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並重：監理會在華事業研究(1848-1939)

序／胡衛清
第一章 研究緒論
第二章 背景
第三章 以傳教士為主體的早期宣教(1848–1885)
第四章 本土教會的建立和發展(1886–1939)
第五章 監理會在華文教事業
第六章 監理會在華醫療衛生事業
第七章 監理會在華婦女事業
結語
致謝
參考文獻


 

序

　　馬光霞博士告知，她的博士學位論文經修訂後，將收入中原大學基督教與華人文化社會研究中心的「歷史文化叢書」，並由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出版。我獲知此消息很高興，也很欣慰，她多年的學術追求終於結成果實。

　　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我到蘇州大學進修學習，當時校園裡一些風格獨特的建築曾讓我感到震撼。蘇大的老師告訴我這些老房子是以前東吳大學留下的，而東吳大學是一所基督教大學，我開始對基督教有了一點印象，不過還談不上興趣。後來因緣巧合，我在上海讀研究生時受先師劉學照教授的影響，開始對近代上海文化產生濃厚興趣，同時蒙易惠莉、田文載等校內外老師的指點，遂以上海中西書院為碩士論文選題，對監理會在上海和蘇州的早期教育事業作了一點粗淺的探索。不過，當時受資料的限制，並沒能深入做下去。此後，關於監理會在華的歷史問題一直縈繞在我的心頭，總希望有人能繼續完成這項研究。

　　馬光霞在跟隨我一起研習基督教史後，她個人因私人原因常在魯滬兩地往返奔波，這使得她逐漸對江南、對上海發生了興趣，並開始關注監理會在華的歷史。確定學位論文選題後，她不辭辛勞，反復到上海、北京等地的檔案館、圖書館搜集資料，歷經數載，終於完成博士論文，順利畢業。

　　近些年基督教在華歷史的研究在研究取向上已經發生明顯的轉移，即關注的重點逐漸從外國差會轉向本土教會，從來華傳教士轉向本土基督徒，這種轉向與學界「在中國發現歷史」的主流旨趣是一致的。不過，如果稍微仔細觀察一下，就會發現儘管海外漢學界和國內學者都在實踐這一理念，但其實有很大的不同。就前者來說，其研究是希望儘量減少乃至消除西方中心論對研究的影響，盡可能多的關注中國本地因素，盡可能多的使用本地資料，以一種人類學的同情來理解和審視中國人與中國社會。就後者來說，一些研究則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帶有「中國中心論」色彩，民族主義成為其潛在的價值尺度，從民族文化的自我認同立場出發看待近代的世界交往，將一切外來的因素視為「異己」因素，而一切本土的因素都具有天然的正當性，只有用本土因素改造外來的因素，使其本土化、中國化，外來者才有存在的合理性。這種完全以本土為是、以外來為非的取向實際上是傳統夷夏之防觀念的現代變異，即便是從歷史的角度看這也是相當偏狹的觀念，更何況身處 21 世紀的世界！這種觀念將本土視為一種固定不變的物件，實際上沒有「外來」，何來「本土」，在歷史上，所謂的本土社會一直就是開放和多元的，是演進和變化的。各種外來和本土因素的交流融合不斷生成新的本土因素，本土社會才能真正具有活力。從兩千多年的中外交往歷史可以看出，正是在與所謂周邊和內部的「夷狄」的交往過程中，華夏文明才得以延續，「中國」才得以不斷成長。在此過程中，無論是邊疆民族的漢化，還是內地漢人的胡化，都是交往過程中的正常現象，並無是非對錯之分。正是通過各種形式的的密切交往，正是彼此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才使得「中國」的元素空前豐富起來，並處於不斷變動的過程之中。

　　在具體的歷史場景中，無論是「中」還是「外」都只是一種暫時性的空間區隔和身份標識。一旦「外」進入「中」，很快就會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關係模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將在華基督教一直視為「洋教」，作為攻擊的物件，只是民族主義的一種話語策略，並非歷史的真實。從馬禮遜進入廣州開始，基督教的本土化、中國化進程就已經開始，這是一種自然發生的過程。在差會和本地社會的互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新的教會模式，美國學者裴士丹(Daniel H. Bays)稱之為「中外新教聯合建制」(Sino-Foreign ProtestantEstablishment)。就來華傳教士設定的最終目標來看，這種模式當然不是理想模式，它只是一種過渡形態。不過，這卻是包括監理會在內的各主流宗派教會的共同模式。在這種模式形成的早期階段，來華傳教士無疑處於核心地位，即使到後來本地教會陸續建立起來後，傳教士仍然佔有很重要的位置。對待這種模式不能簡單地給予肯定或否定，而應仔細分析其在具體歷史處境中的作用和影響。

　　對於傳教士而言，他們其中一些人已經意識到自身在教會中所處的優越地位，認識到近代西方文明進入中國的強勢姿態，所有這些都有可能構成基督教在華傳播的障礙，所以他們一方面在機制上重視本地教會領袖的培養，希望本地教會人士儘快成長起來，另一方面，在文化取向上，他們強調中西並重，防止教會出現洋化取向。對於本土基督徒而言，一方面重視自立自養，立足本土，努力成長起來，以便獨立擔任自身應負的責任，另一方面，在最具根本性的神學建設上力圖保持足夠寬廣的視野，既不畫地為牢，與教會的神學傳統相割裂，也不願完全因襲特定宗派的歷史包袱。無論在思想層面還是在教會的體制層面，中西並重都是近代中國教會所必走的一段重要歷程。馬光霞博士能注意於此，在研究重心的選擇上保持平衡，在中西之間，差會與教會之間無偏無倚，對監理會的中外教會人士及其所開辦的事業均能持平討論，這種研究方法實是對當前過於偏重所謂本土要素，而將差傳完全忽視，或只視為一種背景性因素的做法的有力糾正，具有明顯的學術意義。

　　實際上，基督教是一普世性的宗教，其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會面臨與當地社會和文化的調適問題，但所有這些調適都將進一步加強基督教的普適性。當來自美國南方的監理會傳教士進入中國的江南時，這種特定歷史情景下的「南南合作」，不僅使這個較為保守的教派出現了像林樂知這樣的思想極開放的教士，而且為監理會在華事業的落地生根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誠如作者所言，在近代來華的基督教宗派中，監理會無論就派出的人力和物力都難以排入實力雄厚的幾個大宗派之列，但是該會將傳教總站設在傳統江南最核心的城市蘇州，同時又在近代中國的經濟中心上海謀求發展空間，其傳教觸角分佈環太湖流域，監理會的傳教圈與中國最具活力且傳統積澱極為深厚的江南經濟文化圈的重合，可能正是該會能在近代中國發揮重大影響的關鍵所在，馬光霞博士對此的立論和分析實是一項重要的發現，值得學術界予以關注。當然，理解上海和江南社會需要時間，對於來自一個中國北方省份的學者來說更需要時間，空曠乾燥的華北平原與煙雨朦朦的江南畢竟是迥然不同的風景，不過這種差距再大，總比不過納什維爾(Nashville)和上海的差距大，來自萬里之遙的監理會傳教士尚且在江南找到了傳教事業的基點，馬博士現已落籍滬上，假以時日，我相信其在江南基督教史的研究領域當有更豐沛的成果。最後應當特別指出的是，基督教的中國化雖為一自然進程，但絕非基督教單方面適應中國社會，而是基督教與本土社會相互適應、相互調適的雙向互動過程。尤為重要的是，中國化的前提必須是基督化，在保有基督教的核心元素和基本價值的前提下，自主地而非被動地汲取本土的一些文化因素和符號，構建具有帶有本土色彩的信仰表達，成為基督教普適性的證明，而不是以本土性來對抗和消解基督教的普適性。從基督教在中國最近兩個多世紀的歷史經驗和民間基督教強烈本土色彩所衍生的各種實際問題來看，本土化只是問題的開始，而非問題的解決。

　　數年前，一位對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有開創性貢獻的資深前輩學者對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狀況作出總結性評估，認為這項研究已經由「險學」變成「顯學」。我們這些跟隨先進的後輩學子聞言之後，自然非常振奮。就目前兩岸三地的總體情況來看，這位前輩的判斷仍然是正確的。不過，歷史的長河中不可能總是波平如鏡，總會有不少迂迴和漩渦，在乍暖還寒的時節，幾滴冷雨的確會喚醒人們對冬天的記憶，但我仍然深信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應當不會再經歷風刀霜劍，因為春天確實已經來臨。