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民國三十六年，余來臺任教於省立師範學院(師範大學前身)。時光復伊始，圖書奇缺，初僅於圖書館借得舊唐書半部，嗣與同仁商議交換，始閱及全部，漸及新唐書等，(作者自有資治通鑑)。閱讀既囿於唐代，研究亦隨之專一。歷時既久，問題日積，耿耿於懷，時冀解決。三十八年後，每於課暇往來於中央研究院(時在楊梅)及臺灣大學等圖書館，抄錄整理，不敢稍懈；偶有微見，隨筆撰述；片段剪接，修改再三；如是者復二年。及四十年始草成「李唐太原起義考實」一文，就正於師友後，於四十二年發表於大陸雜誌。嗣後續有發表，而研究興趣益高。
茲從友人之囑，選輯十篇付梓，計曾刊於大陸雜誌者六篇，刊於師大學報者四篇。因各篇原自成單元，內容不免略有重複，為保持原有面目，未加斧刪，至祈讀者見諒。
各文排列之次序，大體依發表之先後。惟「武則天入寺為尼考辨」雖發表較早，但因其事為時較晚，故移於後。「初唐帝室間相互關係的演變」與「玄武門之變及其對政治的影響」二文，原名「初唐帝室間相互的關係及其對政治上的影響」，因篇幅較長，發表時分而為二，茲仍因之。
余自民國四十九年度(四十八年八月開始)接受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之補助，於茲五年。本書所輯論文中，受補助後完成者六，前此所作者四。蓋前兼課多而神分，後得專心研究，實有以致之耳。是當特加申明者也。
史料範圍至廣，搜集頗為困難，漏誤之處，在所難免，尚望明達，不吝指教。倘能由此引起更熱烈之研究，開闢唐史研究之新天地，則大幸矣。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四月四日李樹桐於臺北師範大學
推薦序１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夏，菶陽先生郵書來，言其唐史考辨已成書，索為之序。竊思菶陽來臺曾已十餘寒暑，孜孜不倦，從事唐代史事之考辨，其書必有可觀，固不待於序而必傳也；所可以言者，其用心之篤且慎耳。夫唐代者，中國史蹟升降隆汙之際會也。自秦漢大一統之局以後，紛爭三百年，至隋唐而復合。當此魏晉南北朝三百年中，文物之含蓄與傳播，日益進展，而華裔同軌之局成，一若江水之就下。唐室為海宇所朝宗，理也，亦勢也。唐室之盛，發於貞觀而享於開元。太宗之勵精圖治，世所共知，然其為人多才而好事，易略同於煬帝。煬帝敗而太宗興者，雖云殷鑑在前，亦抑其自有慙德，遂能自歛其行，而使貞觀之世千載以還猶稱盛焉。菶陽治唐史有年，頗思董理唐代政治得失之關鍵而論列之。今先成數篇，專考初唐之重要史實，對太宗德國之跡及其影響，考證尤詳。用心專精，無一懈筆，所得結論，足發前人未發之覆。吾知其成書之後，必能見重於茲世也。抑菶陽更將舉唐代三百年政治大事之大凡，而一一論列之乎？則尤所祈望矣。
勞榦五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序於美國加州大學
推薦序２
李樹桐先生治唐史多年，對於唐代若干重要史實的考證，先後曾經發表論文多篇。現在選出其中最重要的十篇，彙為唐史考辨一書出版，這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
自李唐時起，因為史料的浩繁，政府遂建立史館，由宰相監修國史。在那樣的制度下，史官們的抱負和責任心便不如古代了。又加唐太宗奪嫡成功以後，唯恐天下後世人對他非議，令給事中許敬宗另修高祖太宗(初稱今上)實錄，對於史事的記載，遂不惜加以隱諱修改。後來的新舊唐書取材又多淵源於實錄。這是初唐無信史的根源。
李先生的治唐史，用心精審，考辨嚴謹，不僅視其所以，還要觀其所由；不只廣引博證，更要旁引側證；經過多年的辛勤研究，得從修改失實的記載裡，發現出來史事的真象。
例如：
1.兩唐書都說太原起義為太宗首謀發動，現在所得的新結論是：高祖主動，太宗只是贊助。
2.歷來都說高祖昏庸無能，現在證明他確是雄才大略。
3.唐以後的人都相信太子建成與楊文幹同反，現在證明他是被人誣告。
4.歷來治史的人都相信太宗立志要雪的恥是：高祖曾經稱臣於突厥，現在證實卻是太宗自己的渭水之恥。
這些和其他等等新結論，每項都令人有撥雲見日之感。
許敬宗在實錄裡所偽造的記載，欺人欺世已經一千三百多年了。現在李先生把它推翻，使唐代的史實得以重現真象。這是李先生辛勤研究的成績，是近年來史學上的重要發現，也是本書貢獻的所在。
沙學浚 五十三年四月於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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