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一九三○年代臺灣的教育與社會

　　日治時代，殖民統治者基於統治需要，在不同時期引進了不同教育制度。在需要會講「國語」的行政官僚與教師時，建立了國語學校；在需要基礎衛生人力時，建立了醫學院；在需要農林工商人才時，建立了職業學校。

　　但是，當殖民者有其教育目的時，臺灣人怎麼想？是配合這套體制，成為殖民者想要的人？還是利用這套體制，達成自己想要的目標？

　　本書以1930年代為中心，考察臺灣社會對教育的想望。過去的研究，多集中在近代學校體系初創的日治初期、臺灣知識分子可以自己發聲的1920年代，以及戰爭時期的皇民化教育。相對來說，我們對於1930年代的教育、社會狀況認識有限。然而，1930年代正是臺灣社會教育需求爆發的時期，臺灣學齡兒童就學率首度超過50%、各級學校大幅擴張，升學也不再是少數菁英的特權。這些成長，除了來自殖民政府的統治意圖之外，更多的是臺灣民眾積極爭取的結果。

　　不同於既有研究，大多關注殖民者如何透過教育政策遂行統治目的。本書反向思考，關心新式教育來到近代臺灣時，臺灣人如何看待與應對？殖民地社會的人們，抱著什麼心態入學？他們具備什麼條件，可以接受或不接受殖民者所設定的教育目標？甚至如何反過來利用這套新的教育體制，達成個人成就？

　　作者以過去少見的視角，點出了臺灣人在近代教育中的主動性。從公學校教師、公學校畢業生、實業補習學校、鄉土教育、臺灣教育會、收音機體操、健民運動及義務教育八個關鍵字切入，呈現了在殖民體制下，臺灣青年突破重重限制，尋找出路的努力與掙扎，以及臺灣社會為了獲得更多教育機會以及追尋自我認同的曲折過程。

　　各章內容簡介
　　
　　殖民統治下沒有家庭奧援的臺灣青年，如何靠著自己所受的教育，一步步培養自己的實力，與統治者周旋，尋求發達之路？
　　第一章〈公學校教師的發達之路及其限制〉，以新竹出身的張式穀為例，說明殖民統治下沒有家庭奧援的臺灣青年，如何靠著自己所受的教育，一步步培養自己的能力，尋求發達之路。作者指出，在1910年代之前，除了當醫生之外，升學國語學校、畢業後回故鄉擔任公學校教師，是臺灣地方菁英的最好選擇。但是1910年代以後，各種產業興起，迫切需要人才，許多教師因而放棄教職，轉行從事實業，開啟不同的人生，其後以各種形式飛黃騰達。公學校教師的這些人生進路選擇，明顯與殖民統治機制的變化有關，同時也相當程度地受到統治當局的規範與限制。
　　
　　在就學率普遍低靡的年代，那些只念完公學校（小學）而沒有繼續升學的人，畢業後可以做什麼？這個學歷能幫助他們找到好工作嗎？
　　第二章〈公學校畢業生的社會史意義〉考察日治中期公學校畢業生在社會上的狀況。1920年代以後，學校體系整備，臺灣社會逐漸認識到在社會中，學歷是可以證明自己能力的證書。有學習意願的臺灣兒童，積極爭取入學機會，一階一階取得更高學歷，或是以此學力／學歷為基礎，嘗試正規升學管道以外的學習機會，以便在社會上有更多發展的可能性。對選擇接受新教育的臺灣人來說，很多人是想藉此擺脫農民的身分，然而，臺灣總督府或教育官僚的預想是，公學校教育是學習國語及教化機關，大部分臺灣人只要公學校畢業即可投入職場，兩者出現了不小落差。
　　
　　1930年代，公學校畢業的學生逐漸增加，想升學的人也隨之增加，實業補習學校為何會成為受臺灣人歡迎的升學選項？
　　第三章〈實業補習學校的成立與臺灣社會的教育欲求〉考察1930年代後半蓬勃發展的實業補習學校，追索其成立與發展的社會背景。臺灣的實業補習學校，於1922年「新臺灣教育令」頒布後陸續設置，為小、公學校畢業後的升學選項之一。臺灣總督府的期待是，透過二年或三年長期的、固定的教育機構，有效地教化臺灣青年。與總督府的教化期待有所出入，臺灣社會更希望透過實業補習學校取得更上一層樓的學歷資格。
　　
　　1930年代，日本政府想透過鄉土教育培養學生愛鄉愛國的精神，可是臺灣總督府卻遮遮掩掩，想推行又不敢大力推行，為什麼會這樣呢？在日本統治時期，誰才可以學臺灣的歷史？
　　第四章〈｢愛鄉心｣與｢愛國心｣的交錯〉探討1930年代臺灣鄉土教育運動的推進者及其主張，以及殖民地鄉土教育的權力操作。由於擔心鄉土教育引起臺灣人懷想中國，除了在鄉土教材中刻意略過臺灣歷史，也不由總督府中央，而由地方州廳來推動。雖然鄉土教育的出現是基於國家統合意圖，但是對受過近代教育的臺灣人教師而言，正是摸索臺灣在地認同實踐的場域。
　　
　　臺灣教育會是日治時期最大的教育團體，這個團體的存在是為了凝聚教師的認同感，或有其他目的呢？
　　第五章〈戰爭時期的臺灣教育會〉這章的焦點放在臺灣教育界的代表性團體──臺灣教育會，考察其於戰爭時期的教育言論、出版活動，以及個別教師的動向。臺灣教育會最主要的會員是小、公學校教師，但機關誌《臺灣教育》雜誌基本上並不是小、公學校教師發表、交流、形成教師集團自我認同的園地，而比較接近是由教育官僚或中高等學校教師來教育、教化小公學校教師。臺灣教育會做為教師及教育官僚的專業團體，雖然偶爾有「臺灣教育界」這樣的集團認同出現，不過內部的專業認同感並不明確，也很少嘗試摸索自主性的活動。
　　
　　中小學常做的國民健康操，早在日治時代就有了，當時為什麼要推廣收音機體操呢？
　　而1930年代的臺灣，又在什麼社會環境下流行起收音機體操呢？
　　第六章〈做為機關裝置的收音機體操〉從近代化的裝置、國民化的裝置以及戰爭動員的裝置，考察日治時期臺灣收音機體操的發展過程。收音機廣播是1920年代最先進的媒體；清晨做收音機體操的身體，能夠配合近代的時間規律，符合都市生活作息。收音機體操於1930年代出現在臺灣，正好就是臺灣的都會文化、大眾文化發展的時期。1930年代中期以後，在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旗幟下，收音機體操和各種新發明的體操在整個帝國同步總動員，成為帝國確認忠誠的試紙。
　　
　　戰爭時期，人民的健康及體力狀況，也是左右戰局的關鍵。殖民政府透過什麼方式，
　　管理並強化臺灣民眾的健康與體力呢？
　　1930年代後期，日本進入戰時體制，面臨國內壯丁體位低下的問題，政府開始思考如何提升壯丁體力，使其成為符合戰爭所需的人力資源，並推行了一連串的政策，包括設立厚生省，推行、強化各種增進健康的活動及政策、實施體力章制度、通過〈國民體力法〉。這些政策的目的皆在於提升戰爭所需的兵力及增產所需之勞動力的素質。第七章〈戰爭時期的身體動員與健民運動〉這章，從體力的要求、健民運動的推進及學校衛生的配合三方面，考察殖民地臺灣在戰時體制下如何被捲入帝國人力資源的要求，及其與日本本國的異同。
　　
　　辦教育很花錢，義務教育更是需要一大筆錢。為什麼臺灣總督府在戰爭打得如火如荼的時候，還要在臺灣實施義務教育呢？辦教育的經費從何而來？
　　在戰局如火如荼時，殖民政府開始考量如何動員殖民地人民，其中一項準備便是實施義務教育，確保未來的兵員受過基本讀寫訓練以及國民教育。第八章〈日治末期義務教育與國民學校制度的展開〉透過詳細比對公文檔案的內容與報章雜誌的報導，還原日治末期教育政策制定的政策過程，究明了義務教育制度實施的決策過程，以及國民學校制度施行於臺灣的政策過程。

作者簡介

許佩賢

　　嘉義人。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專攻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長期從事教育史研究及教育史料蒐集整理工作，發表過十數篇相關論文，著有《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遠流）、《太陽旗下的魔法學校》（東村）等書，並譯有《攻臺戰記》、《攻臺見聞》等重要史料。

序章
 
我研究臺灣教育史，一方面是基於對臺灣當代社會、特別是教育方面議題的關心，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教育史的研究對經歷過殖民統治的臺灣，特別有意義。
 
早期我關心的是殖民政府如何透過教育進行控制，塑造適合殖民地統治的人民，也就是「作為統治技術的教育史」。然而，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究竟在怎樣的程度上，能有效達到目的？殖民地社會的人們，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情與期待進入學校體系？他們具備什麼樣的條件，可以接受／不接受殖民者所設定的教育目標或規訓？甚至在什麼樣的可能性下，可以反過來利用教育體制，達成個人成就？基於這樣的問題意識，我開始關心教育政策、教育制度以外的學校生活、個人的心性與行動，同時思考近代教育對臺灣社會的意義，可以說是「具有社會史意義的教育史」。以教育史的例證，一方面究明了殖民地統治之本質與原理，同時也觀照到殖民地人民的自覺與選擇。
 
長期以來，我的研究便是在這樣的問題關心上，從不同的視角考察「個人」、「教育」、「社會」與「國家」的關係。而就學率明顯提升、學校大幅擴張、戰時動員正要啟動的1930年代，則是考察殖民國家、被殖民社會、近代式學校機制以及受教育啟蒙同時被規訓的個人，各種交叉點最適當的時期。
 
1930年代以後，一方面承繼1920年代以來自由教育的精神，在世界性的不景氣中，重新重視生活周遭、鄉土的教育；另一方面則因為進入準戰時體制，開始許多配合戰爭動員的前置措施，開啟了後來的｢皇民化教育｣。1937年中日戰爭開始後，不論教育法規、學校制度、教科內容、教育活動等各方面，皆可看到為了配合戰爭動員，以將人民改造為皇民為目標，進行改制、調整。1930年代以後教育問題的主題之一，就是教育如何成國家戰爭動員的工具，以及這個工具為何、以及如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