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沉 思 錄
西元121年4月26日，安東尼出生於羅馬。他的父親安尼烏斯．維勒斯（Annius Verus）在當執政官時死於任上，母親是多米西婭．卡爾維拉（Domitia Calvilla），也叫露希拉（Lucilla）。皇帝安東尼．皮烏斯和安尼烏斯．維勒斯的妹妹安妮婭．蓋利娜．福斯蒂娜（Annia Galeria Faustina）結婚，因此成了安東尼的姑父。在哈德良（Hadrian）收養安東尼．皮烏斯並宣布其為帝國繼承人時，安東尼．皮烏斯也收養了兩個兒子，一個是埃琉斯．凱撒（Aelius Caesar）的兒子盧齊烏斯．凱奧尼烏斯．康茂德（L. Ceionius Commodus），另一個就是安東尼。安東尼原來的姓氏為安尼烏斯．維勒斯，後來用埃琉斯．奧勒留．維勒斯（Aelius Aurelius Verus）作為姓氏，在西元139年又被冠以凱撒頭銜，埃琉斯（Aelius）屬於哈德良家族，奧勒留（Aurelius）是安東尼．皮烏斯的姓氏，在安東尼成為奧古斯都即羅馬帝國皇帝以後，就不再使用維勒斯（Verus）作為姓氏，代之而來的就是安東尼。因此，他的名字是奧勒留．安東尼，或簡稱為安東尼。
安東尼在少年時代便受到精心照料。他感激上帝讓其擁有善良可親的兄弟姐妹和親朋好友，以及幾乎一切美好的事物。他慶幸自己親眼目睹了他的姑父兼養父安東尼．皮烏斯所樹立的榜樣，並在他的作品中記錄了這位偉大君主的高尚美德。像許多羅馬年輕人一樣，安東尼努力學習研究詩歌和修辭。希羅德．阿提庫斯（Herodes Atticus）和康涅留斯．弗龍托（M. Cornelius Fronto）是他的修辭學老師。在現存的弗龍托與瑪克斯之間的通信中不難看出，安東尼毫無掩飾對其老師的熱愛，老師也對其學生抱有極大的希望。安東尼曾說他受惠於弗龍托的教育。
當安東尼十一歲時，他穿上了那種樸素、粗糙的哲學家裝束，成為一個勤奮用功的學生，且過著極為勤儉節約的生活，甚至到了有損健康的地步。最後，他放棄了詩歌和修辭學的學習，投身於斯多葛學派，但他並沒有放棄研習法律，這為其日後坐上高位和執掌權柄打下了有用的基礎。他的老師沃倫修斯．麥西安努斯（Volusianus Maecianus）是一位傑出的法學家。我們一定可以猜想到他還學習過羅馬軍隊紀律，這是一個今後領導他的軍隊抗擊一個好戰種族的人所必需的教育。
安東尼在他的第一本書中記載著他老師的名字和自己所例行的義務，如果我們未能仔細觀察他的表達方式，可能會認為他所說所學似乎有點空洞或自誇的味道，得出如此結論，是大錯特錯的。安東尼的目的是為了頌揚老師們的功績，為了說明老師所教以及作為學生所應該學的。另外，這本書和其他十一本一樣，是為己所用的，如果我們相信第一本書結尾的注釋的話，它是寫於安東尼攻擊誇地人（Quadi）的一次戰役期間，在那時，對老師美德的頌揚時刻提醒他注意關於老師所教的課程及其實際作用。
他的哲學老師是察洛尼亞的塞克圖斯（Sextus of Chaeroneia），即普魯塔克（Plutarch）的孫子，他親口述說了自己從這位優秀的人身上所學到的東西。他最喜歡的老師是哲學家優尼烏斯．盧斯提庫斯（Q. Junius Rusticus），此人也是處理公共事務的高手。在安東尼成為皇帝之後，盧斯提庫斯是他的顧問。那些注定要身居高位的年輕人通常在自己的同伴和老師這些方面都沒有多少運氣，我從沒有發現哪個王子接受的教育能與安東尼相比，除他之外，老師們的學識和品格再也很難聚集在一人之上。對於學生，從那之後也不可能再有誰像安東尼那樣。
哈德良死於西元138年7月，安東尼．皮烏斯繼承了皇位。大約西元146年，安東尼與自己的堂妹也就是皮烏斯的女兒福斯蒂娜（Faustina）成婚。他繼承了繼父凱撒的封號，並管理國家政務。因此，父子得以在一起友好和睦、相互信任地生活。安東尼是一個孝順的兒子，皇帝皮烏斯也愛護並尊重安東尼。
安東尼．皮烏斯於西元161年3月去世。據說，當時參議院急切建議安東尼獨自管理帝國，他沒有採納，於是和皮烏斯的另一個養子盧齊烏斯．凱奧尼烏斯．康茂德，通常被稱為L.維勒斯（L. Verus）聯合執政。因此，羅馬第一次有了兩位皇帝。維勒斯是一個慵懶享樂之人，並不在乎自己職位如何。然而，安東尼容忍了他。據說，由於性格方面的原因，維勒斯異常敬重其同僚。就這樣，一個品德高尚的皇帝和一個放任的合夥人和平相處了，後來安東尼把自己的女兒露西拉嫁給了維勒斯，進一步加深了兩人之間的關係。
安東尼統治期間面臨的第一個挑戰就是帕提亞戰爭，在這次戰爭中，維勒斯任總指揮，但是他毫無作為，而居住在亞美尼亞、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地區的羅馬人取得的勝利，這些功勞歸於他手下的將軍們。西元165年，帕提亞戰爭結束。西元166年，奧勒留和維勒斯在東部地區取得了一次勝利。但是，恰在此時，一場瘟疫席捲了羅馬、義大利和東部歐洲，奪去了無數人的生命。
從高盧邊境到哈德里亞（Hadriatic）東部，翻越阿爾卑斯山脈的野蠻人，也時刻威脅著義大利北部。這些野蠻人就像300年前的日爾曼人一樣，企圖攻破義大利。除了短暫的閒暇，安東尼的後半生大部分時間都用來驅逐侵略者。西元169年，維勒斯突然逝世，安東尼開始獨自掌管國家政權。
在日爾曼戰爭期間，安東尼在多瑙河畔的卡爾圖姆（Carnuntum）生活了三年。其間，馬可曼尼人被驅逐出潘諾尼亞，在他們撤退藉由多瑙河時幾乎被全軍殲滅。西元174年，皇帝取得了針對誇地人戰爭的偉大勝利。
西元175年，一個智勇雙全的亞洲軍事指揮官頭目阿維狄烏斯．凱西烏斯（Avidius Cassius）發動叛亂，並宣稱自己是奧古斯都。但是，凱西烏斯被他的部下所暗殺，叛亂也告中止。安東尼對凱西烏斯家族及其黨羽的處理，顯示了極大的人性關懷。他的寬恕和仁慈，從寫給參議院的信件中可窺見一二。
在得知凱西烏斯叛變的消息後，安東尼便朝東部進發。之前他曾經於174年返回羅馬，旋即又回去繼續與日爾曼人作戰，很有可能他是直接從與日爾曼人的戰鬥中前往東方平叛的。他的妻子福斯蒂娜，陪同安東尼進軍亞洲時，在托羅斯山下突然逝世，安東尼異常悲傷。撰寫安東尼傳的卡庇托林努斯（Capitolinus），還有迪奧．凱西烏斯（Dion Cassius）都指責皇后對其丈夫不忠，但卡庇托林努斯說，安東尼要麼真不知道皇后的不忠，要麼就是假裝不知道。在所有的年代，不懷好意的披露比比皆是，羅馬帝國的歷史充斥著此類事件。安東尼深愛著自己的妻子，他說：「她溫順、熱情、儉樸。」同樣的醜聞也發生在福斯蒂娜的母親，也就是安東尼．皮烏斯的妻子的身上，但安東尼．皮烏斯依然對妻子愛護有加，滿意非常。妻子死後，皮烏斯在給弗龍托的一封信中寫道，他寧願與他的妻子一起被放逐，也不願在羅馬宮殿中而沒有妻子的陪伴。沒有多少人能比這兩位皇帝給予自己妻子如此的寬容與愛護。卡庇托林努斯撰寫安東尼傳時，是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統治時期，他可能是有意講述真相，但他只是個貧窮虛弱的傳記作家。而出了名的不懷好意的歷史學家迪奧．凱西烏斯總是披露醜聞，或許他相信任何醜聞都能對人產生攻擊作用。
安東尼繼續他的敘利亞和埃及之行，在經過雅典返回義大利的途中，他首次參加了埃琉西斯祕儀。這是皇帝針對古老莊嚴的宗教儀式和宗教慶典的一次身體力行。如果書中未有表明他是否是一個迷信之人，我們就不能因此認定他是一個迷信之人。這只是統治者公開行為的一個例子，不足以說明他的真實意圖。一個明智的君主不會粗暴地鎮壓迷信的臣民。安東尼希望臣民們都是智慧之人，但是他知道自己無法悖逆臣民的意願。
西元176年12月23日，安東尼和他的兒子康茂德取得針對日爾曼人的勝利，並回到羅馬。第二年，康茂德和他的父親聯合執政，取名為奧古斯都。在基督教會的歷史上，這一年是值得紀念的，阿塔羅斯（Attalus）和其他一些人由於堅持信奉基督教，在里昂被處死，這次宗教迫害的證據是尤比烏斯（Eusebius）保留著的一封信，是維也納和高盧里昂的基督教徒寫給亞洲和普里吉亞教眾的，信件保存非常完整，並特別描述了對基督教徒的嚴刑拷打。信中還注明，在迫害的過程中，平民要求把身為基督教徒和具有羅馬公民身分的阿塔羅斯帶到競技場。但是在收到皇帝命令之前，執行官必須把他投放在監獄裏。因此，執行官在向安東尼申請之前，許多人受到嚴刑拷打。
信上說，皇帝的公告明示，基督教徒應該受到懲罰，但是如果他們能夠放棄基督信仰，就可以釋放他們。結果，具有羅馬公民身分的基督教徒被砍頭，剩下便被競技場的野獸所吞噬，基督教會史的一些現代作家在引用這封信時，對遭到宗教迫害的殉道者們的奇蹟故事一言不發。信中提到的賽脫司（Sanctus）被烙鐵灼傷，直到身體變成了一塊焦炭，完全沒有了人形，但當再次被放到烤架上時，他恢復了先前的容顏，因此他便把懲罰當成了療傷。後來，他被野獸撕扯得四分五裂，並架到烙鐵椅燒烤，最終死去。
這封信只是一面之辭。寫信者自稱是高盧的基督徒，無論他是誰，他都為我們提供了關於這個事件本身的尋常和非尋常方面的證據。我們不能只接受他的一面之詞而拒絕另一面。如果我們相信一件事情的發生是比較有可能的話，那麼有時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證據，我們也會接受它；反之，如果一件事情看起來幾乎是不可能的話，雖然是同樣的證據我們也會拒絕它。這樣的求證方法是錯誤的。有些現代的學者還是這樣做，他們從一個故事中挑選他們喜歡的部分，而拒絕承認其他的部分；或者即使他們不斷然拒絕，也會不誠實地將這樣的證據壓制起來。人們要保持先後一致就得承認這封信的全部內容，或是全部予以否認，這樣我們才不會怪他。但是有些人拒絕這封信的真實性，卻又承認其中有些事情是真實的，因為只有這樣才可能解釋這封信的存在，而他又認為這封信的作者捏造了部分事實，可他自己也說不出這封信到底哪一部分值得相信。
在安東尼訪問東部期間，北方邊界戰事連連，因此安東尼回到羅馬便開始與野蠻人交戰。西元179年，日爾曼人在一次激戰中被打敗。就在這次戰爭中，皇帝感染疾病，死於下潘諾尼亞（Lower Pannonia）地區薩瓦河邊的希爾米烏姆營地，不過根據其他權威查證，他於西元180年3月17日死於維也納，時年59歲。當時，他的兒子康茂德陪伴著他。皇帝的遺體或骨灰被運到羅馬，並受到神靈般的尊敬和崇拜，人們為其建造塑像或半身像，在卡庇托林努斯撰寫傳記時期，許多人仍把安東尼的塑像當作門神或財神供奉著。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他就是一個聖人。康茂德在現在的羅馬科隆納廣場為其父親立碑以示紀念。安置在碑柱上的螺旋形淺浮雕是為了紀念安東尼發動針對馬可曼尼人和誇地人戰爭的勝利和一場神奇的鼓舞士氣、挫敗敵銳的傾盆大雨。安東尼的塑像建造在了首都雲柱上，後來被轉移到其他地方，於是教皇西斯都五世就把聖保羅的銅像安置在此。
在安東尼時代，歷史方面的證據是非常不完備的，一些證據根本就不可信，最令人驚奇的是發生在西元174年與誇地人戰爭期間的一個故事: 當時羅馬軍隊處於饑渴的危險邊緣，突然一場暴風雨來臨，落在敵人身上的則是火和冰雹，羅馬軍隊於是大勝。那些權威著作在提到這次勝利時都必然會提到這次神蹟。異教的學者們將其歸功於他們的神靈，基督徒們則聲稱這是奧勒留軍中的基督徒軍團的功勞，基督徒們為了證明這一點還提到皇帝曾經授予這個軍團以「雷擊」的頭銜。但是達西耶（Dacier）以及其他的學者們在維持了基督徒關於這次神蹟說法的同時，也承認，這個軍團得到「雷擊」的頭銜並不是因為誇地人受到了雷擊，而是因為這個軍團的戰士的盾牌上有一個閃電的標記，而這個軍團其實是奧古斯都時代的。
在安東尼統治之前，斯卡利熱爾（Scaliger）就已經知道了一個叫「雷擊」的軍團，我們是從迪奧．凱西烏斯得知的，他列舉了所有的奧古斯都軍團。「雷擊」或「閃電」的字眼也在圖拉真統治時期的一個碑銘上出現過，這個碑銘是在的里雅斯特發現的。尤西比烏在提到這一神蹟的時候提到了希拉波利的主教阿波里那留（Apolinarius）的名字，說正是因為他們的祈禱皇帝才取得了這樣的勝利，因此馬拉提亞軍團被授予「雷擊」的稱號。由此我們或許可以估測阿波里那留的證詞的價值。尤西比烏並沒有提到阿波里那留在他所著的哪一部書中敘述了這一事件，迪奧說「雷擊」軍團在奧古斯都的時代駐紮在卡帕多啟亞（Cappadocia）。沃爾什（Valesius）也注意到羅馬帝國官名名冊中提到亞美尼亞的道德監察官指揮的第十二軍團被稱為「馬拉提亞的雷擊」，而亞美尼亞也正位於迪奧所說的卡帕多啟亞，因此沃爾什斷定馬拉提亞並不是軍團的名字，而是軍團的駐地的名字。這一地區也叫馬拉提亞，因此他說軍團的名字並不是來自於他們執行任務的地方，而是他們被招募的地方。因此，尤西比烏所說的恐怕不太可能，不過沃爾什還是因為阿波里那留和特土良（Tertullian）權威的緣故，相信是因為軍團中基督教士兵的祈禱才帶來這次的神蹟。沃爾什說魯斐納（Rufinus）並沒有給這個軍團命名為馬拉提亞，或許他是有意不要這樣做，因為他知道馬拉提亞是亞美尼亞的一個小鎮，那時這個軍團駐紮在那裏。
據說皇帝曾向參議院報告了戰爭的勝利，我們可能認為這只是例行公事，但是我們並不知道國書的內容，因為已無法得到考證。達西耶認為皇帝的國書要麼被參議院故意損壞，要麼被基督教的對頭毀壞，因此真實可靠的證據可能已經不存在了。然而，當他說國書已經被毀，甚至連尤西比烏也無法找到時，這個評論家卻沒有看到矛盾所在。在戰爭勝利後的希臘，安東尼確實向羅馬人民和參議院發表了一份國書，是在賈斯丁（Justin）第一次道歉後，但是，這與道歉沒有絲毫關係。不過這封國書是最愚蠢的偽造證據之一，不可能在安東尼向參議院的報告中被發現。如果國書是真實的，皇帝就可以免受被迫害的基督徒的指控，因為皇帝曾在偽造的國書中說道，如果某人因是基督徒而受到控告，被告人能坦白，就能獲釋，無知之人還補充道，告密人會被活活燒死。
在安東尼．皮烏斯和瑪克斯．安東尼統治時期，賈斯丁曾做過第一次道歉，並且在安東尼時期，他提安（Tatian）反對希臘的演說，是對宗教最為激烈的攻擊。亞他那哥拉代表基督教徒向安東尼做出書面道歉，梅利都也致歉，薩爾迪斯主教和阿波里那留也向皇帝寄去書信。賈斯丁第一次向安東尼．皮烏斯和他的兩個兒子安東尼和維勒斯做出書面道歉，但是我們不知道他們是否看到。第二次道歉信是致羅馬參議院的，但是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卻是抄寫員。信件的第一章是對羅馬人的演說，第二章講述了在安東尼和維勒斯聯合執政期間所發生的事件，他還向皇帝提到了一個女人，「她向皇帝遞交請願書，皇帝同意了她的請求」。在其他章節，主要是對兩位皇帝的進言。
從上所述，道歉信是直接呈給兩位皇帝的。尤西比烏說第二次的道歉信是給安東尼．皮烏斯的繼任者，也就是安東尼的。在第二封道歉信其中的一章中，賈斯丁寫道，信奉斯多葛教義的人們，由於道德原因選擇自己的生活時，都會受到詛咒和謀殺，比如，同時代的海拉克利特斯、穆索尼烏斯（Musonius）等等。對於那些按照理性生活、藉由工作來試圖避開邪惡之人，他們總會受到詛咒，這正是魔鬼們所做的。
據說，由於拒絕向神靈做出犧牲，賈斯丁在羅馬被處死。據權威查證，此事不可能發生在哈德良統治時期。如果第二封道歉信是寫給安東尼的，此事也不會發生在安東尼．皮烏斯統治時期。有證據表明此事發生在安東尼和維勒斯當政期間，當時汝斯提古是羅馬城的長官。
一封信件表明，波利卡普（Polycarp）是在安東尼統治時期的士麥那遭到迫害，這封信件後來被傳到非羅美林（Philomelium）的教堂和其他基督教堂，由尤西比烏保管著。但是一些批評家對波利卡普死去的時間並沒有取得一致意見，分歧大約有十二年。波利卡普的殉道伴隨各種奇蹟的發生，其中一個是尤西比烏所忽視的，這個奇蹟出現在一個古老的拉丁版本的信件中，是由烏雪主教（Usher）出版的。據推測，這一版本的出版離尤西比烏時代不遠。這封信的結尾注明，其來自於波利卡普的門徒愛任紐（Irenaeus）的手抄，由凱烏斯（Caius）翻譯而成。後來由在科林斯灣的蘇格拉底再次翻譯：「我，庇沃紐（Pionius）在波利卡普啟示並且引導下，終於使我找到上面的版本，並重新謄錄了一次。」波利卡普殉道的事蹟中有很多不可思議的事情，很多現代研究教會史的專家們都有意識地將其忽略了。
為了對安東尼統治下的基督教徒狀況有一個正確的瞭解，我們必須回到圖拉真時代。當時比提尼亞在年輕的普林尼統治之下，基督教徒為數眾多，舊宗教的信奉者慢慢減少，廟宇被廢棄，節日被淡忘，沒有人肯為受害者做出犧牲。致力於保留舊有宗教的人們發現他們的利益已到了危機的邊緣。於是，基督教徒男女老少被帶到長官面前，但是長官們不知道該怎樣處理他們，對他們做的只能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對於基督教徒的頑固，他們無能為力。只能把信奉基督教定義為墮落和極端迷信，如果給與這些人放棄信仰的機會，應該有可能阻止這個宗教的蔓延。於是，普林尼寫信通知圖拉真。
在哈德良統治時期，羅馬政府開始注意到基督教徒的增加和普通民眾對他們的敵意。如果各省長官對基督徒放任不管，就不能抵抗他們對狂熱異教的盲從，於是便把基督徒當作無神論者。定居在羅馬帝國的猶太人對基督教異常敵對。在哈德良時代，基督徒便開始道歉，這清晰地表明基督教是多麼流行。哈德良向亞洲各省長官米紐修斯．豐達努斯（Minucius Fundanus）發號施令，指示長官們不能對無辜百姓百般刁難，控訴者不能敲詐勒索，對基督教徒的指控必須合理公正，而無需理會多數人的喧鬧。基督教徒因非法行為受到起訴、判刑，必須依據所犯罪行而受到應有的懲罰。為了達到同樣的效果，據說安東尼．皮烏斯也頒布了一些法令。哈德良所頒布的法令條款好像對基督徒有利，但是如果我們明白基督徒像其他人一樣在犯法時才受到懲罰，那這條法令又有何意義呢？法令真正的意圖是，如果基督徒堅持信奉基督教或者不能證明自己已經放棄基督教，他們就會受到懲罰。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相信哈德良給予基督徒的權利比圖拉真給的要多。在賈斯丁第一封道歉信的末尾，還印有安東尼．皮烏斯頒發給亞洲公社的法令，也由尤西比烏保存著。法令的日期是在安東尼．皮烏斯的第三個任期內，法令宣稱只要基督徒們不試圖擾亂反對羅馬統治，他們就不會受到懲罰。但是這個法令是偽造的，熟悉羅馬歷史的人在看到法令的形式和要旨時都會明白這是多麼笨拙的偽造。
在安東尼統治時期，新老信仰的對抗甚至更加激烈，異教徒們督促政府來抵制基督教信仰的入侵，梅利都寫給安東尼的道歉信代表了在新帝國條令下被迫害的亞洲基督教徒。他說到，貪婪無恥的告密者擁有其他人的財富後，便開始運用這些條令對那些毫無惡意之人進行搶劫。他懷疑一個公正君主是否能做出公正之事，最後的法令是否是皇帝頒布的，基督徒懇求皇帝不要向敵人低頭。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至少皇帝的法令或安東尼的憲法是存在的，並且都是以迫害為基礎的。除非基督教徒否認他們的基督教，否則就是犯法，並將受到懲罰。一些現代批評家記錄，在西元167年，士麥那的迫害活動就開始了，十年後，迫害活動綿延至里昂。此時，安東尼政府下的各省長官才完全明白圖拉真的法令是用來保護自己、懲罰基督徒的，因此即使基督徒們情非所願，他們也不得不面對被迫害的下場。但是，除了基督徒們反對所有的異教慶典外，我們不能忘記他們眼中的異教都是虛假錯誤的。因此基督徒開始向異教儀式宣戰，宣稱除了基督教之外其他一切都是虛假的，所有輝煌燦爛的慶典都是對邪惡的崇拜。毋庸置疑，這是在向羅馬政府宣戰。羅馬政府可以容忍任何形式的迷信活動的存在，卻不能容忍一個宗教派別。
如果我們對宗教史有真實的瞭解，就應該知道羅馬皇帝曾怎樣試圖阻止新宗教的誕生，怎樣實施壓迫基督教徒的政策，賈斯丁在他的道歉信中曾對此加以確認，我對此也毫不懷疑；還應該知道喧鬧和暴亂是多麼的受歡迎，有多少狂熱無知的基督教徒一方面致力於教義的信仰，一方面還要忍受羅馬政府和新教的爭吵。現存的宗教史有虛假的成分，真實常被誇大。但是，安東尼時期，異教徒公開對抗基督教徒，人們因是基督教徒而被處死，這一事實是毋庸置疑的。尤西比烏在其第五本書的序言中曾寫到，在安東尼統治的第十七年，在世界上一些地區，對基督教徒的迫害已經變得異常暴力，首先遭殃的是各城市的平民。並且，在其誇張的敘述風格下，我們可以推測出曾有一個國家無數教眾死於非命。他所暗指的國家是高盧國。然後他異常小心地給維也納和里昂的教堂去了一封信，信件的內容可能就是說明引發迫害的真實原因，講述平民對基督教的狂熱，及長官們和皇帝在處理暴亂方面所面臨的巨大麻煩。瑪克斯到底知道多少殘酷的事實，我們並不知道，因為歷史對安東尼統治時期的紀錄是殘缺不全的，這一時期，安東尼沒有制訂法令來反對基督教，因為圖拉真已經為其鋪好了路，即使我們認為他願意讓基督教自由成長，也不能確定這是否在他能力範圍內，因為我們猜測安東尼像現代的君主一樣，權力被憲法條例、參議院和前任的先例所限制。我們也不能確認他是否是一個積極的迫害者，因為沒有證據表明他對基督教徒出言不遜，儘管他對基督教徒沒有好感。除了知道基督教徒對羅馬宗教的敵意外，他便一無所知了。儘管一些護教士真真假假地遊說，他仍認為基督教徒對國家構成了威脅。我已經說得夠多了，但是如果不能充分解讀一個人的優缺點，對其個人是不公平的。如果所有的材料都是真實無誤的，他就可以消除所有的指控，但是，我在尋找真實的時候，證實一些材料是杜撰的，因此他不得不承擔對其的指責。另外，我還確定他沒能從一無所知的宗教中得到任何道德準則。
毫無疑問，皇帝的「反思」或「沉思」 是一項真實嚴肅的工作，在其第一卷中，介紹了自己、家庭和他的老師。在其他書卷中也提到了自己，《蘇達辭書》注意到安東尼在其十二卷書中所做的工作，把其稱為「規範自己的生活」，並且《蘇達辭書》還引用了書卷中的幾句話，還注上皇帝的名字，不過沒有注上作品的名字，引用的幾段話，也沒有注上皇帝的姓名。作品的真正標題無人得知，克胥蘭德（Xylander），出版他第一個拉丁版本，是手稿，包含十二卷，但是現在手稿已不知去向，其他現存比較完整的手稿藏在梵蒂岡圖書館，不過，其中幾卷已經沒有標題、沒有碑銘了，第十一卷僅留有刻著星號的碑銘，其他的梵蒂岡手稿摘自皇帝的書卷。所有的摘錄標題與克胥蘭德首碼標題幾乎一致。所有後來的版本都是用這一標題。我們不清楚安東尼或者其他人是否把他的作品分類成卷，如果第一卷和第二卷末尾的碑銘是真實的，那他就做了分類。
眾所周知，奧勒留皇帝在閒暇時間寫下了自己的想法和思考，因為要留給自己所用，所以可以推測他留下一個完整的手稿是完全有可能的，一個勤奮刻苦的人不可能讓別人代手，並且他也不願意自己祕密的思想暴露在別人的眼皮之下。他還打算把自己的作品留給兒子康茂德，但他的兒子卻沒有機會飽覽先父的智慧與哲思。一些仔細認真的人保存了這一寶貴的書卷。除了《蘇達辭書》外，後來的許多作家都提到過這一偉大作品。
許多評論家都對這本書的文字做過許多工作。其中最完整的是1652年的版本，由湯瑪斯．蓋特克（Thomas Gataker）出版。第二個版本是1697年的，由喬治．斯坦霍普（George Stanhope）監製。還有一個是1704年的版本。蓋特克在這些版本中做了許多有益的修改，他還印製了一個拉丁文的版本，雖然不是過於完美，但也表達了原有的意義，要好過現在的一些翻譯版本。在每段對面的頁面空白處，他還為其他平行段落加注了說明。他還寫了一個評論，是古代作家中寫得最完美的，這個評論包括針對晦澀難懂段落的編者說明和為說明文章而引用希臘和羅馬作家的語言。這是一個完美的學習材料，沒有英國人曾這樣做過。在序言的末尾，編者說他在位於倫敦附近的羅瑟希德撰寫這個序言，那是一個異常寒冷的冬季，當時是1651年，他已78歲高齡。那時，彌爾頓、塞爾登和其他聯邦時代的偉人都在世。當時，偉大的法國學者薩爾梅歇斯（Saumaise）和蓋特克一拍即合，並協助蓋特克編輯安東尼手稿，在1802年，希臘版本由舒爾茲（J. M. Schultz）在萊比錫（Leipzig）出版, 希臘語版本由學識淵博的阿塔曼迪努．克萊（Adamantinus Corai）於1816年在巴黎出本，也是八卷，後來由陶赫尼茨（Tauchnitz）在1821年再版。
安東尼的作品有英語、德語、法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版本，還有其他翻譯版本。我沒有見過所有的英文版本，不過由傑瑞米．科利爾（Jeremy Collier）在1702年翻譯的版本最為粗糙庸俗，夏邦泰（Charpentier）保存的由亞力克西斯．皮埃爾（Alexis Pierron）翻譯的法語版要優於達西耶的義大利語版（1772年烏迪內），我沒有見過這個由樞機主教翻譯的義大利版本，樞機主教佛朗西絲．巴貝里尼（Francis Barberini）是一個非常出名的人，是教皇烏爾班八世的外甥，他為了散播信仰的種子，耗盡餘生用母語去翻譯羅馬皇帝的思想結晶。他致力於用心靈去理解與翻譯異教所留下的高尚品德和思想精髓。
在使用這本書很多年之後，我利用空餘時間將其譯出。為完成譯著，我參閱了一本希臘版的著作，但是我從來不會僅參考一本書，我還經常與其他版本去比較。我翻譯是為自己所用，所以值得為此而工作。不過，考慮到對別人可能也有用途，所以才決定出版。原著晦澀艱深，很難翻譯，因此不可避免會出現一些錯誤。但是，我相信，自己不會漏譯。如果那些與我意見不和的，拿原著與譯著進行比較，找麻煩的人不應該匆忙做出結論：那是我的翻譯錯誤。乍一看，一些段落未顯其意，其實意思已包含其中了。我不同於其他翻譯家，我認為一些地方他們確實是翻譯錯誤，用「+」號標出的部分表明意思的不確定。我儘量讓語言輕鬆流暢，但也不忘符合原著的表達方式。版本中出現的模糊不清是源於希臘語的不達意，是再正常不過了。關於語言，我已經竭盡所能。同時在正文中同一個單詞我會給出相同的譯法。
我所注意到的斯多葛哲學最後一次體現是在辛普利修斯（Simplicius）的《埃比克泰德手冊評論》。辛普利修斯不是基督徒，在基督教大規模腐化的那種時刻，他不可能改變其身分，但他確實是一位宗教人士。他向神靈祈禱的評論並沒有為基督教帶來改觀。從芝諾（Zeno）到辛普利修斯，大約有九百年的時間，斯多葛哲學的輝煌達到頂點，形成了以偉人為特色的哲學形式，但最終煙消雲散了。直到一些義大利信件的出現，我們才再一次聽到它的聲音。波利齊亞諾（Poliziano）見到兩本模糊殘缺的埃比克泰德手冊的手稿，於是把它翻譯成拉丁文，獻給發現並保護此書的羅倫佐．德．梅迪奇（Lorenzo de’Medici）。波利齊亞諾版本在1531年第一次以合集的形式出版。波利齊亞諾把這本書推薦給羅倫佐，因為它很適合他的性格，期望在困難纏身時能對他有些用途。
埃比克泰德和奧勒留的作品在第一次出版以後就擁有很多讀者。奧勒留的這本小書曾伴隨許多偉大的人物。約翰．史密斯船長在其年輕年代經常閱讀的兩本書就是馬基雅維利的《戰爭的藝術》和奧勒留的《沉思錄》，他再也找不到其他的兩本書更適合於形成戰士加君子的性格。史密斯在他的祖國英國沒沒無名且幾乎被遺忘，但是在美洲他卻拯救了年輕的維吉尼亞殖民地。他的英雄氣概和他在軍事上的成就都很偉大，但最偉大的則是他的高貴的品格。因為一個人的高貴絕不如一般的粗鄙的想法那樣是來自於財富和地位，也並非來源於人的知識，相反知識反倒經常與那些最卑劣的人性相連，它使得人們對那些位居高位的人極盡諂媚，對處在貧窮的底層的人則傲慢無禮。一個人真正的偉大來源於對一種以誠實為目的的生活方式的認知，它建立在對自己和對一切都公正的評價的基礎上，建立在經常的自我反省上，堅定地遵守他認為是正確的原則而不讓自己陷入煩惱。正如皇帝所說的那樣，他不應該根據別人怎樣想、怎樣說，或是別人做與不做，來決定自己的思想、言語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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