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補編

序／余英時
出版說明
一九○六年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五年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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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
一九五八年
一九五九年
一九六○年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序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初版於一九八四年五月，距今已三十又一年。現在聯經出版公司決定增刊一部［補編］，將［年譜］付印前從原稿中刪除的一切文字彙集起來，印成專冊，附於［年譜］之後。在胡適研究領域相當活躍的今天，這無疑是最受歡迎的大事。

　　三十一年前我曾有幸為［年譜］寫了一篇長序；以此因緣，現在聯經的老朋友們盼望我再為［補編］寫幾句話，以當介紹。我有義不容辭之感，但卻下筆躊躇，不知當從何處說起。幾經考慮之後，我決定根據最近所見新資料，將［年譜］何以發生大量刪改之事略作說明，也許可以加添讀者對於［補編］的史學價值的認識。

　　胡頌平先生在［年譜］「後記」中說：

　　適之先生是五十一年（按：一九六二）二月廿四傍晚……去世的。十月十五日安葬之後的第二天，繼任院長王雪艇（世杰）先生在院務會議上組織一個「胡故院長遺著整理編輯委員會」，他透過遺著編輯會同人的意見，推定由我負責胡先生的年譜。我怕這個任務超過我的能力範圍，不敢擔承，拖了兩年。……可是雪艇先生……堅持非我不可。他更繼續不斷的督促，我終於接受這個任務。（［年譜］第十冊，頁三九三○）

　　頌平先生述［年譜］的緣起和撰寫過程，大致如此。最近校訂本［王世杰日記］已排印問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上下兩冊，二○一二年），為我們提供了較詳的背景知識。［日記］一九六二年八月八日條：

　　召開第一次「胡適遺著整理會」，預定于三年內完成整理工作，將不自撰傳記，但將編製年譜。（下冊，頁九六五）

　　所記比頌平先生的追憶還要早兩個月。至於「後記」中「繼續不斷的督促」之說，則有［日記］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條予以證實：

　　余近日力促胡頌平君早日完成胡適年譜初稿，此一工作亦余甚為關念之事。（下冊，頁一一七五）

　　統觀［日記］中有關［年譜］的各種記述，可知雪艇先生最初是以院長的身分，將它當作研究院的一項編纂計畫正式提出的。但也許是出於對胡適的特別敬愛，他最後對它發展出一種發自內心的個人承諾（“personal commitment”，相當於他所謂「關念之事」）。因此雖在辭去院長職位之後，他仍然當仁不讓，將［年譜］之事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他是一九七○年五月退休的，但次年九月二十五的日記說：

　　胡適之年譜，余已（按：「已」似衍文）民國五十一年胡先生死後，到研究院時，即主張覓人撰著，以編纂委員會及余本人助之。編纂會未盡其責任，余只能隨時與胡頌平君商量，並儘可能助其覓取材料，實則係胡君一手撰成。初稿計油印厚冊廿八本，于今年八月始完成，雖尚需審校，然既有此初稿，工作總算大體完畢，余甚以為慰。至如何校審以及出版等事，余仍擬盡力為之規劃。（下冊，頁一三八○）

　　又十月一日條記：

　　晨與胡頌平君商量校閱［胡適年譜］初稿事，擬請錢思亮、陳雪屏、毛子水、楊亮功、楊聯陞分別部門校閱。余亦擬參預。（頁一三八一）

　　這是年譜初稿大體完成後雪艇先生對於整個計畫的回顧和前瞻。很顯然的，他毫不遲疑地以計畫主持人自居，逕自擬定校閱人名單，而且將現任院長也包括在名單之內。這當然不能以「戀棧」之類觀念解之，因為其中祇有義務而無一絲一毫「權」或「利」可言。事實上雪艇先生是澈頭澈尾為他個人的「承諾」或「關念」所驅使，所以［年譜］從撰寫、校閱到出版，他都是一股最重要的原動力。

　　但年譜初稿進入校閱階段之後，刪和改便必然隨著提上了議程。［日記］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條：

　　胡頌平所撰［胡適年譜］已告完成。余告以宜稍刪若干無關要旨之紀錄，並約數人分任校閱。校閱畢可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黨部，由中研院請求准許出版。（同上，頁一三九九）

　　可見雪艇先生初讀全稿之後，首先便向編者提出了「刪」的要求。更重要的，這則日記明說［胡適年譜］必須得到政府和中央黨部的准許，然後才有出版的可能。這就更和「刪」緊密地連繫了起來，而且決不限於「無關要旨的紀錄」了。在這條日記的四個月之前，即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八日，他記下了下面這一觀察：

　　［胡適年譜］係余八、九年來商由胡君頌平編纂，搜集其生平所發表之言論文字甚詳，至本月其全部初稿已脫稿（約二百餘萬言），余尚不知如何進行出版。適之言論有攻擊政府及國民黨者，但無攻擊蔣先生者，惟在政策上對蔣先生所採取態度，亦時有批評（例如對總統任期問題）。（同上，頁一三六三）

　　把這條記事和政府及中央黨部「准許出版」的問題結合起來看，我們便不能不承認：無論對於編者或校閱人而言，「刪」都構成了最難克服的挑戰。必須說明，我並不把「刪」和政治完全混為一談，但是我相信政治敏感是年譜遲遲不能定稿的一個重大原因。

　　初稿脫稿在一九七一年七、八月之間，已見上引日記；但四、五年之後，出版依然遙遙無期。雪艇先生對此事焦灼萬狀。［日記］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條：

　　今日與陳雪屏商酌將胡頌平所撰［胡適年譜］，儘早出版。（同上，頁一六三四）

　　五天以後（三月二十六日）［日記］載：

　　午後陳雪屏來商胡適之年譜稿出版事。（同上，頁一六三五）

　　一九七六年九月六日［日記］：

　　昨晤陳雪屏，堅促其設法將胡頌平所撰［胡適之年譜］儘今年內付印。（同上，頁一七二一）

　　同年十二月六日［日記］：

　　午後赴錢思亮院長家，共商胡適出版事。陳雪屏、胡頌平、毛子水、楊亮功俱到。余力主僅［儘］一年時間整理胡頌平稿完竣付印（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所需整理費用，擬向王雲五處商請由商務墊付。（同上，頁一七三七）

　　前三條都是和先岳陳雪翁商酌［年譜］出版事，其急迫之情盡顯無遺；他似已將出版的主要責任託付於雪翁。

　　最後一條所記是關於［年譜］出版的一次正式集會，包括［年譜］編者和前面提到的四位（在台灣的）校閱人；其中陳、毛、楊三公則同為適之先生的北大門人。雪艇先生顯然是要通過這次正式會議，以確定［年譜］的出版期限；他「力主僅一年時間」也充分反映出一副迫不及待的心態。［年譜］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也出於他的提議，大概是因為王雲五與適之先生有師生關係之故。但此事後來未能實現，其故已不可知。

　　事實證明，這一正式決議依然落了空。一年多以後，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他在［日記］中寫道：

　　昨日與陳雪屏商定辦法，由胡頌平負責整理［胡適年譜］，儘本年夏季完稿交印。（同上，頁一八一五）

　　老調子又重談了一次；不用說，失望也再添了一回。讀之令人沮喪。這是［日記］中關於胡適年譜的最後一條記述。［日記］止於一九七九年九月，［年譜］出版於一九八四年五月，雪艇先生則卒於一九八一年三月，因此他至死都沒有聽到［年譜］初稿整理完竣的消息，更不用說付印了。

　　從一九七一到一九七八，雪艇先生督促［年譜］出版，一年比一年急迫，［年譜］的編者和校閱人對此必有深切的感受。在如此巨大的壓力之下，他們始終不能交卷，決不是由於不夠努力，而是因為阻力太大。據我的判斷，「刪」和「改」必是阻力的一個重要部分。刪改［年譜］並不難，難在怎樣才能「刪」、「改」到政府和黨部都能夠接受而仍然不致歪曲譜主的歷史真實。我相信，編者和校閱人為此必曾費盡心血，［補編］的出現也許可以使我們窺見他們的苦心孤詣。

　　但［補編］的史學價值遠不止此。［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是一部最豐富、最集中、最可信、又最有系統的史料匯編。出版以來，它早已成為胡適研究的基石。據我瀏覽所及，許多關於胡適生平和思想的論述，包括若干年譜和傳記等，都是踏在［年譜長編］的基址上建立起來的。［年譜長編］雖長達三百萬字以上，但由於敘事條理井然，讀之引人入勝，欲罷不能。我所知道的一個最動人的例子是考古學家夏鼐先生（一九一○—一九八五）。［年譜長編］是一九八四年五月出版的，夏先生在當年九月尾便得到了這部巨著，從九月二十七日開始，一直到十月二十一日才閱畢全書。我們知道，夏先生當時是一位大忙人，但是他忙裏偷閒，斷斷續續，卻一字不遺地讀了下去。［年譜長編］不但喚醒了他的記憶，而且還觸動了他的感情。［夏鼐日記］一九八四年十月六日條說：

　　閱［胡適年譜長編］第五冊，一九四七年前後，胡適來南京，都住在史語所，我第一次與之有所接觸，他的日記中可能會有提到我的地方。這時期我在南京，一度代理史語所所長。讀［年譜］，頗有陳寅恪的詩所謂「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正（按：「正」是「已」之誤）滄桑」之感。（［夏鼐日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一年，卷九，頁四○一）

　　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條云：

　　上午在家，閱［胡適年譜長編］第十冊，全書十冊，三九三○頁，共三百多萬字。這書的後半，也是我所經歷的歷史。（同上，頁四○六）

　　這個例子充分說明［年譜長編］不僅是史料匯編，它同時也是一部成功的編年史。

　　現在這部編年史因［補編］的印行而恢復了它的全貌，我們怎能不歡欣鼓舞呢？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