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這本書是當香港九龍為日本法西斯強盜佔領前後那個時期,我個人的日記。由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進攻香港起,到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五日我逃出香港止,歷時共四十九天。
記錄港九陷落的報告,市上已有兩本書印行,在報紙上發表過,沒印成單行本的報告更多,那都是在一九四二年春發表的。我這個日記遲至一年後才寫成,又遲了幾個月經過一度修改才決定付印。從書商生意眼的眼光來看,這日記寫出來的時間是太晚了,大家對香港九龍的淪陷,已不若一九四二年春那樣注意,銷路怕不會多。而在我自己來看呢,這日記在現在發表,還是太早,因為太早,遂不能不影響了它的內容。我的原意本打算在戰後再發表,那時說話似乎更可比較客觀。可是為什麼我又改變初衷,在現在想把它付印呢?簡單的說是一種「敝帚自珍」的心情造成我這新的決定。
我從正式到報館作編輯到如今,已過了十六年以上的新聞記者生涯,這職業,在中國依照社會習慣是一種被民眾內心裡賤視,表面上卻要恭維的職業,大致和訟棍在社會上的地位差不多。而北洋軍閥之類的當政者,對付記者的辦法,則是一隻手拿著鈔票,一隻手拿著手槍,不怕你不屈服。在這種傳統的影響下,新聞記者如果有良心,有主張,有骨氣,有鬥志,即使僥倖不成為殉道者,也必然的要弄的遍體鱗傷,而且在你死之前,有的是無窮的艱苦日子在等待著你。──當一個國家步入真正的「民主」的過渡時期,這本是新聞記者無可逃避的歷史的責任,我既生在這樣的時代中,又選定了新聞記者為自己的終身事業,自只有堅強的負起自己應負的歷史使命。所以自從作了記者以來,兢兢業業的工作,惟恐走錯了路。我常常警告自己,不應把自己所編出來的報紙,當作翌日即是覆醬瓿的爛紙,而應當把它看成那是組成人類歷史記載的一部分。假使不能將親歷的一切,忠實的寫出,那我們就是那些偽造歷史者的幫閒,即使出於無心,也是罪無可逭。因此抗戰以來,每逢遭遇到一個重大的事變,我即每天寫一點自己認為應當記下來的材料,那些也許是當時不能發表的,但希望在將來有一天,我能將自己親歷的一切寫出來,供給修史者參考。
不幸的是近幾年來生活太流動,幾度的逃亡流徙,什麼東西都漸散失,最使我心痛的,是八一三上海陷落前後,我所寫的日記的全部遺失,和我由香港到新疆途中所寫的日記的部分佚散。而且以目前個人的環境來講,流徙生活,仍在繼續之中,怕在香港所寫的日記又復散失,遂乘著枯居桂林,無事可作的時候,把它陸續整理出來。整理出來後,卷帙更多,自己更難保存,遂興印行的意念,為了印行,大加刪削一次,就成了今日這本日記的面目。
這會是一本值得一讀的書麼?供給了多少值得保存的材料?我自己都不能答覆,而是要由讀者代我答覆的。不過有一點我覺得差可告慰讀者,就是在這四十九天的日記中只有因為寫的太早而未寫出的材料,至於已寫出的材料,都是親見親聞,可憑徵信。對於敵人罪惡行動,我也沒有特加渲染,一切都是如實寫出,大家到現在已都知道在新加坡,日寇對華僑特別酷虐,在香港對華僑卻相當懷柔,那並不是他們對香港華僑有好感,而是以一種政策為中心,而形成的不同手段。所以我的報告,也許有可提供研究敵情參考的地方。此外也有些我談到了我們的盟國──英國,在港行政官吏的弱點,但那決不是攻擊,而是指出我們自己應當知道的自己的缺失,在盟國反攻時,它也許會有點參考價值吧?……至少在我自己的心上有著這樣一種期望。
1943年4月23日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