片戰利品。幾年之後，阿嬤還是心臟衰竭去世了，打針的刺激沒有了、蘋果味淡忘了，醫生公也不曾再踏入我們家。時移事易，小鎮變大城，醫生公的兒子賣掉鋪著氣派大理石地板的醫院，改建成一家三流飯店。

　　然而，不變的是年幼印象：醫師帶著神奇的力量，足以醫治人的痛楚，抒解一個家庭的焦慮，讓生活回到常軌，有時僅只是讓阿嬤一夜好眠都足以令人感激。

　　魏國珍的醫師父親，令我想起這樣的小鎮醫師。

　　因為訪問所需，走進中華路二段、西藏路交叉口附近的南機場二期公寓，四層樓高的梯形建築，從樓梯上去，便是堆滿洗衣機、熱水器、冷氣的廊道，狹窄陰暗深不可測，走入其中好像掉入時光隧道。或許在三、 四十年前，這算是台北市新型的集合式住宅，但如同人生會蒼老，如今它散發因陋就簡的違章氣氛。

　　想當初，魏清潭「一身憨膽」，從中部北上來此打拚，一家十口、八個嗷嗷待哺的小孩，全棲身在這個十坪大的診所，這是何等堅實「開枝散葉」的決心。他必定有那種挺直如方尖碑的背脊，才能甘心窩居於此，以崇高正向的價值，立下身教的典範，教養兒女個個卓然成才。

　　這本書，其實是一個隱藏版的《父與子》的故事。

　　「隱藏版」的父與子魏國珍醫師在他父親逝世週年祭之時，出版這本書，正是要告慰父親在天之靈：「我有好好做人、做事。」不論中西古今，「醫師」這種行業似乎都具有特殊的世襲色彩，醫師父親多半期許自己的兒子也能成為另一名醫師。魏國珍便是「子承父業」的典型，同時將父親的「庭訓」發揮到淋漓盡致。

　　魏清潭重視家庭，對國家有信仰，他連到了九十大壽致詞，最後都要祈求國泰民安，子女聽了都忍不住想笑，又覺得這就是老爸，誠懇、真心得可愛、可敬，「他一直希望國家強。」魏麗娟說。

　　魏麗娟回憶起父親，眼神是濕潤且發亮的，她說，直到生命的末期，看護推爸爸去青年公園散步、曬太陽時，有人問爸爸：「這個人是誰呀？」魏爸爸不說：「伊係我請的（傭人）」，而是客氣地說：「伊係我的『好朋友』。」「好朋友」的回答，讓看護很受感動。王宗曦也想到，公公是醫師，深切知道醫師的甘苦，「他很為我設想，是我很大的依靠。」明明她和魏國珍都是醫師，只要他們生病，即使是半夜，魏清潭總是去診所開藥，他醫師的角色會出來，王宗曦說：「我公公是照顧所有人的家庭醫師。」

　　魏清潭是好醫師，也是好病人。他晚年多病，面對很多治療，從來隱忍不會張口喊痛叫苦，也從不埋怨護士或看護哪裡做得不好，他唯一的「抗拒」是臨終要插管時，他搖頭微弱拒絕：「麥啦，那個袜爽快，麥啦⋯⋯。」意思是插管並不舒服，他自己是醫師，知道醫療的極限，寧可選擇自在無牽掛地走。

　　魏國珍很像他父親，是一個孝子，家庭觀念很重。王宗曦回想，結婚之初，魏家最小的妹妹還在念醫學系，大哥、大姊皆已出國，家用不算輕，魏國珍將賺來的全部薪水，悉數全部交給媽媽，他們很多年都沒有自己的房子。魏清潭晚年患有心臟等多重症狀，進出醫院多時，魏國珍每天從長庚下班後，不管多晚、多累，都一定去看望父親，有時長庚，有時台大，他默默兩頭盡孝。

　　在寫書、訪問魏國珍的病患時，每個人聽說是魏國珍的訪問，都十分願意以真實姓名現身說法。見微知著，我們也共同見證一位誠摯的醫師，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找出方法對治病人，用他的天賦、才能、專業，真正的救助病患，讓受苦的、殘缺的生命得到醫治。如同小鎮裡的醫生公，如同他南機場的醫師爸爸。

　　從醫三十年，魏國珍從未經歷過任何醫療糾紛，也是許多瀕臨死亡危機病患的最後一線生機，即便是病患最後還是沒能活下來，他愛護病患、認真誠懇的態度，仍贏得了所有病患家屬的衷心感謝。

　　他不只一次強調：當醫師是「滿足」、「快樂」的。這是他由衷的肺腑之言，雖然置放在今天的醫療大環境，顯得有點不可思議，但從他的熱情和笑容，可以真心感到他是一名「富足」的醫師。他的「富足」感，不是來自有形的物質或金錢，而是形而上的「價值」。醫師不能沒有「信仰」於是，想到一個問題：「醫師應該有什麼樣的信仰？」

　　醫學專業是一回事，信仰或價值是另外一回事。一個醫師不能沒有任何信仰，或是廣義的某種價值。我們看到史懷哲、馬偕、畢嘉士等無數西方的「傳教士」醫師都以自己的信仰為核心，以行醫濟世做為實踐信仰的一種積極方式。

　　有的醫師信仰神；有的醫師信仰錢；有的醫師或許信仰聲望；有的醫師則信仰技術，不同的終極關懷，形塑出不同的醫師典型，那是誠於中，形於外，談吐舉止之間掩飾不了的精神氣質。

　　不經由言語，敏感的病人其實在很短的幾分鐘，便了然於心。即使當下不一定知道，事後一定也可以判別「醫師的類型」。

　　魏國珍雖然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他仍是有信仰的醫師。他相信「美善醫病關係」的古典價值。他在醫術上力求精進，其實背後最大的力量來自他在醫德上的求全求實。於是，我們看到一個性格交揉各種特質的魏國珍，他做人圓融、和善，卻在專業上鍥而不捨，同時下刀冷靜、靈巧。有一種說法，外科醫師往往因為「一刀見分曉」，不得不變得獨斷，強勢主導一切，尤其風險愈高、壓力愈大的科別愈獨斷，腦神經外科更是如此，通常腦部出血極快，而且多半只有一次開刀的機會，病人無法給醫師第二次機會。

　　即便現在開刀多半是放射、影像、麻醉等科醫師一起團隊合作，但主刀的醫師，仍得在很短的時間快速做出精準的判斷，他內心會掙扎著：「這刀下去，病患會不會半身不遂？」或是「這一刀下去，會不會從此醒不過來？」可想壓力之大。

　　然而，即使在開刀房裡，魏國珍仍給人感覺不慍不火，溫文如玉，謙謙君子，王宗曦便說：「我們都是外科，都是動刀的。我充分感受得到這裡面的控制力有多難。」但是，魏國珍似乎可以做到在高壓下，優雅自持、真心享受。

看待生命的角度不同

　　今年五月初，魏國珍獲邀在「第十九屆台灣癌症聯合學術年會&ACOS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同時接受「徐千田癌症研究傑出獎」頒獎，他由九位競爭者中脫穎而出，表彰其在於腦癌研究上的創新突破。

　　他在演講中提到，運用創新的「石墨烯」（Graphene）元素，以奈米大小，搭載藥物分子，輔以聚焦超音波，突破血腦屏障。由於石墨烯具有瞬間加熱的特性，在超音波聚焦照射下，可以局部快速提高溫度，更有效地聚焦殺死腦癌細胞。

　　演說到最後，他談到自己一項親身經歷。今年一月，這篇研究原本排定將於國際著名期刊《Nano Research》上發表。然而，在製版時，編輯委員忽然要求在「Taiwan」之後，加注屬於「PRC」。打聽之下，原來論文編輯團主席是來自對岸的人士，魏國珍在溝通、抗議無效之後，很豪氣地撤掉論文。

　　之後，他將這篇研究相關論文轉投另一更具聲望的《Biomaterials》雜誌，很快獲得讚賞、刊登，他轉個彎，同樣得到能見度，並堅持了自己土地的尊嚴。

　　從這個事件，可以看出魏國珍的「硬性」，也跟他的父親一樣。王宗曦回想，SARS之後有一年，新流感H1N1來勢洶洶，世衛組織研判將有全球大流行，當時「衛生署」未雨綢繆，甚至準備疫苗，王宗曦忙於找名人宣導。

　　有天晚上十點仍在做簡報，意外接到女兒電話，電話那頭的女兒一邊哭，一邊說：「爸爸昏倒了。」王宗曦立刻趕回家，魏國珍可能因為過度勞累，突然休克昏倒，臉部擦傷、牙齒撞歪一顆。醫師通常不願意讓人知道他們也有倒下的一刻，這次事件魏國珍始終閉口不提，但卻也讓王宗曦深思：「那次我們覺得生命真的很可貴，應該好好把握，因為不知道無常什麼時候來，我們看生命的角度也更加不同，想做點什麼對社會有貢獻的事。」

　　這個想法，鋪下了本書出版的遠因。

　　如今這本書終於出版，同時帶著緬懷魏家老父親的家族意義。在訪問寫作的漫長歷程裡，自始自終，我都為這樣的「父與子」故事深深著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