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普選問題是香港回歸祖國以來最重大的政治爭議，在2014年9月下旬到12月中旬的“佔領”（“佔中”或“雨傘”）運動又是“一國兩制”實施以來面對的最嚴峻考驗。如何理解這些現象，對於研究社會科學的學者來説，是富有挑戰性的課題。
本書便是田飛龍博士就這個課題的研究成果。田博士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學院，現在任教於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田博士是在中國研究"政治憲法學"的知名學者，由於我自己也十分關注中國內地的政治憲法學研究，所以有機會在研討會中認識田博士，並邀請他來港大法律學院當Leslie Wright基金訪問學者，這是我的榮幸。
田博士學貫中西，他的研究具有深度、廣度、歷史及文化維度和跨學科的學術視野，而且堅持學術研究的理性、客觀性和獨立精神，超越一般政治話語，這是我特別欣賞和敬佩的。雖然田博士是內地學者，但他對於香港社會及其文化和價值觀有一種“同情的了解”；此外，他不單研究香港，更把在香港實施的“一國兩制”置於整個中國的現代化事業來思考。本書中包含田博士對於“一國兩制”和香港的民主發展的睿見，讀者若能仔細閱讀，必有豐富的收穫。
田博士在本書中提出的不少觀點，都是我十分欣賞和認同的。田博士一針見血地指出，雖然人大“8.31決定”所提出的並不是“理想民主”方案，但如獲立法會通過，將會是“香港歷史上最重大的普選時刻”。其後，“在限制性框架下的特首普選中，最打動選民心理的競選策略，是承諾帶領香港人民‘繼續民主’起來，接力追求‘真普選’”。中央將“繼續作為香港民主發展‘循序漸進’的主導與調控性力量，但香港民主在民意推動下的‘繼續民主’之路不可逆轉。”港人應“勇敢而理智地實現‘視角內轉’，重建與中央的政治互信，在信任增加的條件下進一步爭取更優普選框架，這一前景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唯一可欲的。”
反過來説，田博士語重心長地寫道：如立法會否决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將是香港政改的重大挫折，導致政改‘原地踏步’。實際上不存在‘原地踏步’，而是‘不進則退’，若退下陣來，則香港社會將可能長期無法走出‘過度政治化’漩渦，無法通過‘視角內轉’重建中央信任以獲取更寬鬆的普選框架，更無法從容適應中國對新一輪區域經濟整合的佈局和安排，從而導致香港加速‘二線城市化’。果真如此，則香港作為‘東方之珠’勢必黯淡無光，繁榮穩定成為過去時，一國兩制之典範意義完全落空，僅靠澳門個案不足證明。如此前景，只是中國人內部的相互消耗和雙輸局面，央港雙方應共同極力避免之。”“央港雙方的內耗與對畤所造成的只能是‘雙輸’格局，是整體中國人的悲劇與災難。”
作為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人，我特別欣賞田博士關於香港對中國可能作出的貢獻的觀點：在“‘一國兩制’憲制框架下”，香港的民主化乃“具有‘政治特區’屬性的自治民主試驗。其制度過程既是香港基本法秩序的民主改進，同時也是中國整體國家建構和政治民主轉型的先導與示範。在此意義上，香港民主便具有了超越一城一地治理的普遍歷史意義，而匯合入中國長時段的立憲民主進程之中，同時又在深圳河一側構成與‘經濟特區’之國家試驗具有互補性的‘政治特區’優勢。”“今日中央看待香港，除了繼續鞏固其金融中心和自由貿易港的經濟地位之外，更應看到香港是一個高度發達和成熟的法治社會，以及一個在民主化進程上先於內地的政治社會，賦予香港民主法治更高程度發展以國家試驗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宏闊意義。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更長周期裏，……內地法治建設進程需要進一步汲取香港法治成熟經驗，而內地民主建設進程亦需要認真對待和借鑒香港民主的可能經驗。”
田博士的這段文字令我想到，在鄧小平當年的宏觀構想中，“一國兩制”不但有利於中國（包括港澳和台灣地區）的和平統一，而且有助於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到了今天，我仍然相信，“一國兩制”的成功實施──包括香港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繁榮、民生的改善和民主的發展，將是港人對中國的現代化和走向富強和民主的一點貢獻。港人與內地的同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榮辱與共。香港在“一國兩制”下逐步實現政制的民主化，實現《基本法》所規定的“普選”的最終目標，不單是香港的事，也是整個中國的事；不單對港人有意義，對整個中華民族也有意義。如果在香港實現行政長官由全體永久性居民一人一票普選產生，這無疑將是中國境內的一個壯舉，香港將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管轄範圍內，第一個實現普選行政首長的城市。
但願港人能求同存異，攜手建設一個更民主的香港！
陳弘毅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
2015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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