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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I)

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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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在近代社會的條件下,什麼樣的人才有資格取學術和政治為安身立命的〝志業〞?在一個因"除魅"而喪失了意義的世界中,學術和政治是否能夠成為新的"神",讓志在追求知識或參與政治的人,替自己的生命找到意義,為世界創造價值?

  本書收入韋伯最著名的兩篇演講:〈學術作為一種志業〉和〈政治作為一種志業〉。這兩篇演講,是韋伯去世前不久,在戰爭與革命侵襲籠罩下的德國〝新〞文化重鎮慕尼黑。韋伯總攝他一生學術、思想、道德與政治的關懷,透過歷史與社會學角度的比較分析,以及在道德、價值層次上的批判反省,就學術知識與政治行動的性質、條件、限制,提出冷酷的界定和慷慨的呼籲。

  這兩篇演講,是二十世紀思想的最重要文獻;它們讓讀者沈痛地認識到近代人處境的艱難,也迫使讀者用〝英雄倫理〞的態度,在〝平實的眼前工作〞中,掌握住關係到人性尊嚴的一線希望。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韋伯(Max Weber, 1864-1920)


  德國學者,與馬克思、涂爾幹齊名,並列為現代社會學的「奠基者」。歷任柏林、弗萊堡及海德堡等大學教授,曾主編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一生著述甚多,以《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宗教社會學論文集》及《經濟與社會》等最為膾炙人口。

譯者簡介:

錢永祥


  台灣大學哲學系(1973),英國里茲大學哲學博士候選人,現任職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林振賢

  東吳大學歷史系(1976),東海大學歷史學碩士(1980),現任教東吳大學歷史系。

羅久蓉

  台灣大學外文系(1971),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歷史學碩士(1982),現任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簡惠美

  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梁其姿

  香港大學歷史系(1975),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歷史學博士(1981),現任職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顧忠華

  政大經濟系(1978),德國海德堡大學博士(1987),現任政大社會學系兼任教授。
 

目錄

總序/余英時

譯例

增訂版序

《韋伯選集》導論

Ⅰ.韋伯小傳
Ⅱ.韋伯的政治關懷
Ⅲ.韋伯的學術

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I)
 Ⅰ.導言:價值中立與責任倫理
 Ⅱ.學術作為一種志業

開場
年輕學者學術生涯的外緣條件:德國與美國
學術研究機構的〝國家資本主義化〞
學術生涯中的機運問題
學者與教師的難以得兼
學術生涯外緣條件的總結
學術的專業化
靈感在學術工作中的地位
當前流行的〝人格〞論
學者的〝人格〞
何處尋覓學術工作的意義
理知化的主要意義
進步與死亡的意義
學問的價值──問題的提出
前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概念的發現之意義
理性實驗的興起
近代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學問的價值作為學術工作的預設
價值預設與各類學科的關係
政治不屬於課堂
為什麼政治不屬於課堂
學術求於信徒者──一個例子
〝令人不快〞的事實
價值的多神論
美國年輕人對教師的態度
教師不是領袖或生命導師
教師對學生的〝生命〞所能提供的幫助
對學問的認定和獻身
教師扮演先知的徒然
神學的預設──理知的犧牲
學者沒有犧牲理知的權利
面對〝眼下的要求〞

Ⅲ.政治作為一種志業
開場
政治的初步界定
國家在社會學上的定義
政治的定義
正當性的三種純粹類型
卡理斯瑪型支配
從支配者到支配運作的資源
支配之經營的兩項要素──人與物
人的因素:行政僚屬
物的因素:行政工具
身分制政治團體
君主擁有行政工具
近代國家對行政工具的收奪和壟斷
新型職業政治家的出現
政治作為副業與政治作為主業
〝為了〞政治而活和〝依賴〞政治而活
資產對職業政治家的意義
專業官僚的興起
首席政治家的出現
政務官吏和事務官吏
職業政治家的性格和類型
僧侶
文人
宮廷貴族
士紳
法律家
律師和官吏的不同性格
官吏和政治家的不同性格
群眾政治家
新聞工作的特殊地位
新聞工作者的缺乏餘裕
新聞工作的政治前途與艱辛
黨工
政黨經營型態的起源
政黨在英國初起時的型態
政黨發展的第一個階段
政黨組織的獨立和強化
黨工的期待
政黨新舊型態之間的衝突
早期英國政黨的組織
黨務會的崛起
新式政黨機器在幾個方面的影響
英國新式政黨機器下的領袖
早期美國政黨的發皇
獵官制
黨老大
美式官吏制度的變化
在德國政治工作的三項基本態勢
德國政黨的望族派系傾向
新式政黨機構的出現和領袖的關係
領袖民主制的前景和機會
志業政治家的出路
政治作為志業的心理意義
志業政治家人格上的條件
虛榮的破壞力
信念以及價值對政治行動的意義
政治的道德地位
自鳴正義的道德和責任的道德
道德和政治的離與合
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
目的與手段之間的緊張關係
用目的來聖潔化手段的困難
惡的存在之事實
倫理的多元論
以武力為手段的後果
志業政治家應有的警覺
能以政治為志業的真人
艱苦前途的考驗
政治作為一件工作的真義

附錄
 Ⅰ.韋伯兩篇演講發表的日期
 Ⅱ.韋伯論學者與政治家
 Ⅲ.韋伯論帝國總統

註釋
索引
人名對照表
 

增訂版序

  《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Ⅰ》的第一版於1985年出版,迄今已經六年有餘。大概是因為當時正逢所謂的「韋伯熱」在台灣流行,所以初版很快便告售罄。幾年來,出版者頻頻要求繼續印行上市,偶爾也有新一代的學生抱怨欲讀此書卻無法覓得。但筆者始終希望一本負責的態度,待初版的編譯內容有所改進後,再以修訂版的形式與讀者見面。慚愧的是,由於筆者疏懶成性,以及個人研究工作的牽掣,修訂工作延續了三年之久。這種屬於另外一個時空環境的工作效率,在今天的台灣居然有其可能,必須感謝本冊的其他譯者、本選集的主編康樂先生、以及遠流出版公司的王榮文先生和羅麗芳小姐的寬容與耐心。

  這個修改增訂版與初版的不同,大概有下列三方面。

  首先,我們用施路赫特的〈價值中立與責任倫理──韋伯論學術與政治的關係〉作為本冊導言,取代初版的導言──阿宏的〈韋伯論學者與政治家〉;阿宏此文現在移作附錄。施路赫特這篇文章對韋伯兩篇演講的論證結構有極為細膩深入的分析和重建,並取韋伯的觀點與晚近社會理論關於知識與政治實踐的一些新反省對觀,可望對讀者提供較多的幫助。

  其次,我們將初版的全部譯文,與原文對勘一遍,做了許多修改與潤飾,以期在忠實與可讀兩方面能勝過初版舊譯。顧忠華先生曾對原譯文提出許多批評和建議,對這次修訂工作助益極大。修訂過程中,筆者也曾參考馬克斯韋伯著,王容芬中譯,《學術生涯與政治生涯──對大學生的兩篇演講》(北京,1988),以及收在Peter Lassman & Irving Velody,eds.,Max Weber's 'Science as a Vocasion'(London,1989)中Michael John執筆的〈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的新英譯。對照之下,筆者相信,就韋伯的兩篇演講而言,本書在台灣讀者較易利用的中英文字版本之列,可能是比較忠實而且比較有用的一個譯本。

  第三,我們將韋伯的一篇政論小文章〈論帝國總統〉,收入本書作為附錄,希望讓讀者淺嚐略窺韋伯的論政態度。這篇中譯當初在《當代》雜誌發表時,筆者曾撰簡短的導言,除了說明韋伯晚年論政的局勢背景之外,尚企圖將韋伯的政治思考方式連繫到最近台灣的若干現實政治爭議上來。在這樣做的時候,這篇導言的某些措詞難免暴露急切之情,與本書的編譯體例相當不合。不過,幾經考慮之後,我們仍將這篇導言照原來模樣收入,藉以突顯韋伯的政治關懷在今日台灣依然有其鮮活的參考價值。

  當然,經過這些修改增補,並不代表本書已經近於理想。數年來,筆者雖然未曾針對韋伯進行專題研究,卻仍然利用機會陸續閱讀了不少關於韋伯之生平、政治思想、以及師友交誼(特別是他與盧卡奇的關係)的二手著作,深知本書所提供的〈韋伯小傳〉以及〈韋伯的政治關懷〉何等不足。在翻譯方面,一些段落的論證理路仍然不盡明朗清晰,一些關鍵字眼仍然無法拔到較為貼切的中文對等字詞。此外,原文中出現的幾個典故、人物,也一直未曾找到出處或資料。這些缺陷和疏漏,恐怕要俟諸下一代資源更豐富的學者來彌補了。

  這個修訂版完稿之時,台灣正在內外交迫的困局中呈癱瘓之象;舊的秩序已經崩潰,新的秩序卻仍無頭緒。經驗似乎顯示,我們的價值反省能力尚無足以設定新的目標,而我們從事切事政治經營的能力,也不敷擺脫困局、開創新機之需。在這個關頭,本應扮演純粹超導體角色的翻譯者,竟敢奢望他的翻譯工作可以供這個社會多一個學習的機會,自然不會在意橫遭非份托大之譏!

錢永祥1991年10月
 

詳細資料

  • ISBN:9789573275145
  • 規格:平裝 / 376頁 / 25k正 / 14.8 x 21 x 1.88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會員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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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則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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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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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8
新橋譯叢是國內德語文獻翻譯的頂尖表現!而且用紙極佳,利於書本的保存。
韋伯著作,理論與實用兼具,滋味豐富。本書應作為大學生必讀之書。

頁145,[13進步與死亡的意義]:
……諸位在托爾斯泰(Leo Tolstoy) 的作品裡,可以看到這個問題以最原本的形式提了出來。他提出這個問題的方式很獨特。他整個思考,環繞在"死亡是不是一件有意義的事"這個主題上逐漸發展。他的回答是:對於文明人來說,死亡沒有意義。死亡對於文明人來說沒有意義,因為文明人的個人生命,是置放於無限的「進步」當中;依照這種生命 本身的內在意義來說,這樣的生命永遠不會走到盡頭。因為對那些處身在進步過程中的人 來說,前面永遠有下一步待走;任何人在死亡之時,都沒有抵達巔峰,因為巔峰是在無限之中。亞伯拉罕(Abraham)(10) 或古代的農民「年高而享盡了生命」(11),因為他是站在 生命的有機循環過程中;因為就生命的本質而言,他在生命的黃昏已經獲得了他的生命所 能給他的一切;因為他眼中再也沒有他會想要去解開的疑惑;因此,他可以說,這一生已經活「夠」了。反觀文明人,處在一個不斷透過思想、知識、與問題而更形豐富的文明之中,很可能"對生命倦怠",而非享盡了生命。他只能捕捉到精神之生命不斷新推出的事物中微乎其微的一部分,而他所能掌握的,卻又只屬一時而非終極。在這種情況下,死亡在他眼中,乃成為一樁沒有意義的事件。既然死亡沒有意義,文明生命本身也就不再帶有 任何意義;因為死亡之所以缺乏意義,正是肇因於生命之不具意義的「進步性」。在托爾斯泰後期小說中,此一論點隨處可見,形成他藝術的基調。

比對禮記.大學:
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中國人在三千年以前對於生命意義,有其非消極的,永恒之看法。先人們說:
要敬重每日生活中的革新,天天學習讓自己變得更好(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硺如磨者,自修也/禮記.大學);好,還要更好!無所不用其極,然後止於至善。

三千年後的西方人卻對進步(新)有無意義之感。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在那個無意義的點上,看的是「個人」之生命。而非「人」之生命。
我們可以從禮記.大學中得知,進步(新)的意義在於推己及人。有個人至家庭;有我與人人。而死亡,將在整體人的積極意義中,消除了死亡加諸於個人的負面之孤寂無望之情感。並且在整體的人性中,見到人所預見之至善及人之生命必由超乎於人的至聖之所在而出。
如此的確認,足以面對死亡與虛無不時帶來的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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