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雨的記憶

　　今年已是文革50年，暴風雨過去了，如果連什麼記憶都沒留下，我們不僅愧對自己，也愧對我們的後代——所以有了這本書。

　　新版比初版增加了200頁篇幅。

　　這是一本關於北京四中的回憶文字的結集。25位作者曾是北京四中的學生，均屬所謂“老三屆”，即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初中和高中畢業生。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時，“老三屆”的年齡大約在十三歲到二十歲之間，正值青春年少。

　　北京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國最有名的中學之一，曾處在暴風雨的中心，在這小小的舞台上，展開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歷史場景。這些回憶文字，正是從不同的角度和立場，記述了這場暴風雨中的個人經歷。有些敍述往往會溢出校園以外，因為暴風雨是沒有邊界的。記憶往往具有模糊性、選擇性及排他性，在這個意義上，沒有所謂“歷史的真實”，或者說，“歷史的真實”存在於不同的記憶的重合、錯位與對立中。

　　四中地處北京西城，距正門不遠就是有名的西什庫天主教堂；後門一街之隔就是林彪的住宅。兩邊的道路都可以直通市中心的長安大道。“文革”時，四中已有六十多年的歷史，一向以教育的質量聞名。“文革”以前多年，四中的高考升學率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考上四中，等於進入高校的勝券已經在握，因此，這座學校成了男生競爭的目標，就是很自然的事。同樣自然的是，勝者之中相當一部分是黨政軍高級官員的子弟，更有一些是元勛之後。雖然四中不乏刻苦攻讀的平民子弟，但幹部子弟由於其數量和影響，不能不主導了當時的校風。

　　北京四中既是“貴族”學校，又是平民學校。這其間有一種內在的分裂，這分裂本來不怎麼明顯，或許被刻意掩蓋了，而文革把它推向極端，變成鴻溝。

　　“造反”、“破四舊”、“抄家”和“打流氓”這四件大事，構成紅衛兵運動的高潮，貫穿始終的是“鼓吹血統論”和“死保劉少奇”這兩個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主題。紅衛兵運動以“衝擊公安部”事件告終，此後一直處在被歷史清算的地位上。這構成了北京紅衛兵歷史的基本脈絡。
 

作者簡介

北島

　　一九四九年生於北京，做過建築工人、編輯和自由撰稿人。和朋友於七八年在北京創辦文學雜誌《今天》，一直擔任主編至今。自八七年起，在歐美多所大學教書或任駐校作家，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講座教授。其作品被譯成三十多種文字，獲得多種國際文學獎及榮譽。近年出版的中文書包括詩集《零度以上的風景》、《開鎖》和散文隨筆集《藍房子》、《午夜之門》、《時間的玫瑰》和《青燈》等。

曹一凡

　　北京四中六八屆高一 (五) 班學生。一九四九年生於四川成都，在北京長大。一九六五年考入四中。一九七一年八月分配工作，做燒火工，先後做技術員、工程師、總工程師，有專利成果若干。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工作與生活變動，此後在中關村經營電子科技公司。

維一

　　即黃其煦，北京四中六六屆初三 (一) 班學生。一九六九年先赴內蒙古阿榮旗農村挑水種莊稼，後去雲南西雙版納農場砍樹栽橡膠。一九七二年回京閉門讀書。一九七六年到北京故宮博物院看大門。文革結束後，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習，後到德國科隆大學繼續研讀。一九八九年後，至美國哈佛大學及德國法蘭克福大學訪學。現任職美國聯邦儲備銀行。
 

小學畢業時，對北京的中學幾乎一無所知，聽老師講到男四中的好處，不知深淺報了。暑假從海濱回來，收到四中的一封信，想起落考生由第一志願學校發通知的說法，心頭一涼，打開方知虛驚一場。我和四中長達八年的不解之緣就這樣開始了。

那時的四中，除了北邊那棟不起眼的二層教學樓外，主要由平房小院組成。北面的小院是教研室，毗鄰的是少數住校生的宿舍。禮堂兼學生食堂有些殘敗，座落在校園西南角。藏書可觀的圖書館，還有數個設備齊全的物理、化學、生物實驗室分佈在校園南邊。操場在教學樓北面，標準的四百米跑道環繞足球場，北面靠牆還有幾個籃球場。完整的院牆，把四中與外邊的世界隔開。校內建築大多年久失修，從東面正門進來，還是能感到一種肅穆的氣氛。

上了中學，對未知的世界充滿了好奇心。雖難免為作業和考試所纏，最令人難忘的還是那種領會新知識時醍醐灌頂的神奇感覺，特別在代數、幾何、物理、化學和生物課上，老師就像來自天界的導遊，把我們帶進滿是寶藏的神聖殿堂。我們這幫毛孩子在不知不覺中脫胎換骨，長大成人。

本以為政治和數理化差不多，靠的是不斷鑽研與質疑，其實不然，那不僅於事無補，反而會把自己引向是非的漩渦。

一“四清”運動

初中畢業，老師在評語中，把我的政治表現說得一塌糊塗，讓我很傷心，看來上高中是沒指望了。一九六四年暑假從海濱歸來，竟然收到四中的錄取通知書，我成為初三一班升入本校高中的少數學生之一。

一九六五年，山雨欲來風滿樓，我卻沒什麼察覺。一天，我在操場打排球，正在興頭上，同班同學楊百朋走過來對我說：“你還在這兒玩啊！還不快到班上看看，牆上貼的都是什麼。”說得我莫名奇妙。匆匆走進教室，才注意到牆上貼滿了批判我的小字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