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評論‧作家訪談錄Ι

　　附有作家珍貴手稿圖片。

　　幾乎從我記事起，我就被《巴黎評論》的訪談所深深吸引。把它們匯集在一起，構成了對「文學是怎樣的」這一問題最好的、最現成的探究，從許多方面看，問文學是「怎樣的」比問「為什麼」更有意思。──薩爾曼‧魯西迪

　　《巴黎評論》的訪談總是從最佳的視角切入大作家的內心和寫作倫理。獨自坐著專心閱讀，就能獲得藝術碩士（MFA）創意寫作課程的訓練。──戴夫‧艾格斯

　　應該在酒會、朗讀會、婚慶宴會、狂歡派對等各式各樣的熱鬧場合分派《巴黎評論》訪談集。它們也非常適合從高中到藝術碩士課程的各級學校使用，事實上，我曾用這些訪談開設整整一個學期的創意寫作課，別的地方哪裡還能讓我找到世界上最偉大的作家和他們說過的智慧、荒唐、憤怒言論?這些訪談精彩紛呈、令人激動、不可或缺。──科倫‧麥凱恩

　　海明威：我總是用冰山原則去寫作；冰山露出來讓你看到的部分，是因為有水面下的八分之七。你所瞭解的那些東西儘可刪去，這會加厚你的冰山。

　　亨利‧米勒：藝術家是什麼？就是那些長著觸角的人，知道如何追逐空氣中宇宙中湧動的電流的人。我們無非只是一種讓空氣裡的某些東西變得有用的媒介。

　　納博科夫：亨伯特是一個虛榮、殘忍的壞蛋，卻讓自己看上去很「感人」。我自己創作出來的人物，怎麼可能將他「貶低」成無足輕重的小人物呢？

　　厄普代克：在寫作的過程中，必須有一種超出意志之外、無法被預定的「幸福感」，它必須歌唱，必須自然順暢。

　　馬奎斯：寫東西幾乎跟做張桌子一樣難。兩者都是在與現實打交道，素材正如木料一樣堅硬。基本上很少有魔術，倒是包含許多苦工。

　　瑞蒙‧卡佛：當你把自己的生活寫進小說時，你必須知道你在做什麼，你必須有足夠的膽量、技巧和想像力，並願意把與自己有關的一切都說出來。

　　米蘭‧昆德拉：第一，徹底去除非必要之物，第二，「小說的對位法」，第三，明確具小說格調的隨筆。
 

作者簡介

《巴黎評論》編輯部

　　「作家訪談」是美國文學雜誌《巴黎評論》最持久也最著名的欄目，自1953年創刊號中的E.M.佛斯特訪談至今，從未中斷此當代重要作家的長篇訪談，最初以「小說的藝術」為名，逐漸擴展到「詩歌的藝術」、「評論的藝術」等，迄今已有三百多篇，「作家訪談」成為《巴黎評論》的招牌，也奠定此一特殊文體的典範。

　　一次訪談從準備到實際進行，往往歷時數月甚至整年，足跡進到作家的書房、工作室、客廳……遍及歐洲、南美、亞洲……全球各地，聽聞作家在熟悉的環境聊著個自的寫作習慣、怪癖、修改方式、困頓時刻、文壇祕辛……真實有趣且極具生活化、現場感，亦為「作者論」的重要文化史料，可謂為「世界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文化對話活動」。
 

米蘭‧昆德拉
──克利斯蒂安‧薩蒙（Christian Salmon），一九八三年
 
本次採訪，是一九八三年秋天在巴黎和昆德拉幾次會談的產物。我們在他靠近蒙帕那斯區的頂樓公寓見面，在一間昆德拉當做辦公室的房間裡工作。裡頭的書架上滿是哲學和音樂學的書，有一台老式打字機和一張桌子，看上去更像一間學生宿舍，而不是世界知名作家的書房。其中一面牆上，兩幅照片肩並肩掛著：一張是他父親，鋼琴家；另一張是楊納傑克（Leoš Janáček），他非常喜愛的捷克作曲家。
 
我們用法語進行了幾次自由而漫長的討論；沒有用磁帶錄音機，而是用了一台打字機，剪刀，還有膠水。漸漸地，去蕪存菁並經數度修改後，這個文本現出其形。
 
昆德拉的最新小說《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一出版即暢銷，本次採訪就發生在這之後不久。突然而至的名氣讓他很不自在；昆德拉一定同意洛瑞（Malcolm Lowry）的說法，「成功就像一場可怕的災難，比一個人家裡失火還要糟。名聲將靈魂的歸所都吞噬。」一次，當我問及媒體對他小說的某些評價時，他答道：「我只在乎自己的看法！」
 
大多數的評論者，傾向於研究作家，還研究作家的個性、政治立場及私人生活，而不是作家的作品。昆德拉不希望談自己，似乎是對這一趨勢的本能反應。「對必須談論自己感到厭煩，使小說天才有別於詩歌天才。」昆德拉對《新觀察家》雜誌如是說。
 
因此，拒絕談論自己，是將文學的作品與形式放在注意力正中心，聚焦小說本身的一種方式。這次關於創作藝術的討論，正是為此目的。
 
《巴黎評論》（以下簡稱「評」）：你曾說過，在現代文學中，你覺得自己比較接近穆齊爾（Robert Musil）與布洛赫（Hermann Broch）這兩位維也納小說家，更勝於其他任何作家。布洛赫和你一樣，認為心理小說的時代已走到盡頭。相反，他信奉他稱之為的「博學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